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道文化无遮蔽----仁本主义之文化观、中道观和王道观

王东岳先生讲文化的时候，提出文化的三大特征，其一是遮蔽效应。他认为，所有文化都不具有天然拓展性，都具有遮蔽效应。而且，任何文化晚期一定发生戕害效应。（大意）

这个观点适用于所有文化体系，唯独不适用于仁本主义文化即中道文化。中道文化任何时候都只有拓展性和维护效应，任何时候都没有遮蔽效应和戕害效应。

文化之所以产生遮蔽效应，要因有三。其一、该文化局限于格致而没有诚正修齐治平的功能，只有下学没有上达，如自然科学，蔽于物而不知人更不知天。

其二、该文化提供的道德通道有问题，不足以执其大象，允执厥中，圆证性与天道，如佛道两家，蔽于坤而不知乾亦不知人。

其三、该文化的三观和道德知识都是摧残四心、泯灭良知的邪知邪见，如马学和各种邪教。这种文化其实是伪文化，遮蔽、戕害效应都特别大。

《荀子·解蔽篇》指出诸子百家各有所蔽：“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其实荀子自己也有弊，其蔽与庄子相反，蔽于人而不知天。他蔽于人，又是被习性所蔽，蔽于习性而不知天性。

但荀子指出，唯独孔子无蔽，却非常正确。荀子说：“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此不蔽之福也。”

大意是说，孔子仁义智慧而不被蒙蔽，所以集儒学之大成，足以媲美先王。只有孔子这一家掌握了周备的大道，推崇并运用它，而不被成见旧习所蔽。所以德行与周公相等，名声和三王相并列，这是不被蒙蔽的幸福。

孔学即儒学即中道文化。中道文化无蔽，是因为中道圣人圆证性与天道。体大则用全，道大则德高智圆，认识能力充足。换言之，心性无蔽，德智无蔽，则看人看事一切无遮无蔽。

中道文化无蔽，但大多数人道德实践不能无蔽，政治实践更不可能无蔽，理论和实践、文化和政治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是人性的局限和历史的局限所致。非中道文化之蔽，人自蔽耳，政治之蔽耳。

历代儒家政治的问题，其实不是中道文化本身的问题，而是实践中偏离、脱离、违反、背叛中道原则造成的。《中庸》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东海曰，王道其至矣乎？政治鲜能久矣！

儒家政治的问题，最好乃至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反本开新，而不是像五四那样打倒中道文化。五四蒙启派和王东岳们犯的错误，就是把清朝和历代儒家王朝偏离、脱离、违反、背叛中道的恶果强栽给中道了。

五四以来，文化和政治群体的认知程序系统错乱颠倒，把自己遮蔽得一塌糊涂，天人双昧，天人双悖，比“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老百姓都差得远。

以中道标准衡量，它们不是文化人，而是反文化、反道德者；不是启蒙派，而是蒙启派，它们越启，三界越蒙昧，国家越蒙尘，终于启开了一个灾祸和瘟疫空前之多的潘多拉魔盒，祸尽中国，祸及天下，也害惨或断送了它们自己和子孙！

刘书庆先生有文章曰：《对具备正义品性的体制不能颠覆，只能完善》，非常认同这个标题。清朝的体制就具备正义品性，可以损益，大损大益，变其家天下为公天下，但不能完全颠覆，更不能迁怒于中道文化。

对任何具备正义品性的文化也不能颠覆，何况中道文化的正义性、真理性、普适性至高无上。在历史上，中道文化就开出过“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古典大同王道。在新的历史平台上也完全可以与时偕宜地开出现代公天下制度来。

中道文化开出来的是王道政治。中道以五常为原则，仁义又是原则之原则。仁义与自由没有矛盾，而且关系密切。在道德上，仁义的价值高于一切；在政治上，自由的价值高于一切。道德高于政治，故仁义高于自由。

道德落实于政治，就是仁政德治，王道政治，宗旨是敬天保民；王道必须落实为礼乐制度，特征是德主刑辅，为自由提供礼法双重保障，使秩序和自由的双优，使优质的秩序和优质的自由相反而相成。

常有学者把刑法视为古代法家或西方法治的特产，殊不知儒家自有刑法，礼制是礼乐刑政兼备。《尚书·吕刑》说：“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惟齐非齐，意谓审理案件既有统一的法律规定，定罪量刑时又须根据具体情况斟酌轻重。有伦有要，有伦理所规定的准则。

刑罚世轻世重，意谓不同时代刑罚轻重有别。《周礼秋官司寇》曰：“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

王道政治是三好政治，就是因为中道文化是最好的文化，君子集团是最好的团队，礼乐制度是最好的制度。道统在上，君子在位，就可以建成礼制，实现王道，三个最好融为一体。

王道政治的传承谱系是政统，为中道文化三统之一，另外两统是道统和学统，道统为中道道德传承谱系，学统为中道学术传承谱系。三统并建是社会最佳状态，三统并建的社会，五度必有可观。五度者，富裕度、公平度、文明度、和谐度、幸福度也。

在中国历代上，上述五度与尊儒度正相关。尊儒度，指中道文化受到尊重的程度和政治儒化的程度。尊儒度越高，政治越文明，实力越强大。即使夷狄，只要以儒立国和治国，也能文明而强大，如金辽元清。即使汉族政权，如果去儒家化，就会越来越野蛮衰弱，不如夷狄，如民国和所谓的共和国。

尊儒有几种尊法，一种是暴秦的尊法，焚坑之后，仍保留七十多个小儒伪儒组成的博士群体，为邪说恶制作装饰，可称为伪尊重；一种是鲁国的尊法，予以高位礼待，有问题常常请教，但不用其道，可称为一般性尊重。

对儒家最高的尊重是尊为道统，如历代儒家王朝。根据道统的落实程度和政治的儒化程度，道统性尊重也有高低之别。历史上夏商周最高，汉唐宋较低，元明清最低。明清尊儒，礼仪繁盛，然有形式化倾向，故尊儒度似高实低。同时，各个王朝的尊儒度都是前中期普遍较高，后期大幅下降，唯西汉例外，从低趋于高。

当然，儒家政治历时久了，政治道德难免下降，领导阶层可能腐败，礼乐制度也会逐渐败坏或落后。但只要道统在上，制度、道德和领导层都可以进行与时偕宜的改革和更新，不断反本开新。

唯中道文化才能开出王道政治，唯中道文化才能培养圣贤君子。故中道文化是最好的文化，这是儒家和历代圣贤君子共识，也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中庸》》记载,“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子思大量引用孔子的话以论证中庸之道的高明广大，中庸之道就是中道文化。

时人讲到孔子，往往强调谦德而忽略了孔子至高无上的道德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孔子当然谦虚，但他是自谦，不是谦中道文化。对于中道文化的正确性真理性普适性，对于其大中至正和全体大用，孔子从来自信满满。

注意，中道文化以六经为核心，并非孔子原创，而是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集大成的成果。对于中道，孔子信之坚、解之透、行之笃、证之圆。有教无类而传道，广传此道也；周游列国欲行道，欲行此道也。

论及此道，孔子从无一句谦虚之言，四书五经从无一句谦虚之言。大道不虚，当道不谦，此之谓也。孔子在《庄子》一书中倒是不断谦虚此道而推崇老子之道，那是庄子的寓言，伪造孔子的话往老子和自己脸上贴金，当不得真。2020-12-31

首发于中国文化基金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