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两重性

（摘自《中国传统学术之结构：从道德经到厚黑学》第十一章中“经济的两重性”一节，有删节）

杨道还

人类的经济活动跨越名实，既有外德的实，也有德层次以下的名的部分。钱穆注意到了经济的实名两重性，他说：「经济对于人生自属必需，但此项必需亦有一限度……并不是无限的。……经济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称此限度，谓之是经济之水准。倘经济水准超出了此必需限度，对人生可谓不必需……我姑称之谓是一种超水准之经济，……这便是无限度，亦即是无水准可言了。」（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6，第49页）借用钱穆所起的名字，可以称实的经济为水准经济，名的经济为超水准经济。简而言之，水准经济是人生存所需的，超水准则是生活所需的以及不必要的。

以水为例，每个人日常都需用一定量的水。当水少于这个定量时，人就会感到窘乏而珍惜。水更少时，水价就会涌贵，以至于可以与鑽石比较，这就是有名的鑽石与水悖论。而当水超过必须的定量时，人就不那麽珍惜水，水越多，价格就越低，以至于无价格。这个水的定量，就是水准经济；超出这个定量，就是超水准经济。但水准经济的必需不同于生理必需，文明越发达的社会，因为其複杂性，生存所需也水涨船高。如现代社会有人均钢铁用量的水准。钢铁在原始社会属于超水准，而鑽石金玉在任何社会都属于超水准经济。

人生存所需，大体上即是基本的衣食住行，超出基本的部分，就是人类名化了的社会生活所需的，对生存必需来说，这些都是过度的馀赘。老子的俭，孔子的「饭蔬食饮水」（《论语‧述而》）之乐，都是就达到水准经济而言。即，老子和孔子所言是贵实，而不是生存必需也不要了。有了水准经济的保障，有了实，也就有了生存，此下才涉及如何生活的问题。「饭蔬食」即可追求道，所以有乐，而不是无「蔬食」之乐。安而且能够乐于水准经济的生活，是生活状态的一种：「饭蔬食饮水」即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所乐，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去追求社会价值或名义上的「成功」。而忽视实的此类追求，「名与货孰亲」（44）？

水准经济

水准经济保证了社会的人的世代传续，所以是一个社会之本；超水准经济则是文明演进所需，是末，两者必须有所区分。捨本逐末，或者将两者合为一体对待，就会有失本的风险，而这种风险一旦发生，即会酿成生存危机。

经济的实名双重性即便在现代也仍然存在，衣食住行佔据一个现代人经济生活的绝大部分。现代人忽视了水准经济，认为超水准经济即是经济的全部，所以认为经济是无限发展的，消费主义因此反而是正确的，而对于基本生存尚且不能得到保证的情形──经济的根本意义──缺乏应有的重视。也就是说，消费主义适用于超水准经济，在超水准经济中消费发达，就会使得分工发达和生活必需品的再分配更加充分，以此种方式推进文明的发展。将超水准经济当作经济的全部，就会忽视了天道的均──生存经济。现代社会因溷淆这两种经济，对平均主义不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天地虽大，其化均也」（《庄子‧天地》）：每个人的生活在实的经济，水准经济，和生存经济中必须得到保障。但一旦越过这个界限，就没有限度，也就无平均可言。

本与末在实际表现上不是截然分开的，就像内容必然以一种形式存在一样。水准经济也必然以某种超水准经济表现出来，即在文明社会中，水准经济隐含在超水准经济中，而作为其根本。在超水准经济中，与水准经济对应的部分，在不同的文明中有不同的表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只在这一部分中体现出来，而不是由超水准经济最为穷奢极欲的部分表现的──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误解。

从天下的水准经济考虑，庄子说：「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遯（逃脱，丢失），是恆物之大情也。」（《庄子‧大宗师》）庄子所讲，犹如在说，藏鱼在渊，藏兽在林，就会不烦照料而又源源不断的资源。与庄子类似，孟子也说：「不违农时，穀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鼈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从这两人的话，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不去焚林而猎，涸泽而渔，破坏天然的储藏室──人的生存环境。这种考虑显然是顾及到所有人类存在的根本，人不可能逃脱天下──而人确实是在探索这种可能。环境保护是水准经济的基础，在环境保护阻碍消费主义的经济增长时，环境应优先，即，不能捨本逐末。水准经济应该以俭为原则。

对于一个国来说，藏的所在是在民间。《论语》中记孔子弟子有若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当一个社会的水准经济发达而充分时，社会文明程度和经济就相应提高，这就与藏木在林一样，人凭藉自力即可得到衣食悠游所需，人就可以不用常怀忧惧而或者悭吝或者聚敛无度，因而促进超水准经济的繁荣。也就是说，惜民力而能得到民力。而当一个社会的水准经济贫乏，即使贵宦富商一旦走出自已经营的小环境，也立刻落入贫困野蛮的境地，此类的超水准经济，不可持续，因此不足法。一个社会的文化状态也与此类似。一个社会的文化，不能由脱离时代的杰出人物所代表，而在于普遍的水准，而这个水准藏在民中。管子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管子这裡所讲的不是单指贵族富人，而是指社会普遍的仓廪实，衣食足。只有贵族富人的知礼节知荣辱，在社会上也无所用。其他文化也是如此，例如，只有当社会有普遍的音乐水准，音乐家才能有用武之地，否则只能曲高和寡。在水准经济得到保证，人就从匮乏的约束中解脱出来，可以自由发展。超水准经济裡的经济发展，是脱离生存必需的文化内容的发展，文化的外化。

对经济的实名双重性的重视，在中国古代社会即表现为对生存经济，如对耕织的重视，对商人的困辱，有时这种重视达到了矫枉过正的程度。通常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落后于西方的根源，就在于对农业这一产业的重视。这种观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循环而更新。在没有人的观念的变革和创作时，只有循环。如珠走盘，不离于盘内，人类社会的週期性的进展，也是如此，不能脱离水准经济。人类社会在变革和创新时，不是螺旋式的上升，而是循环而新生。中国社会能够历千年仍然有其生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保障了循环的可能──水准经济。曾经与中国鼎立的其他古文明，现在已经无存，特别突出地揭示了这一点。

对一个生物圈来说，循环的中断，就意味着灭亡。这种灭亡，或者因为环境变化，或者因为外敌的侵入──兵。人类社会的灭亡，还有人对自然的干预一种：人类能够拒绝适应，而深刻地，本质地改变环境，是人类特有的能力。人类可以跨越自然的多样性，散佈于全球，即是这种能力的表现。这种能力使人类文明可以存在于不毛之地，形成次生文明；也有时将环境完全破坏，丧失生息之地。后者正是消费主义的致命弱点，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谓的经济发展的速度，主要指的是超水准的经济的发展，没有水准经济的保证，这样的发展只能是畸形的，多馀的，过度的，以至于走向难以维系。

沈括《梦溪笔谈‧讥谑》说：「祥符中，有人为诗，题所在驿舍间曰：『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朝廷闻之曰：『如此何以责廉隅？』遂增今俸。」这大概是现代所讲的高薪养廉制度的来源。「廉隅」的本意是棱角，物有棱角，能够显出形制；用来比喻人，则指人端方不苟的行为和品性。俸禄薄寒，人不能维持水准经济的家庭生活，这样的生活不可持续，就会有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因此是取乱之道。但超出此外，使人趋之若鹜，又会引起人们的纷争；超出越多，越会使人不择手段，这种情形也是取乱之道。此中的关键就在于水准经济。不仅为官的如此，普通家庭也是如此，在多数家庭浮动于水准经济之上时，社会就会稳定繁荣，否则就使得人不得不为盗为不轨。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水准经济是生死存亡的关键。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60）和孔子的「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显然都有此类的考虑在内。

超水准的经济

超水准的经济，是天道转向人道的关键。爱德华‧威尔逊说「文明涌现的关键是过度肥大症」（（美）爱德华‧威尔逊，《论人性》，林和生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8）爱德华‧威尔逊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庄子所说的「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庄子‧骈拇》）的翻版。但这两个类似的观点从不同根源，时代，和实践中得来，意味深长。

道有精，从天道旁逸斜出的人道一支，有其精的保证，即人性包含了脱离天道另立人道的基因，但这种脱离，对天道来说是过度，有馀，无限度造成的，无论视其为枝指的变异还是肥大症的病态，其实指的都是一个意思，只是措辞的不同。类似地，仁义和知也同理被视为变异的，如老子说：「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38）简而言之，人道是天道的一个支流，在这个支流中实转为名，人就异化而成文明人。老庄与墨家法家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分别是异化之前和之后，即使使用同样的范畴，也有不同的含义；而孔子则横亘在这个转折之上，同一范畴，既有异化前的意味，也有之后的意味──对于先秦诸子的经典，忽视这一点，即溷乱不可解。

人类文明社会的出现，是以超水准经济的出现为标志。当社会不再需要每个人都要终日为生存所需奔忙的时候，某些人得以从中抽身，如祭司巫师，社会经济就超过水准经济。在水准经济之下，因为目标明确，人的行动倾向于理性，这是因为只有实的缘故。但当社会达到超水准经济之后，人的选择就不必是理性的，可以是理性的，可以是名的，也可是反理性的，超理性的。著名的「囚徒困境」中的博弈，完全因为「困」而成立。一旦没有这个「困境」，在自由中，囚徒可能还要博弈，但更可能会做鸟兽散。因此此类的理论只能用于前水准经济中。世界文明古国留下的奇观，如埃及的金字塔，只能是在超水准经济达到某种程度之后才有可能修建的。

金字塔这个例子不仅表明了超水准经济的「非理性」特点，超水准经济也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因其精美，）金字塔的建造者，绝不会是奴隶」的「超理性」的观点。超水准经济中「馀赘」的发展，依赖于人的自由。不自由的人，不能尽其用，不能完全施展其想像力和创造力。因此「馀赘」的发展达到极致和出现更上层楼的新发展，必然意味着其创造者是某种程度上的「自由」人。类似地，现代社会知识教育，很多属于为超水准经济的「馀食」而设的「赘行」。学生只有在这种教育中能够自由地追求的时候，学生人性的赘馀能达到极致时，才能在超水准经济上锦上添花，促进其发展。灌输的教育，充其量只有对超水准经济的维持之功。可以说，超水准经济的「赘馀」性，决定了这种发展依赖于人的自由，即人性在自在之上的对自由的过度追求。自由市场经济因此更能发掘出的超水准经济中人的潜力。可以说，在水准经济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係，而超水准经济则相反，生产关係决定生产力。即，这两种经济按不同规律运行，如前者可计划，后者不可计划；又如前者补不足，后者损不足。

中国历史的循环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其循环中却有演进，这一点很少人注意到。钱穆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很大一个贡献即是打破了「中国社会一成不变」的观念。中华文明是演进的，这一点毫无疑问，这种演进是缓慢的，但也是确定无疑的。这种演进以水准经济为保障，然后才得以以一张一弛的形式进行。超水准经济的张，是自由，即解脱了「必需」的行为之后的自由行动空间。但这样的空间不是全无约束的，随机的，任意的。张之后又有弛的收敛与回归。就像水总是向下流动，虽然水可以被激扬起，这是水的自由；但终归要落下，这是水的自在性质。超水准经济的张，以水准经济为基础，也终归要弛，落回到水准经济，其中一部分成为水准经济，进入了水准经济的循环，推动了水准经济达到更高水准。这一「成功」地转变为水准经济部分，是超水准经济符合人的自在性质的部分，也就转变为实。只有这一部分超水准经济才在长时期看来，是有效的，有功的；其馀部分就都是损耗。人的自在性即以此种方式决定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经济发展可以完全地脱离人，而能够长时间得到持续。人的需求是多方面，也就决定任何一个方向的过度发展会成为社会的这种或那种「过度肥大症」，因而必然是馀赘，消耗的。单纯从超水准经济不能得到这样的结论，只有从水准经济看去，才能诊断「过度肥大症」。

什麽是人的未来必需，这个问题难知答案，未来必需往往只能由天才和随机机率的试错实现。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未来，那麽对经济的正调节还是负调节，都只具有限意义的，即便有所谓大数据的分析为助。因而，计画经济目标不定，调节意义有限而存在「过度肥大」的风险，不适合一般性的文明社会，不能促进却阻碍超水准经济的发展，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能採用，如自然灾害，战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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