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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的性、情和欲
送交者: 道还 2019年01月27日14:54:02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贾宝玉的性、情和欲


杨道还 1/27/2019


(一)

宝玉的性格,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看,性,情和欲。


“性”是本来面目,有的人能够保持,有的人很容易变化。宝玉有异于普通人,是个秉性难移的,不管后天的影响如何,总是他那个样子。贾府的人很怕触犯了他的本性,黛玉初次进贾府,宝玉问她是否有玉,黛玉说没有,这就触发了他的呆性,不管不顾地把自己的玉摔了出去。这一段恰好是前后贾府的人对他的评价的注解。这个本性后来虽然掩藏起来了,违逆他的本性的情节没有了,但刻意顺着的却有。


宝玉的情很发达,也是有异于常人,这与他本性的不改,相映成趣。宝玉的“淘气异常”,是他的本性执拗让贾府的人感觉难以应付;他的“聪明乖觉”,却是情的表现。宝玉对黛玉说,他心里除了老爷太太(他的父母),就是黛玉了。这个是真话,宝玉情感充沛,能做到不因一边的情,冷淡了另一边。


在各种感情里面,宝玉又于男女之情特别发达。警幻说他“古今天下第一淫人”,是就这方面而言的,淫是过度的意思。宝玉这个淫,是情感的充沛以至于过度,不是薛蟠一类的肉欲的过度。警幻说他“意淫”,是说他对情贪得无厌,无节制而淫;不是说他对欲贪得无厌,整天做性梦。这种情的无节制有着情感充足无尽的支持,这才是他天下第一之处。宝玉乡间偶遇二丫,叫茗烟去找供奉女孩的庙,雨中看蔷官等等,都是此类毫无节制,却有着真情实意在里面的情节。


宝玉的情总是被本性所制约,情虽然过度,但始终难以摆脱本性。本性执拗的人,性情一体发出就属於痴的类型。冯梦龙的《情史·情痴类》里有,少年恋上一个一目失明的贫困倡女,别人嘲笑,少年大怒,说,我见到她之后,觉得天下的女的,都多一只眼;好眼有了,何必又多一只。这个少年是典型的痴。宝玉的性情就是这个类型,只是他的情痴随处都有。


欲是肉欲的意思,欲可以与情分开,有独立性。如薛蟠霸占香菱,只有欲,没有情。按曹雪芹的意思,薛蟠这种“不及情”的人,连称为淫,都不够格。宝玉虽然阅人多矣,但欲不是很强。这当然有环境使他“聪明乖觉”地不敢造次的因素在里面,但他的欲总还不如情的份量重。宝玉的重情,反而压制了欲。以晴雯为例,晴雯撕扇之后两人间可说有情,补裘一事更显出情已渐深,但宝玉与晴雯间一旦有情的建立,晴雯就大大不同于花袭人,也不可能发生花袭人一类的事情,晴雯怎会“柔顺”。晴雯与宝玉最后死别,令人叹惋,理有固然,曹雪芹也就如此写。书中这一段情,是黛玉悲剧的预演,此情不能有结果,原因也类似。


宝玉的性、情、和欲都有,但重心在性情,是个性情中人。《红楼》因此不同于《金瓶梅》,没有那么多的情欲,而对性情探讨更多,以情见性。此间的区别就是艺术与色情的区别。从性、情、和欲的角度来看,大体上以感官和情感的刺激和满足为主的作品,如色情、怨、愤之作,甚至某些爱情或煽情小说,都属作品,属於可以大量制造的工艺品,不能上升到艺术的层次而像艺术品那样具有本质上的独一无二的特性。《红楼》即是这样的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性而情,然后情而性。


性情中人往往不是在生活中有脾气的人,这里的脾气包括各种暴躁,执拗,嗜好等。平常脾气很大,遇到更霸道,更有权势地位的人,却立刻通情达理了,这样的人只是用情作为操纵别人的工具,不是他的本性流露。但脾气很大,遇到更弱小,更无权势地位的人,却开始通情达理了,这样的人属於性情中人,但他的性情是未加优雅来打磨和磨砺的。《论语》中的子路就是这后一类人,所以孔子说他“野”,即“质胜于文”。而《论语》里不太起眼的原宪,尤其是胡适说有“畏缩”气象的曾子,却是足金的君子,如孔子所的“文质彬彬”。胡适走眼,是因为他只见了皮毛。


性情中人往往是平常生活中温和而通情达理的人。宝玉小的时候的“摔玉”一节,有一种不管不顾劲儿。一个小孩子如果露出这个劲儿,长大之后是性情中人的机会很大。这样的剧烈冲突,固然对周围人有影响,但被这种经历影响最大的却是他人:一旦认识到这是个麻烦,试图处理和转变就会发生。这些人往往通过对自己的认识,而能认识他人的情感,因此平常就表现为温和而通情达理。宝玉即是如此,对人平易,即使地位低的人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贾雨村这个凤凰男与宝玉正成对比。这并不是说宝玉容易接近,性情中人实际中很难接近,如孔子讲,“君子易事而难说(悦)”。宝玉一开始的设定,已经决定了对他有意的女孩儿们“易相处而难得到”的困境,除黛玉一人以外。


孩子的性情是要变的几乎是肯定的,但人变成什么样的人,是不定的。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说这类孩子不成大仁就是大恶,颇有点儿曹操被认出“治世能臣,乱世奸雄”的意思。曹雪芹当然应该是认为这样的宝玉才值得他的大部头书来写(恨短),但他不以能臣奸雄为然,他有个更大的天人背景来敷衍故事。


艺术品对人触及的层次要深一些,这个能力是没有达到艺术地步的东西不具有的。如“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所讲,艺术要入木三分,不管是刺痛还是慰籍。艺术品往往埋藏在工艺品中,以待有缘,需要一个人有对其的理解,才能欣赏。这种欣赏具有个人性质,不是每个人去“欣赏”时都得到同样的东西,不像科学理论那样。个人性质的欣赏,难以言表,只是一种同气相求,核心在说不明道不白的气,自觉得到的是说不明道不白的悟。如陶弘景诗句,“只堪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诗文也是如此。谈起“悟”,很多人都要笑歪嘴,正是“不笑不足以为道”。从悟得到的是一种“个人知识”。庄子用轮扁斫轮的寓言,很清楚地讲出了“个人知识”的特点:砍削(木材)制作轮子,轮孔宽舒则滑脱不坚固;轮孔紧缩则轮辐滞涩难入,做出刚刚好的轮子,“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迈克尔·布兰尼在阐述他的“默会知识”(个人知识)时,则举上百工程师和科学家不能重复小提琴制作大师的手工作品为例。悟需要有准备的人,也需机缘,两者相遇时或然发生。科学主义者认为这属於“孤证不立”,因此是伪科学——这些人没有能真正理解科学。这些人即便遇到悟的机缘,如猪八戒吃人参果,不知要吃几个才能知味,但人参果哪里有那么许多。


(二)

从爱情来看,人都有性,情,和欲。性发出来就成为情,情发出来就有欲。反之则不然,可以有欲无情,也可以有情无本性,类似于游戏。中国人认为,性,情,和欲三者的关系如水流,前者是后者的源头,三者应是一贯的,而不应有无源之水。但正如河流的上游,中游,和下游,很难“定义”哪里是个分界线。这不是中国人思想或文字缺乏清晰性,而是事实如此,也就如此说,作此想。中国人用变描述有清晰分野的事情,用化描述不可分割的过程。钱穆以生米做成熟饭为例,问哪一刻是生米,此后即成熟饭?知道阶段性的变容易,体味连续的化难,因此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就会以为什么都是可以清晰定义的。如化学岂能成为变学?又如,以河流的转向为例,转向从哪个点开始算是转过去了,这是无法确定的,但从上游和下游的远处看,却很容易得到河流的转向的认识。又如人脱离动物,如何划出分界线?宣称找到了一个确定的标志,只能是自欺欺人。这种分界在文明发展后很容易看到,正如马斯洛所认为的,只有从伟大的人性,即人性能达的高远处,才能看出来人与动物的区别。从低劣的人性去区分,只能得到人与动物无差别的谬论。


红楼里,宝玉与黛玉和宝钗之间的情感纠葛,大体上可归为性情和情欲两类范围,性和情纠结难分清楚,情和欲也是如此。


黛玉和宝玉的关系,从两小无猜,耳鬓厮磨发展而来。在宝玉被打一段,黛玉哭说,“此后你当改了”。这句话里面包含了很多书中没有述及的情事,这些事在宝黛早已彼此明白,已经到了不须说,即可互相理解的地步。但更根本的,两人本性上的联系,更在两小无猜之前,“这个人我见过的”,两人一个暗惊,一个明说了出来。这种联系或者说两人的契合,是先天的,至少曹雪芹这样认为。


宝钗则始终是个“槛”外人,与宝玉只有情欲纠葛,不能踏入性情这个境界。宝玉见到宝钗生的美,看到雪白臂膊,属於情欲一类,有可欲。他想这如果生在黛玉身上,还有机会摸一摸。但对黛玉,因为性情的成分浓厚,宝玉不可能生出这样的想法。两人读《西厢记》一段,就警示了宝玉此类想法的后果。


至于湘云在被子外面的臂膊,宝玉只想到会受凉,那是只有亲情了。妙玉与宝玉一段,则是性和欲的纠葛,这个纠葛中,情是不被允许的,妙玉和宝玉都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秦钟这个“情种”与小尼姑的一段,甫生即夭折,可看作妙玉和宝玉这一段的孽缘的伏笔。结局妙玉被劫走,算是一种交待。


黛玉和宝钗深爱宝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黛玉对宝玉是知性而后知情的。黛玉并不试图使宝玉的性格改变,反而有意回护。宝钗则很有情理,不以宝玉的性格为然,只是她无可奈何才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去惩改他,这就决定了她只能是个外人。在宽容和接受宝玉的本性上这一点上,宝钗甚至不如王熙凤等人。贾母,王熙凤,和湘云等从亲情上,反而站在宝玉一边。


宝钗对宝玉性格的对待,与花袭人一路,所以宝钗与袭人想法投合。书中对袭人的“痴”的描述,很令人惊觉。袭人伺候贾母时,心里只有贾母一个,伺候宝玉,心中就只有宝玉一个。这样的人,如果她是自己,不去伺候人,又当如何?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弱女子来说,是致命地严肃问题。有解《红楼》的人“恨其不争”,但问题在于,她争的是什么?袭人是有争的,但她的争在《红楼》里有山雨欲来的阴影。宝钗在遭逢宝玉的情形上,与袭人类似,不成结果,也类似。


对于宝钗来说,宝玉是当时情境中的最佳选择,否则就只能像探春那样,嫁给素不相识的人。但宝钗这种最佳选择不同于黛玉绝望的唯一选择,对宝钗来说,嫁如探春未必是绝境,或者得到与宝玉同埒甚至更好的佳偶。


对于黛玉来说,宝玉则是唯一,其人不可再得。黛玉在贾府寄人篱下,并不能适性,从初进贾府到“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都是如此,她只有宝玉,得不到,惟有一死。对于宝玉来说,也是如此。宝钗固然是金玉良缘,但史湘云的麒麟也不恶,宝钗,湘云,以至于宝琴等人,不失“良缘”,但也至多只是个“良”的缘,不是那个唯一的,决定性的。宝玉不得其人,是心死,如木偶人或出家。红楼梦不成悲剧,只有木石前盟一种解法。但造化弄人,并不由人;前盟在天上,此处却是人间。


(三)

人的情,从性发出来的是“真”的,其余都是人为的。从性发出来的,无善无恶;人为的,却有善恶之分。儒家养善,但道家认为,不如守“真”,保持质朴,当需要有真情的时候,就会有真情流露出来,也就自然是善的。这种真情作为自然对人文的永恒参照物,为善提供参照,而无需去符合“善的标准”。


道家的情,虽然少见,却可能很质朴而有不可使之熄灭的炽烈。如钱穆《庄老通辨》说庄子:“庄周的心情,初看像悲观,其实是乐天的。初看像淡漠,其实是恳切的。初看像荒唐,其实是平实的。初看像恣纵,其实是单纯的。”显然这种回归于质朴是普通人难以达到的,道家因此又提出若干办法,如,或者要求社会回归素朴;或者要一个人自身返归素朴;或者对于难以制服的情,使其放纵,疏解之后再返归素朴。又如,陶渊明的诗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性本爱丘山”,不能改为“情本爱丘山”。陶渊明已经对自己的性有知觉,丘山、林壑。和田园只是适性,适性了,情自然而然地就流露了出来。


不适性,再多的情,也不能使人心安。“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所讲就是适性,没有嫌,也没有疑,不起别念,就只有安适。解《红楼》者,多有探讨宝玉与哪一个女孩结婚会更幸福,这是只知道情,不知道性。这就如同问陶渊明,不为五斗折腰,那么一千石,两千石又如何。这种称斤论两不论如何精彩,在境界上是不能企及《红楼》的。


中国人认为,一个人的本性应该保守,多情容易伤性:“多情易老”,“神不淫于外则身全”(《韩非子·解老》)。一个人的情,应该从本性发出,有本性的根基,违背本性,就是虚情假意,或者是无根基的逢场作戏。俗语说,“戏子无情”。这句话好像有问题:因为古今中外演戏的人,好的演员,都是专精于情,情表现出来都是能够感染观众的。但这句话一点也不错,演戏的人的情是假的,甚至不如无情。“戏子无情”,不是指一个演员对人没有情感,而是他场面上的表演并不是从性发出来的情,只是一种情感上的技艺。有难以掩饰的真正性情的演员,不会是个好演员。反过来,只有才艺,没有情感技艺,也难以成为好演员。因为在电影中成功地饰演了一个正面人物,就认为那个演员就是那样的,是一种自以为是。


性是没有理的,没有道理好讲。一个生性厚道,喜欢与人频密接触,如宝玉;或者生性淡泊,不喜欢与人过于亲近,反而多讥讽,如黛玉,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他(她)生成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本性。这不是说黛玉这类人无情或不善于情,如前所讲,只要他(她)的情有性的根基,发出来的,炽烈程度来的没有不同。因此没有理由去强迫他(她)改变。一个男孩子生来像女生,或者一个女孩子生来像个淘小子,也是没有道理的。强行去矫正他们,不是矫正,而是一种扭曲,很可能适得其反;对此不能释怀,是父母的强迫症。很多做父母的知道,孩子的性格是会变化的。强求孩子自幼就具有成人般的理性,孩子就没有可变得更好的空间,当年龄到了,该起变化时,就容易出问题,当然不是每个孩子都会出问题;应该预留一些进步的地步由孩子自己完成,以取得对自我个性的认识。这样的自我认识是情商的基础。很多人认为情商(自我意识、控制情绪、自我激励、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相互关系)中,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相互关系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但这一部分实在是末节,没有自我个性,就会流于圆滑,这样的圆滑并非情商。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成功人士,没有自我的个性。


在社会环境中,情却要讲情理。这里的理,不是一个人自己性情的理,而是我有我的性情,他人有他人的性情,这两者互相作用,不是随机或任意的,而有规则可循。随机或任意当然可以,只是会碰壁。不想碰壁的人,就应该讲情理,而不是任“性”。讲情理,在情的方面,就需要控制情绪、自我激励等机制;在理方面,就需要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相互关系。而这些都必从对自我的性的认知开始。


(四)

宝玉这个人,可说具有丰富的个性。曹雪芹的《红楼》即表现出了他出人意料的极为独特的个性,也展开了他情理之中处事和遭逢。宝玉性格与社会环境中情理的冲突,是曹雪芹所提出的大问题。而曹雪芹对宝玉的个性格外珍视,他对宝玉的描述,是从中国文化的整个背景上展开,更是了不起的大手笔,前无古人,也很可能后无来者。这是《红楼》的意义之所在。


《庄子》有,“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曹雪芹笔下的宝玉,属於人的自贵一类。有人解《红楼》,从社会意义上着眼,认为影射政治,后宫等,是以“俗”眼看《红楼》,这些人不知道世界上更有人视这些东西为粪土(参见雨斤兄《真正的走火入魔是什么样子》一文)。当然这些人从中看出政治,也有原因:性情中人自贵,就天然地与世俗价值,包括礼法,政治以及社会,存在着冲突的可能。中国古代这样的人很多,西方也有卢梭,大卫·梭罗一类。中国人的理想社会有两种,道家的至德之世和儒家的大同世界,其区别在于前者能容得下自贵的性情中人,并由这类人组成。而后者不管是按照大同,大数据,还是乌托邦建立的社会,总是与这样的人有潜在的冲突。


也有人解《红楼》用心深刻,以为《红楼》描写的人物都是城府过人,此类解《红楼》以为精彩在于这些人物的心计,也属“俗”眼观之一。《红楼》中的人,都很普通,尽多小儿女的勾心斗角,但不是一些智商情商超级发达的人相互厮杀。小儿女的情事,自然有其意义在里面。孔子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中的道理,是人伦和人类社会生人和延续的根本,哪里会没有意义呢?没有两性的生活,智商情商,科学经济又往哪里去?


《红楼》的背景,像很多古代小说一样,从神话或天讲起,落于一地,然后才讲到人。人的性属天,中国人讲性格是天生的。宝玉的性格即是天生的,有玉为证。中国人又认为,姻缘来自于天,所以有月下老人系红绳的神话传说。这个神话不是“姻缘来自于天”观念的起源,而是由此观念敷衍而成。


据说张爱玲曾讲,中国人不说“我爱你”,“你也在这里”才是中国人表达爱情的方式。这句话,显示出张爱玲对“姻缘来自于天”有深刻理解,使男女遇合,首先是天的作用使之相逢,相逢很多时候是偶然的“千里姻缘一线牵”,脆弱而或然;然后才有人的作用。通俗如《大话西游》,也回应了这一观念,引起一代人的共鸣。据说日本一个小说家讲,日本人也不说“我爱你”,而说“你在这里,我很愉快”。这是对爱情的理解接近于“适性”的一种意境。


有人认为中国人的婚姻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完全相信道听途说。“父母之命”是根据普通父母都为孩子的婚姻稳固长久着眼,以避免未成年人的不成熟的冲动,这是因重视而慎重;“媒妁之言”是根据“父不为亲子谋(媒)”(《庄子》),引进一点儿客观性,以避免主观自夸以至于虚言欺骗,仍然是慎重。柏杨曾说,现代年轻人,对着镜子刮胡子,都不知道镜子里的人想要的是什么。如何让这样的人得到爱情,有幸福的婚姻,显然是个大问题。现代人用大数据去匹配,类似于笑话,大概聊胜于无。中国古代这一套方法当然有很多缺陷,潜在地对爱情的忽视常为人诟病。但现代人自由恋爱,好合又打官司而散,就更好么?很遗憾,这是没有个通解的问题。“巧妇常伴拙夫眠”,反之亦然,老子说,“天地不仁”。


普通中国人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一般性而保靠的方法,礼法,并不将其视为不可逾越的天理。古代事实和小说,记载下来或虚构的,写遵循这套方法的少,而冲破礼法的爱情,往往得到肯定,这从干宝的《搜神记》到明清的《古今小说》、《聊斋》,以及作者不甚高明的《萤窗异草》,都可看到。如卓文君私奔,文人的风评是同情的,但她几乎被弃,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试图预防的。这些小说中,尤其明清,对不遵循礼法的姻缘,常常以“奉旨”的方式转圜,实际上背后思维也是姻缘循天道,只是换成俗人能理解的“天子”之言而已。


《红楼》有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两个脉络。木石前盟属於天,而良缘只是俗价值的衡量。拙著《中国学术之结构》论及于此,

“爱中必有人的意志的作用,但人的意志对爱又无法绝对控制。调而应之,德也;偶而应之,道也。(《庄子·知北游》)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调而应之的德;而最终实现天作之合,只能是偶而应之,其决定在于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由道决定的,人对之只能无以为。人们将这一类的事情归于命运,命运莫测,而似乎有更高的决定权。命运与人的关系,在中国学术中,大体上与道与人的关系相应:命运与道一样,只在人之极处,或然有所感知;平时不可离却漠然无应。

“《红楼梦》中所述宝黛情缘,显示出曹雪芹对这一问题有所存思。此书中贾宝玉之情有三个层次,滥情(社会性),为艳情所掩盖的性情(自然之真性情),和为性情所掩盖的木石前盟——注定之命运(道)。这三个层次极具本质性,在这三个层次的纠葛中的宝黛情缘遂成为经典。

“值得一提的是,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与先秦的卫灵公颇为神似。而《庄子·则阳》篇对卫灵公如何能够得到灵的谥号的讨论,也是循滥情,性情,和命运——三个层次而来:仲尼问于大史大弢、伯常骞、狶韦曰:夫卫灵公饮酒湛乐,不听国家之政;田猎毕弋,不应诸侯之际。其所以为灵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骞曰:夫灵公有妻三人,同滥而浴。史鰌奉御而进所,搏币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见贤人若此其肃也,是其所以为灵公也。狶韦曰:夫灵公也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丘而吉。掘之数仞,得石椁焉,洗而视之,有铭焉,曰:不冯其子,灵公夺而里之。夫灵公之为灵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识之?曹雪芹之著作是否由此篇得到某种启发,不得而知。”

灵公死后有石,宝玉生来带玉,似乎有某种雷同。但曹雪芹对此自有主见,他在通灵宝玉上所写的是“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不离不弃,芳龄永继。”“仙寿恒昌”和“芳龄永继”,显然是他所谓的“荒唐言”。这是何样的一种感慨和自讽。


(道还: 拙著《中国传统学术之结构:从道德经到厚黑学》(第二版)近日在网上书店开始发行。多谢诸位朋友的关注。

简体版:http://www.lulu.com/spotlight/chinese_philosophy

繁体版:http://www.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70107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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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解“真”——幻与真,真与伪,真与假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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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红楼梦》。。。。。 - 括号 02/03/19 (188)
  我读红楼梦的年龄可能太小, - 仁爱 01/27/19 (318)
    仁爱好,多谢点评。 - 道还 01/28/19 (280)
    从情往来旁生出欲  /无内容 - 仁爱 01/27/19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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