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的艺术

W.I.B.贝弗里奇 著

陈捷 译

W.I.B.Beveridge

THE ART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61

威廉•伊恩•比尔德莫尔（William Ian Beardmore，WIB）贝弗里奇是澳大利亚动物病理学家，也是剑桥大学动物病理学研究所所长。他于1908年4月23日出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朱尼市，并于2006年8月14日去世。他是1957年的《科学研究的艺术》和1977年的《上一次大瘟疫》的作者。

第十章 战略和战术

“研究，完成，出版。”——法拉第

研究工作的计划和组织

关于研究工作的计划有不少争论。主要分歧是：纯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各有什么价值；对一个国家而言，研究工作计划的规模和计划性的程度。主张计划研究的激选派认为：有意识地为社会某种需要服务的研究才是唯一有价值的研究，而纯理论研究只不过是浪费时间，怡情适性的消遣而已。而另一方面，反对计划的人〈英国有一个“争取科学自由协会”则认为，被组织起来的研究工作者变成了例行公事的调查员，因为失去了精神上的自由以後，强创精神就不能发扬兴盛。

往往由于未能阐明所谓计划的含义，而搅混了关于研究工作计划的讨论。我们应区分三种不同的计划。第一种是研究人员本身对研究工作的实际处理，相当于战争中的战术。时间很短，一般只包括一、两个实验。第二种是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计划，相当于战争中的战略。参加此类计划的不限于研究人员本身，还往往包括研究工作的指导人员和技术委员会。第三种是研究方针的计划。这类计划主要由一个委员会主管，决定研究哪些问题，资助哪些项目和人员。

我们已经指出，许多新发现不是预见之中的，并且，在生物学研究的下列两方面特别是个人的努力起主要作用：

(1)识别预期之外的发现，并进行深入研究；

(2)进行长时间集中的脑力劳动直至产生新设想。

根据计划的安排，系统地积累资料，按这样的方法得出的重大发现也许是很少的。有些人以为，对问题不具备基本的知识，就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但事实并非如此。作出一个经验性的发现，通常是先提出解决方法，以後再对原理进行理论阐述。从本书叙述的那些新发现中，我们应吸取的一个主要教训是：研究人员在决定了研究的方向以後，决不应给自己戴上思想的遮眼罩，从而象一匹拉车的马，只见脚下的那块路，而看不到道旁的景色。

从科学发现的历史所给予我们的种种教益来看，出一个委员会来制定科学研究的战术，不如由从事研究的工作者本人，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制定自己的方法，这样效果更好。对于大多数研究人员来说，科学研究是一种个人的活动，规划战术的责任最好留待研究者个人承坦。这样，如若给予研究人员所必需的动力和奖酬以进行有效的研究，他们会把全付的精力用在这一项研究上。过多的监督会影响创造性，因为只有让人们感到这是自己的东西，他们才会全心全意，全力以赴。

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创始人弗莱克斯纳(Flexner)一贯认为：只要人选恰当，你就可以完全放心，这些人自己的主意总比别人能为他们想出的好。决不应要求科学家一板一眼、分毫不差地按照他们自己制定的研究计划行事，而应该容许他们根据发展的需要对计划佳改变动。

已故的托普莱教授说：

“委员会是一种危险的东西，需予以密切的注视。我相信研究委员会能做一件有益的事，仅只一件。委员会可以找到最适合研究某一特定问题的人员，把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以方便的条件，然後让他们自己去进行工作。委员会可以定期审议工作的进展，进行调整。但此外要多加干预，就有害处。”

技术委员会和研究工作的指导人员在战略计划方面常可起到一定作用，但他们必须与要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员有所配合，切不可在战术方面发号施令。在研究方针的计划上，委员会有很大的价值，它可以唤起社会对某些重要问题的关注，并筹措必要的资金，调动必要的人员。委员会有时还可起这样的作用来推动科学的发展：为各实验室的人员交流互相间的进展情况，以减少通常因发表报告所造成的延误。有些战时委员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协调分散的研究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制定战略的和方针性的计划是一项责任重大的事，必须委任给真正理解研究工作并具有相当科学知识的人，才有成功的希望。这个道理十分明显，也许不值一提。人们普遍承认：制定研究工作战略规划的委员会，其主要成员应是在这一科学领域内积极从事研究活动的人。遗憾的是，很多委员会为了万无一失，只资助那些已经订出详尽计划、从事一般性研究的项目，而不肯冒风险，这就常常做不出有价值的发展。

各种计划和方案，是用于解决已经认识到的问题，亦即应用研究的。但是科学也需要那种不考虑实际结果，不受其它影响而从事纯理论研究的人员。

在研究组中，某个或某些人员通常起领导作用，对问题考虑得多一些。当然，也者一些科学工作者不适合从事独立的研究活动，但作为研究组的成员，在别人的密切指导下，能起到很有益的作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想象力丰富的人比仅只具有单纯逻辑头脑的人，更适于担负领导工作，因为前者更富有启发性，而且足智多谋。但是研究组的领导人本人也必须积极参加研究。换言之，战术的计划最好由研究人员而不是由办公室行政人员来制定。如果研究组公推不出一位领导人，那么可将问题分割开来，使每个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研究人员都分别对某一方面的工作负责。研究组必须力求避免把计划订得过细、过死。然而，在互相配合的过程中，工作必须充分协调，使得每个成员不仅了解自己负责的那一方面，而且能够掌握全局。

埃利希很好地阐述了研究组工作的原则：“集中进行研究，而每个成员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一切计划都应看成是暂时的，可随工作的进展而变动的。这里切不可混淆研究工作的计划和个人实验的部署。在部署实验时，必须精心构思，严格按计划进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相互配合对于跨越多种学科的研究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例如让医生、细菌学家和生物化学家同时研究一种疾病。在进行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时，常使用大型的研究组，因为需要大量相互配合的、熟练的技术工作。在开拓个人作出的发现时，往往也需要研究组的配合。

研究组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途：它能使有才华人的能力超越自己双手和技术条件所容许的限度。特别是这一类的研究组，还能为初学者提供学习从事研究工作拍机会。青年科学工作者能与一位有经验的研究人员共事合作，比仅仅得到後者的监督要获益更大。而且，这样他也更有希望品尝成功的滋味，这对他有极大的好处。再者，青年的敏感和独创精神，一经与成熟科学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相结合，就能相得益彰。在需要密切配合的时候，各个研究人员的个性当然也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大多数富有才华的人，能启发别人思考，但有些人想象力过于丰富，试验新设想的愿望过于迫切，以至对想要试验自己设想的青年同事起了阻碍的作用。此外，一个人可以是个卓越的科学家，但却在了解和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完全不成熟。

反对进行研究组配合的主要意见是：如果研究人员不能随意离开本题进行研究工作，那么，就可能错过机会，不能在一些预想之外的枝节问题上作出新发现。弗莱明曾指出，他当初若是参加了一个研究组，就不可能放下手里的研究，去深入追踪别的线索，也就发现不了青霉素。

为了自己的工作有所遵循，研究人员在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应制定某种至少是暂时性的总计划，并为具体实验订出详尽方案。在这一方面，指导人员的经验对青年科学家会有很大的帮助。後者介绍他所收集资料的概况，以及自己对拟议中工作的设想，以资讨论。没有经验的科学家往往不知道科学研究中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对于一年的工作，有时会提出一项要十年才能完成的计划。有经验的人懂得，在实际中应当限于一项比较简单的项目进行工作，因为他知道即使是简单的项目意味着多少工作量。因为只听到科学研究中成功的例子，于是一个新手往往会得出一种假象，认为研究工作易如反掌。其实每一点滴的进展都是缓慢而艰巨的，一个人一次只能着手解决一项有限的目标。初试者在遇到计划以外的重要线索时，应与指导自己的人进行讨论。因为，他虽然可能发现应该追踪的有益线索，但如果对于出现的每个未解之题都跟踪下去，那是既不可能也不合适的。在这些问题上提出建议并帮助解决出现的困难，就是研究工作指导人员的主要任务。

被指导者的成败便是衡量指导者对科学研究的性质理解程度的准绳。随着青年科学家的成长，应逐步鼓励他减少对指导者的依赖。青年科学家独立工作的程度应根据他表现的才能以及他取得的成就来决定。

不论是参加小组的研究人员，或是独立工作的研究者，都应记下打算试验的设想和实验，即列出一项工作方案，并不断进行修订。

有些人认为，研究工作以在小规模机构中进行为宜，那里指导人员对所有的工作都能躬亲过问，规模一大，效率就要降低。无疑，很多例子证明：在小机构中平均每人的成果要多于大机构中。这些地方的指导人员往往不仅是一个能干的科学家，而且善于激发他的工作人员的干劲。有些大的机构效率也很高，那里可能有几个活跃的中心，每一个中心又都有一个干练的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