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做不了好学问。能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
　　固然好，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摒弃自身的文化背景，拥洋为重，最终只会失去身
　　份认同，变得高不成、低不就。菲尔兹奖（Fields Medal）得主、华人数学大师
　　丘成桐指出，中国学术界所面对的，正正就是这个窘境。 丘成桐接受访问的时候
　　，谈到中国学术界种种不良的风气，归根究底，所有问题都是源于1966至1976年
　　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中国多年良好的文化传统，大师给中国学术界点破死穴
　　。
　　
　　他解释：“自那时开始，中国人的价值观完全改变，是非观念和道德操守遭到扭
　　曲，以致现在的学生和学校变得唯利是图，这种文化气候，是中国难以孕育一流
　　学问的最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父母崇洋的心态，也令孩子失去深厚的文化根基。丘成桐指出，中国
　　许多父母都希望子女做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西方人，结果是中西文化都学不好，
　　他更以“二不像”来形容这个现象。文化上的缺失，影响尤其广泛深刻，以致中
　　国的学术界，出现以下种种流弊。
　　
　　
　　“中国的学生，？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够赚钱，要么当官，他们普遍有一种学而优则士的想法，认为只要当官，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所以，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到一个地步，足够令他们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学问根本没有热诚。”丘成桐概叹，在中国，真正有心钻
　　研纯科学的人实在不多，跟外国的学生真心以研究为目标相比，实在相去甚远。
　　
　　
　　名牌大学只唯利是图
　　
　　除了部份学生以金钱挂帅外，有些学校的态度也是唯利是图的。某名牌大学的代
　　表和一些中国官员曾经到哈佛大学取经，然而，他们问的问题，叫丘成桐感到非
　　常失望，他说：“中国的大学一心只想赚钱，他们问哈佛大学如何图利，但当我
　　告诉他们办学不能赚钱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相当失望。”
　　
　　对于中国教授的质素，丘成桐也不敢恭维：“即使是国内名牌大学老师的质素也
　　没有保证，许多老师只懂讨论第三流的问题，学生不会钻研出第一流的学问。”
　　
　　
　　除了质素差劣外，有些老师也没有做好本份教好学生。丘成桐举了一个很经典的
　　例子：“哈佛大学数学系有一年录取了一个全北京大学最优秀的学生，当我们向
　　北大核实学生的身份时，北大全数学系26个最资深的教授也不知道，最后一直问
　　到副教授才能确定这个学生的身份。”丘成桐后来发现，有些老师教学生，原来
　　从未见面，也不相往来，这倒是闻所未闻的稀奇事。
　　
　　丘成桐又批评中国只重量、不重质的风气：“只着重宣传生产多、数量大，领导
　　便会高兴。以学术界为例，有些大学的教授，一人带着30个博士生，误以为教导
　　愈多学生表示自己愈有能力，但结果是全无质素可言。在外国，一个教授只会带
　　着2至5个学生，但是那些学生很多都会成为大教授，这就是质素。”
　　
　　除了教授迷信数字外，就连大学与大学之间，也在进行数字的角力。他说：“全
　　国有500多个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至各省的重点大学往往以院士的
　　多寡去量度学校的质素，提拔人才的时候，又以那位教授在某个场合讲话最多为
　　标准。中国人就是缺乏自信心，才会这样量度自己。”
　　
　　北大清华令人很灰心
　　
　　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首，一个国家有高质素的大学，固
　　然是好事，但是，丘成桐却指出，北京大学的势力范围，遍及全中国，当中的派
　　系斗争，反而窒碍了学术界自由的发展。丘成桐直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
　　中国其他大学的打压，令人很灰心。”
　　
　　“我认识中山大学的一位学者，他对数学的认识，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但
　　是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他的打压，令他的地位连边也沾不上，充其量只是
　　在广州有一点名气而已。”丘成桐概叹，“这种社会风气令学者觉得学问不是最
　　重要的。既然单*阿庾奉承便可以得到重用，为何不抄小径？”
　　
　　人治观念强，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丘成桐指出，在这种文化气候底下，中国的学术界欠缺一个公平、公开的人才提拔机制；同时，学生的发展空间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丘成桐说：“在中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主要是院士，他们的平均年龄约70岁，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担当最前线的领导工作，但是国内学生的研究方向，仍然得以这些人的好恶来决定，假如他们不喜欢你的研究方向，你是做不成的。”
　　
　　研究员只顾讨好上级
　　
　　中国的研究员，精力都花在讨好上级之上，对知识的渴求，似乎只是次要。丘成桐说：“在中国做研究的顾忌实在太多，对于相同的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并没有高低对错之分，但是，中国的学生永远不敢跟老师唱反调。”
　　
　　
　　人治观念过重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出现任人为亲的情况。丘成桐说：“在中国，提拔人才的所谓“机制”，已经成为提拔自己亲信的工具。在美国，只要你有能力，20多岁已经可以当上大教授；但是在中国，假如你不是博士或领导出身，即使你有能力，别人也会借机打击你。”丘成桐当上史丹福大学数学系教授那一年，他才25岁。
　　
　　理论科学的研究，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相当重要，这就是丘成桐对理论科学的评价。他指出：“欧美几百年来钻研理论科学，根基深厚，有利发展任何工业。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深厚的底子支持。”
　　
　　但是，丘成桐认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看不到理论科学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投放在理论科学的教育经费实在太少，研究理论科学本来就是最省钱的，就以数学为例吧，根本不需要什么机器，研究一个数学的题目，所需经费很少。”
　　
　　然而，由于理论科学的价值，不能立竿见影，所以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丘成桐指出：“理论科学就好像礼、乐、射、御、书、数，在中国文化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丘成桐强调，礼、乐、射、御、书、数建立的，是无形的文化资产，同样地，实用科学必须建基于理论科学之上，才能够站得住脚。
　　
　　由于对理论科学缺乏长远的眼光，加上部份学校亦有“做大做多”的倾向，所以有关部门愿意花百万元（人民币，下同）兴建教学楼和教师宿舍，只因为这些都是别人看得到的东西。
　　
　　然而，丘成桐批评，没有软体的配套，硬体做得再好也无用武之地。他曾经到访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发现大学的图书经费，相当缺乏。丘成桐概叹：“别说一般大学，就连国内的名牌大学如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也找不到数学界的期刊。”
　　
　　丘成桐指出：“研究任何一个科目，期刊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领导层认为期刊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售价却要数千元，他们认为不值。期刊能够将第一手的资讯带给你，但是他们却看不到期刊的重要性，所以大学也得不到这方面的经费。”
　　
　　丘教授的一个心愿
　　
　　丘成桐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帮中国强大起来。这些年来，他先后为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研究所、晨兴数学研究中心及浙江大学数学研究中心筹集资金逾一亿元。
　　
　　
　　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加上近代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认同不足，令中国做不了好学问。丘成桐概叹：“外国人都来学中国的文化，汉学在日本也很流行，偏偏就是中国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其实，文化修养对一个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许多中国人每每面对困境都会显得手足无措，归根究底就是文化修养的问题。”
　　
　　对于未来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丘成桐很希望，中国人能够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做好学问，因为只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才有望发展世界一流的学府。然而，要改变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态度，要走的路，还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