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未来科学家铺路

　　每年的十月中旬，全世界都在传递从斯德哥尔摩传来的消息，谁又成为一颗科学新星，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属谁？

　　使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和倍受鼓舞的是已有杨振宁、李政道（1957物理学）、丁肇中（1967物理学）、李远哲（1986化学）、朱棣文（1997物理学）、崔琦（1998物理学）等六位华裔科学家(在美国的研究工作)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金。这也表明中国的基础教育甚至是大学本科教育是扎实的。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中国公民在国内的研究工作获得过这种殊荣。从中学生国际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得主到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之间的道路究竟有多长？请设想一下2010年12月第一位中国学者从北京飞往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科学奖时的情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哈里特·朱克曼女士在70年代曾对当时健在的90多位诺贝尔奖金得主进行过采访，对他们的社会背景、师徒关系、获奖研究地点、获奖后等情况都作了详尽的分析。杨振宁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朱克曼指出，杨振宁的例子说明了一个普遍的模式：那些后来将要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年轻科学家，很早就被纳入了交流他们所在领域最新进展的主渠道。他们知道正在进行的最重要工作在哪儿和由谁进行。朱克曼认为，培养科学家应该从小开始，应该重视良师指导，应该重视科学文化的交流与合作等等。

　　据我个人的见解，除此之外，我们中国人还应该在以下五个方面加强训练。希望能对那些打算进入科学领域的大学生、研究生以及那些打算将子女培养成为科学家的年轻父母们有所启发和帮助。

　１.树立为民族富强的信心

　　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显然不像其他通过相对短期的训练就能参赛的项目那样来得容易。我国的科学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诺贝尔科学奖可能是很遥远的事。从思想上退出竞赛就等于认输，这对一个占全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民族来说无论如何都是接受不了的。

　　建国以来，我国科学家先后成功地试验了原子弹、氢弹；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在世界上第一次完成了蛋白质（牛胰岛素）的全人工合成。然而，我们在诺贝尔科学奖的近百年历史上还是空白，这不能不算一件极大的憾事。

　　1973年7月17日下午，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自己的书房里同杨振宁博士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极为亲切的谈话。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总理和周培源先生。毛主席会见外籍中国科学家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国内外社会舆论纷纷猜测毛主席跟杨振宁究竟谈了些什么。

　　毛主席对在美国工作的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金很是高兴。主席说他自己也很想在科学上做点贡献，但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作者注：主席可能是指在他领导下的中国科学家没有能够获得诺贝尔奖金这件事］。1994年4月5日杨振宁回忆道：“…周总理要我提出一个好方法来激励科学在中国发展。我就建议，尤其值得做的事也许是将《科学美国人》杂志译成中文。”杨振宁认为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别人的自卑心理。毛泽东主席会见杨振宁博士以及杨振宁提出的建议的深刻寓意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科学也是一种智能探险，它更易于被青年接受。科学对青年特别具有感召力的原因是：未来是属于青年的，他们懂得科学与他们未来生活的世界有某种联系。

　　江泽民总书记在与杨振宁博士的一次会见时指出，科学技术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关键因素。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到，发展科学技术不应该仅仅认为是科技工作人员的事，而应该是整个社会都要关心和支持的伟大事业。

　２.发展创造性思维

　　最重要的是营造一种气氛，使离经叛道的新见解得到鼓励，并允许研究者在一段时间里作漫无边际的遐想。

　　外国人有时把中国人说成是智力“惊人的孩子”，只善于记忆和仿制，还没有能完全理解更广泛、更抽象的理论概念。在社会生活和教育上我们习惯于墨守成规，这有利于遵守纪律，却不利于发挥创造性。我们知道，真正改变科学面貌的重要发现都是基于对自然的好奇而进行探索的结果，跟科学的既定目标毫无关系。同样，重大的工业发明总是偶然产生的，随后得到承认仅仅是因为其商业价值的缘故。

　　在大多数的大学或科研机构里，科学研究成果的酬报方式压根就有问题，它要求基金申请者在既定目标上做出期望的成果。这种做法无论如何讲不通。有学者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良好的研究气氛，在这种背景下，离经叛道的新见解得到鼓励，并允许研究者在一段时间里作漫无边际的遐想。

　３.发现值得研究的东西

　　我们知道，在科学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正是这些科学的边缘区域给有修养的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的机会。研究一下被称做超级科学精英的诺贝尔奖金得主的生平就会发现：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是正在进行正确的而且是很重要的工作的人。他们开辟了后来成为物理学、化学或医学的一些广大和非常重要的领域，他们有发现什么是值得研究的东西的窍门。

　　对于那些富于创造性的科学家来说，学会善于识别问题有时是指在选择进行研究的重要问题时，越来越了解时机与可能的重要性。发现问题的能力实际上需要某些超出工匠技能的东西，即看出一个可以用你自己力量解决的成熟问题的那种才能，这个问题大致足以使你竭尽全力，而且值得为之花费力量。

　４.学习真正解决问题的工作方式

　　每一个实验都是向大自然提出的一个问题。在所有疑问中，其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怎样提出问题。对于选定的目标，我们中的多数人习惯于先去查阅专业文献索引，将与主题有关的资料收集阅读。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做重复性工作。但也容易使研究者的思路落入前人设计的框架之中，一旦这样往往很难超脱。

　　我们应该学习并吸取西方人思维方式中积极的和富于创造性的方面。美国学生的基本思路是首先确立假说，然后试做各种演绎，如行不通，再改变最初的假设。而我们中国人的基本思路是，无论如何都要先学习，然后以此为立足点试写论文，在研究中也是如此，当发现研究课题毫无价值时，再改变方向或在此基础上改良。

　　此外，西方人在分析问题的方法上也远比我们先进得多。西方人在碰到一个问题时，首先把它分解为若干要素，然后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详尽分析。与此相反，我们在碰到一个问题时，习惯于不断地收集与问题相近的例证。可以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智囊，许多类似的问题都一古脑儿地装入这个智囊中，使得有关同一问题的解释和评论变得非常庞大，而最初要研究的问题却在不知不觉中隐退消失了。了解到这些差异后，我们就可以尽力扬长避短。

　５.精通英语

　　英语是公认的科学上的国际通用语言.这一点在当今国际互联网络日益普及的情况下显得尤为突出。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参与国际性科学竞争的一大障碍。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设法将重要的科学发现和理论尽早在权威的国际性学术刊物上发表，以迅速获得全世界同行及相关领域研究者的广泛注意。

　　以上五个方面都是我们在大学或研究机构深造期间可以加以训练和发展的，也是通向成功所必须的。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曾有这样的名言：成功只属于那些为之流血洒汗的人。无疑，成功是属于那些智力超群并能刻苦工作，最终做出重大发现的人。

　　诺贝尔奖金得主、克隆选择学说的概念之父鲍尔埃利希总结的4个“G”对于科学成功很有参考意义，即Geist（才智），Geduld（耐心），Geld（财力），Gluck（运气）。因此，对于一个正在或准备朝科学研究方向全力拼搏的学生，在大学里的培训，特别是自我训练对最终踏上成功之路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想援引美国科学院院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Peter G. Schultz教授的一段话与各位共勉：

　　对于一个想进入科学领域的大学生或研究生，所要做的关键事是找出使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如果你做你喜欢的事，你会做得很出色，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有人对科学感兴趣，他们应该注意许多不同的科目。大学生应该选修足够多的不相关课程。某些最有成就的科学家能够根据他们的兴趣更换研究领域。更换研究领域永远都不会太晚。尤其是对一个大学生来说，你打算工作到65岁，也许你现在才20岁，所以相对以后的40多年来说，你在大学里的后3年做什么并不重要。

　　每年的十月中旬，全世界都在传递从斯德哥尔摩传来的消息，谁又成为一颗科学新星，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属谁？谁会说他/她不在我们今天的读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