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迷惘后发现的十三件事

龙应台

1 素书楼
今天来到钱穆先生所创立的新亚书院，不得不想起与钱先生有交集的一个微小但是独特的“当事人”关联。1999年秋天，我踏进台北市政府大楼，第一次担任公职。大概三个月后就去视察两个老房子－－外双溪钱穆先生的素书楼和阳明山林语堂先生的故居。
林语堂故居，是个非常美丽的有点地中海色彩的三合院，但是年久失修，我看到时就是个灰扑扑的房子，被当做一个没人去的阅览室，白蚁蛀蚀得厉害。
素书楼则是地盘下陷得非常严重。庭院里钱夫人手植的草木依旧，小鸟在草地上蹦跳；从前钱先生与众人讲学的小客厅，书桌还在，但是墙壁空白了，留下当初挂过书画的痕跡。
两栋灰败寂寥的老房子，曾经象徵民国时期的文化风范，在台湾“本土化”政治的大浪起伏里，两个人物退到社会记忆的边缘，两栋房子也荒凉了。
这种选择式的遗忘，特别吗？其实一点也不。在我1950年代开始的求学过程里，整个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在台湾是消失的，以至于我要到1975年到美国之后才开始接触到沈从文和鲁迅的文字。而整个台湾本地在日本统治时期或者更早的文学，更是“尸骨不存”，好像在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之前，台湾没有人读书识字。
然而到我担任文化局长的1999年，本土学已经从谷底翻身，变成“正确”的显学，而代表民国文化的钱穆和林语堂就靠边站了。所以我知道，政治是台风里的漂流木，随著浪潮翻滚，而历史，尤其是文化史，却是大江大河，水要静，流要深，我必须为长远的台湾留下这两栋宝贵的房子，房子是时代的目击者，有温度的。
我有两个步骤，首先是取得了当时的市长马英九的支持，把这两栋房子的管辖权划给文化局，然后编了2000万（新台币）的整修预算，订了修复计划。也果然如预料，预算送到议会审查的时候，反对党的议员猛烈抨击，主要论点是，你怎么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
在台湾的民主发展里，质询惯常的是以侮辱官员的方式进行。但是为了获得这笔预算，你可以说我甘之如饴。短短的时间内我已经发现，政治，就是公众利益的“交换”游戏，一种进退折冲的行为艺术。在这门艺术里，软弱的退缩、没有目标的忍让，或是根本缺乏谋略，可能招来“践踏”，使你的理想和主张完全落空；若是过度激进，图一时之快或是只知“进”而不知“退”，结局多半是失去主流社会的支持，成为愤怒孤鸟。
我用受辱和忍耐换得2000万，素书楼和林语堂故居得到完整的修復。当时受屈辱时，固然觉得难以忍受，但是事成之后就是云淡风轻。何况，我所承受的，和钱先生在九十五岁的高龄、眼睛已经瞎了、被迫迁出素书楼、三个月后过世，整个过程里所受的糟蹋，无法相比吧。（钱先生是在台北市议员，包括当时的陈水扁，指控他“侵占市产”之后，愤而迁出的。）
2 乡村师生
1990年钱先生迁出素书楼，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出生在十九世纪末的读书人，走到二十世纪末，如何被翻转的时代粗暴地对待。基本上是新时代的政治人物把新时代的价值当作砖块，拿在手里，来打击旧时代的读书人；我相信钱穆一定深深记得他所经历过的各个时代，他看过太多次价值的翻转了，在价值不断翻转中去努力留住一个不变的核心，也正是新亚书院的起源。
钱先生十三岁在无锡荡口镇的果育小学受教，那个时代的社会是怎么看待读书人的呢？
他很尊敬、很怀念的一个老师，叫华倩朔，每个星期趁小舟在苏州和荡口镇之间往返。从苏州回到荡口镇的时候，老师的小船会穿过整个小镇。“是日下午四五时，镇人沿岸观视，俨如神仙之自天而降。”
那是1908年的中国，和平无事时乡村一个镜头。
1944年，战争到最后关头，蒋介石号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激励学生上战场。当时作家王鼎钧先生不到二十岁，和大批流亡学生一起抢着报名。
国家立刻发给从军的学生每人法币一万元。法币一万元是个什么概念？是他们的同在流亡中的老师，十五个月的薪水。
青年学生觉得“国家的未来全在于我”了，一夜之间意气风发，行为也马上改变。抗战时期的流亡学校都在乡下，师生常常来来去去在田埂上相遇。“平素都是学生礼让先生，这一次，从军的学生把一位老师推到水沟里去了……这天在街市中心遇见事务处的一个职员，学生拦住他，问他某一件事情办好了没有。他说还没办，太忙了，学生上前给他一个耳光。”
那是1944年的中国，时局混乱时乡村一个镜头。
3 我的青春
我十三岁的时候－－那已是1965了，在台湾的乡下读书。校长说，“你的国语说得那么棒啊”，就指派我每天升旗典礼时上司令台对6000个师生“恭读总统训词”。
上了大学，大概是同一个原因，被指派代表一群大学生站到队伍前面带领呼口号：“大学生支持总统副总统连任”－那是蒋氏父子第五度的连任。
你若是问我：你带头呼口号的时候有没有思考，你赞不赞成他们连任啊？
我会说，完全没思考。放眼望去，没看见任何反对的人、没听见任何反对的声音，整个包围我、笼罩我的社会氛围都是那么和谐的啊。我只听见大人们和顏悦色地说我“声音那么好听”、“国语那么标准……”
我们穿着军人一样的学生制服，在每一个礼拜的周会里，除了对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之外，我们合声朗诵“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要集体背诵“青年守则十二条＂――你们说得出来是哪些吗？
如果一个老师在课堂上突然没头没脑地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整班学生可能都会像顺口溜一样脱口而出说：
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
那是蒋公的语录。马路上随便拦下一个大学生，问他“你为什么读书”，他很可能不假思索地回答你：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4 思想换血
你说，这都是蒋介石的党化教育吗？我认为不那么简单。蒋介石的党化教育里深深渗透了儒家思想，尤其是王阳明的心学，好像奶油和面揉在了一起。而我们这代人身上大量的儒家思想灌溉，也并非国民党教育所专有。
我最近重读福泽諭吉的传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世纪的日本是如何深深地“浸泡”在儒家思想的酿缸里。福泽諭吉小时候，有一天他哥哥问他长大以后要做什么，諭吉说，“要成为日本的大富翁，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哥哥听了把他臭骂一顿。于是諭吉就反问哥哥长大以后要做什么。
哥哥很严肃地用一句话回答：“终身谨守孝悌忠信。”哥哥引用的是儒家经典。
一般人对“民主化”的认识，停留在表面上的大动作，譬如摇旗吶喊的选举，譬如火爆的示威、静坐、万人游行等等。其实民主化的过程里，有很多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事情在发生，像流在地底下的河，其中之一就是“思想换血”－－从党国统治的大虚构、大叙述里设法釐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神话，什么是历史。也就是说，你试着把面和奶油分开来理解。
这个过程，当然也发生在后殖民的社会里。殖民者究竟灌输了你多少虚构的世界观、国家观、奇怪的“爱国”主义，解放之后，你会设法一一去梳理。
把面和油分开，这谈何容易，更何况，在民主过程里，因为自由发抒的空间突然变得巨大而人本身的理性素养暂时还不够厚实，结果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在彼此争吵，相互攻击，丑化对方。我们往往花百分之七十的时间在制造“虚议题”单单为了引发争议，剩下百分之三十的时间在面对真正重大的议题做冷静思考和深度讨论。
“思想换血”因此进行得非常缓慢。
5 全拉下来了
我们这一代人最特殊的际遇就是，在我们还来不及梳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什么该去、什么该留、什么该捧在手里像“对待瓷器一样的万分珍惜”的时候，这个梳理本身已经变得彷彿没有意义，因为全球化和网路化的时代突然之间已经像海啸一般逼到了你的书房门口。我们突然发现：脚底踩的，只有不断移动的流沙，没有坚定的陆地。
全球化和网路化瓦解了我们这代人以及我们之前的不知几代人的价值基座。
从前有很多的价值建立在有“门槛”这个前提上。
譬如获得知识，要有能、或有钱、或有身分作为门槛；网路卸下了门槛，人人可以获得知识，于是启蒙者的社会角色不见了。人人都掌握某块的知识，庶民变成网民，网民与精英平等，启蒙者变成笑话。
譬如发挥影响，要有平台、或有权力、或有长年累积的实力作为门槛；网路拿走了门槛，人人都有机会搭建自己的平台。取得权力这件事，不一定需要长年的实力累积，只需要一点恰恰好的个人魅力，于是意见领袖的地位被拉平了。“网红”和意见领袖平起平坐。
譬如行使权力，要依靠知识、或智慧、或技术、或能力的或多或少的垄断，可是全球化把“国家”这个权力机制给缴械了，网路化把总统、国会、政府、法院、学校、媒体、大企业、教派，名教授、大知识分子，所有曾经掌握实际权力或者话语权力的精英及精英体制，都给扯下了宝座。
6 四顾茫然
也就是说，一个大浪打来，还没站稳，下一个更大的浪头已经压过来把你打倒在地。从威权到民主的思想梳理工作还没做完，全球化和网路科技已经把你正在做的课题给“掏空”了。你发现，在这个大浪潮时代里，钱穆和林语堂－－都像外星人了。
说得也许夸张一点，在这个“变局”里，别说年轻一代不读“经典作品了，他根本不读整本“书”了；他不相信理想主义了，不信任宏大叙述了，不接受“严肃”或“认真”作为一种人生态度了，不承认这世界上还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符号了，心目中没有英雄了。对于上一代人的信仰觉得不屑了，“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变成可笑了，“娱乐至上”或者“娱乐至死”可以是一个理直气壮的生活方式了。
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孤傲”的姿态、“凛然”的语气，或著不屑流俗的神情，都变成可以用表情包去嘲弄、用“高大上”三个字就将之打趴在地的“不可承受的轻”了。
于是我们看见，川普当选以后，美国的知识分子想破头的问题是“大众为什么走向反智”，欧洲的精英在自己问自己：“自由主义究竟在哪一个关口走错了”，而早在川普横空出世之前，他们已经焦虑地喊出“权力的终结”、”国家的失灵”、”信任的瓦解”……
不论是政治的、商业的、宗教的、文化的精英或“领袖”，突然之间发现自己走在大街上，街上很热闹但是自己很孤独，四顾茫然，不知道自己和群众的关系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7 价值革命，“流亡”
这是一个文化的价值革命。价值革命，必然造成流亡，任何的改朝换代都造成知识分子的”流亡”，有的是用脚出走，有的是精神流亡。但是这一次，并没有改朝换代，却是文化的价值革命。
我有一个非常”不伦不类”的联想。
奥地利犹太裔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二战期间流亡到伦敦。他的流亡开始得比大多数欧洲犹太知识分子早，因为他在希特勒窜起初期就认为灾难来临。于是早到伦敦的他，就眼看着一批一批的知识分子流亡到伦敦，越晚来的越狼狈。他所接触到的，都是作家、音乐家、画家、学者、大企业家、银行家……
他这样描述这些落难伦敦街头的旧时精英：
我们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最先去的地方不再和以前一样是博物馆、大自然，而是领事馆、警察局，为的是去取一份居留许可证明。以前，朋友们坐在一起时，常常是讨论波特莱尔的诗或热烈地讨论一些问题，而现在，我们突然发现自己讨论的都是被盘问的情况、许可证的问题……在近来十年，去结识一个领事馆小小的女职员，要比和托斯卡尼尼或罗曼罗兰结下友谊更加重要。
……无论何种形式的流亡，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种失衡。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就会失却尊严，变得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没有把握。
这个联想”不伦不类”，是因为，二十一世纪全球化和网路科技所带来的“革命”，它的“掌权者”完全不是茨威格所面对的国家权威和政治压迫，而恰恰是一个跟它完全相反的东西：它是流动的、碎片化的、颠覆正统的、崩坏结构的、溶解并且腐蚀信任的一种巨大力量。
然而，我的联想也并非完全的“不伦不类”，因为茨威格的流亡处境使得波特莱尔、托斯卡尼尼和罗曼罗兰所代表的价值“哐”一下跌在地上摔成碎片，就如同今天被视为“精英”或“古典”或“传统”的价值。知识分子的心灵“流离失语”－－在流动的新秩序中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在抽象的意义上，和茨威格的处境，是类似的。
8 十三件事
讲到这里，你应该已经发现，我好像给错了题目，”青春迷惘后发现的十三件事”，应该是”中年迷惘后发现的十三件事”。年轻人固然迷惘，你走到中年的迷惘，更复杂。
假设时间是一条流动的大河，今天的你们站在大河上游，我站在下游，已经走过中间的夹岸桃花也看过漩涡深处的黑洞；你们有一天会走到我今天的位置，那时我已不在，就如同当我走向素书楼去修复它的时候，钱先生早已不在。
可是在中年迷惘之后，我觉得我比从前更有能力理解钱穆。所以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十三件事，很可能也要等你们亲身经历时代性的迷惘之后，才明白；所以今天就姑且听听吧。我会比较多地提到钱穆先生，做为我从素书楼走到新亚书院对他的个人致敬。
好，青春迷惘后龙应台发现的十三件事：
一、不要跟第一个你爱上的人结婚。
但是不妨爱上你后来结婚的人。
二、随时准备对赞美你的人说 Thank you, No. 如果有人对你说，因为你特别棒，譬如声音特别好听、观念特别正确、信仰特别纯正，所以请你出来带领呼口号。
说：Thank you, No.
三、学会玩，培养几个终身的嗜好。否则，有一天你退休了或者工作被人工智慧拿走了，你就一无所有，是一口干涸龟裂的池塘。世界上最穷的人，是一个不会玩、没有嗜好的人。当你老的时候，就是一个最让人不喜欢的孤独老人，因为你像一支干燥的扫把一样，彻底无趣。
四、年轻时找几个求知欲强的人结成终生挚友。
越老越难交朋友，越老求知欲越低，所以，结交几个求知欲强大的挚友，只有”青春正好”的现在可能做到。
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在就读北大的时候，曾经描述一个大学生的寝室：”他房间里住了四个同学，一个顾頡刚，静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一个狄君武，专心研究他的词章，有时唱唱崑曲；一个周烈，阿弥陀佛在研究他的佛经；一个就是大气磅礴的傅孟真……在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大家都说大学四年是人生的”黄金”四年。我年轻的时候以为，这指的是，我们终于有了谈恋爱的自由。后来发现，我错了，恋爱随时可以谈，到老都可以，但是，人生中唯一的自由时段，容许你义无反顾、赴汤蹈火、全身燃烧地疯狂求知，就只有这四年。
这段时间一过，人生的种种责任像一条看不见的绳索，紧紧套住你，相信我，这一套就是一辈子。
五、一个人一株树，把”孤独静处”当做给自己的奖赏。
钱穆教小学生写作文，把学生带到松林间的古墓群里，要每一个学生选一株树坐下来，然后开始孤独地”静”。
片刻之后，他问学生是否听见头上的风声？学生说没注意。他要他们再度静听。
过一会儿，他跟学生说，这里上百株松树，风穿松针而过，松针很细，又多空隙，”风过其间，其声颯然，与他处不同，此谓松风。”
我喜欢看星星。不看星星的人以为，只有在特定的日子，譬如流星雨，才看得到流星。
事实上，任何一个晚上，你挑一片没有光的草原，躺下来凝视天空，只要凝视得够久，你就会发现，流星很多、很多，每天都有。
离开青春校园之后，你会踏上一条电扶梯，电扶梯有个名字叫做”努力”。这个电扶梯一直往前，不断向上，没有休息站，没有回转站，没有终点站。在名为”努力”的电扶梯上，你的心不断地累积灰尘，努力和忙碌的灰尘，一层一层在不知不觉中厚厚地盖住你青春时明亮如清水的那颗初心。
唯一可以除尘的时刻，就是你孤独静处的时刻。
流星其实一直在那里，谁看得见、谁看不见，唯一的差别只在于：你有没有为自己保留一片孤独寧静的田野。
六、华歆还是管宁，是有选项的。
在没有声音的时代里，多做华歆；在聒噪喧哗的时代里，多做管宁。
1944年底蒋委员长发表”告知识青年书”，王鼎钧和很多同学读到文告，边读边放声大哭，众人哭成一团，大家决定立刻投笔从戎。
那天其实是个正常上课的日子，他在外面和摩拳擦掌的同学奔走了一整天，然后”头上冒著蒸汽”、热血沸腾地回到教室。一进教室，他看见”冷冷清清、空空洞洞的教室里有三个女生、两个男生，伏在书桌上鸦雀无声、文风不动。”
然后很快地，那些热血学生因为意见分歧，开始分派，”造反派”和”保皇派”陷入激烈斗争、打架，打得昏天黑地。
六十年以后回顾历史，王鼎钧说，那段岁月，给自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的，是那几个”在腾腾杀气中守著那方寸清净，晨读晚修，分秒不辍”的人。
1937年，北大文学院迁到湖南南岳衡山。钱穆跟冯友兰吵了一架。学校有两个学生决定辍学去延安，学生开欢送会。冯友兰致词，对两个学生倍加讚许。轮到钱穆致词，他竟然对那两个被冯友兰大大赞美的学生不假辞色，反而勉励那些留下来继续读书的学生，说，国家所需要的栋樑是“努力求知”而“未来有用”的人，现在没有得到知识的青年根本不是”栋樑”。
回到宿舍之后，冯友兰对钱穆说，勉励学生读书可以，但你不该责备那两个热血学生。钱穆反驳说，你怎么可以又认同学生应该读书，又赞美学生辍学去延安。这是模稜两可，是非不分，“余决不以为然。”
热情奔放，本来就是青春的特徵，当然是天经地义的，美好而值得爱惜，但是要发烧的时候，不妨先自浇一桶冰水，冷一片刻，再做决定。大家知道世说新语里“管宁华歆”的故事。两个人一块读书，外面一有风吹草动，华歆就跑出去看了，管宁跟他”割席”而读。最后两个都很有成就。
不是说不能做那个放下书本去凑热闹的华歆－－我自己就比较是个不专心的华歆吧，但是你至少得知道，这世界也存在”八方吹不动”的管宁一个选项。
七、为了“正义”，冲出去。
冲出去之前，先弯腰绑个鞋带。
绑鞋带的时候，你就有半分钟可以想几个问题：
“正义”和“慈悲”矛盾时，你怎么办？两种“正义”抵触时，你怎么办？
譬如在饥荒的时候，你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少年抢一个老妇人手里的一小袋米，老妇人摔倒在地上悲伤地哭泣，而少年，因为饥饿，他的腿浮肿，几乎站不住，全身发抖，也拿不住米袋。
逮捕那个少年是不是正义呢？
譬如你旅游时当街被抢了一百块钱；你可以指认那抢你的人，可是你也知道在那个国家里，抢劫一百块是要被枪毙的。你要不要指认？
譬如，对一个恶人没法可治，于是索性用另一个恶人去打死他，这是不是正义呢？
譬如，一个政党清算另一个政党曾经犯过的罪，但是为了达效而使用不符合程序正义的手段，你接不接受这个正义？
譬如，如果正义其实夹杂着伪装的复仇，你该不该支持呢？
如果正义同时存在两种，而且两种彼此尖锐抵触，那么正义的最终依靠究竟是什么，你有没有个定见？
如果鞋带绑好了而对这些问题你一概不知答案，那就……再绑一次鞋带。
八、真有本事的话，方和圆不矛盾。
蔡元培在1917年开始担任北大校长。那一年学校里有个聪明又认真的大二学生叫做傅斯年。他发现教”文心雕龙”的那位老师不太懂文心雕龙，错误很多，学生就商量怎么把情况告到校长那里去。
你觉得学生应该怎么进行举报？
首先要有证据。听课做的个人笔记不能当作客观证据，于是有人辗转取得老师的全本讲义，交给傅斯年，傅斯年一夜看完，摘出三十九个错误，做为呈堂供证，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
这是学生集体对付老师了，你觉得校长蔡元培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冲突？
傅斯年自己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学生们判断，校长有可能怀疑这三十九个挑错不是来自学生，所以学生就组织起来，分组备课，把三十九个错误的说明模拟个清清楚楚，等著校长召唤。
果然，蔡元培担心这个行动会不会是教员之间的攻讦，学生只是棋子。他把傅斯年和其他学生全部找来校长室，针对那三十九个错，当场一一考试，学生对答如流。
接下来呢？
校长立刻给教授难堪？或者看见校长不立即处置，学生开始鼓譟？
结果是，蔡元培按兵不动，学生也耐心等待，那位老师继续上课，但是调课的时间一到，老师就被调走了。
这件事，无处不是尖锐的冲突，无处不是可爆燃的干柴，可是你看到几件事：一、学生冷静地准备证据，二、学生信任而耐心地等候结果，三、校长依证据办事，四、校长做到改革的结果却又未伤人尊严。
真的有本事、有自信的人，做得到”外圆内方”。
九、容忍比自由重要，真的。
年轻的时候，譬如写《野火集》的时候，当我说”容忍比自由重要”，那是对权势者说的，呼吁掌权的人对异议者、反对者要容忍。
这句话，对今天的掌权者，还是要不断地说，不断地说，不断地说。
但是同时，“青春迷惘”之后，发现很多异议者、反对者，即使身在牢狱也相信自己拥有强大的道德力量，而正是这份对自己道德力量的强大自信，既支撑了他，也同时使得他往往对与他意见不合、他自己的异议者无法容忍。
从青春走向初老的路上，看到太多曾经被压迫的反对者以“自由”的旗帜来排斥反对者的反对者。也就是说，我的“中年迷惘”其实就重复了胡适之的发现，他在1959年“自由中国”的十周年纪念会上回答殷海光的问题，说，他主张容忍比自由重要，不仅只是对压迫言论自由的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主持言论自由”的人说的。
容忍是双方面的，绝非单方面。
十、下山比上山难，下台比上台难，退场比进场难，结束比开始难。
我才刚刚去登了屏东的大武山，3092米。上山的时候，虽然艰辛，大家还可以边走边笑边看风景。下山的时候，却一片安静，因为你要看着你的脚每一步落在什么地方，每一个石头都是滑的，每一块土都可能松塌，一不小心就会坠落山谷。
同样一条山路，下山需要上山好几倍的注意力。
至于下台和退场，曾经在台湾一次大型的群众示威运动里，这个我很尊敬的发起人在风起云涌的时候曾经来邀请我加入。我说，我百分之百支持你的主张，但是请问，你的退场机制是什么？
他很诚实地说，没想。
我倒是愣住了。没想？那么那些热情澎湃的群众，为了一个理想而站出来的善良的人们，留在广场上，日子久了，太阳曝晒、风雨交加，然后上班上学的人开始对他们抱怨的时候，怎么转弯？当他们最后被狡猾的权力打败的时候，你岂不是毁了他们最纯洁的信仰？
他没法回答我，他还在忙着进场的布局。
进，需要勇气；退，需要智慧。缺一不可。
十一、做一个终身的人类学家。
人类学家，不会急著做价值批判；他一定先问“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就是夜半丛林遇到鬼拍肩膀，他也要抓着鬼的衣袂飘飘，问清楚这鬼的阴界来历。
如果我们对所有我们坚决反对的事、仇恨的人、无法忍受的观念、不共戴天的立场，都有一个人类学家的眼光，在决定要反对和仇恨之前，先问清楚“这究竟是什么”，“你这是为什么”，整个世界可能完全不是你所想像的。
小王子画了一顶帽子，如果你愿意打开，你会发现里头其实是一隻大象，如果你愿意看得更深一点，原来是一头被蟒蛇吞在肚子里的大象。
1756年在欧洲开始的七年战争，一方的法国死了20万人，另一方的普鲁士死了18万人。当法国的军队打进了法兰克福、法国占领军进驻歌德家的时候，歌德还不到十岁。歌德一家人，跟占领军之间，不该是一个你死我活、相互仇恨的关系吗？
可是，真正发生的却不是这样的。这个法国的指挥官，在歌德家看见了当地艺术家的作品，开始问，”这些艺术家在哪里？我想认识他们。”他热爱这些敌国艺术家的作品，在艺术的面前，国界突然毫无意义。而小小的歌德，对七年战争最重要的记忆，竟然是一个敌国军官对艺术的尊重，而他自己的美学启蒙，竟然来自一个他应该要仇恨的敌人。
只要懂得先问“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你就会发现，帽子里面其实有大象、战争里面其实有远比战争重大而长久的价值。
十二、带著温情与敬意面对历史，也带著温情与敬意理解现实。
钱穆在战争时期为青年人写《国史大纲》，说，对自己的历史有所知的人，必然会有一种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我接受他这句话。为什么要有温情与敬意？对于历史怀有“温情”是因为，你看到了前人的伤痛之处；保持“敬意”是因为，你懂得了前人的艰辛之处，也就是一种跨时空的设身处地。
我们今天所坚定信奉的“是”，将来可能变成下一个世代所鄙视的“非”。如果没有一种懂得，没有温情和敬意，下一代人也可以傲慢地、自以为是地拿他的“是”做为砖块来砸你的”非”。
就是对于现实的种种撕裂和对立，也不妨以多一点的温情和敬意去理解，温情和敬意并不抵销对真理的探求，它反而增加了真理的深度和厚重。
十三、一定要维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果你的男友或女友深情款款地跟你说，”我想完完全全地拥有你”，不要迟疑，马上逃走。
如果你自己对你的男友或女友这么说，那么……绑个鞋带吧。
青春的时候，尽量享受爱，享受性，享受知识。
白天比黑夜长，所以享受知识超过性。

 本文为龙应台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