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言的胡侃：戊戌變法雜感

最近高伐林博發了“戊戌變法是一場兒戲，實際是兩場政變”一文。在轉引的雪珥（當代澳籍華人作家）文章之前，高博概述了最近反對主流“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1898年以康有為、梁啓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通過光緒帝倡導學習西方，改革政治制度的改良運動。）”研究的幾篇文章，從高博的概述，似乎可以聽到遲來史學革命的腳步，中國終於有跳出康梁“戊戌變法”研究架構的可能。

這里不再重複雪珥的觀點。我早就提過戊戌變法和文化革命類似的地方。這里只想從人才，從政治事件運作角度談點感想。

清末洋務運動幾十年，雖有成果，但成果無法和明治維新後成果相比，其中一大原因是人才問題。中國缺少明治維新後日本涌現的實務人才。洋務運動的資源很大一部分落入經手人的私囊。

這個問題如此嚴重，以致清朝不得不把海關交英人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英國外交官，19歲來中國，1859入職中國海關，任晚清海關總稅務司半個世紀。）督辦。在赫德手下，中國海關高效廉潔，三十年間，收入從每年700萬增加到2700萬，幾乎為清朝財政收入1/3，為洋務運動和清朝西北平定“回亂（同治陝甘回變（1862-1873）：同治年間發生在中國西北地區的一場大規模帶有反清性質的族群與宗教戰爭，其間回民與漢民、清軍互相進行報復性殘殺，陝甘兩省人口損失達兩千萬。）”提供了財源。當然，從清朝角度，這是喪權辱國之舉。清朝對海關的創舉大概是清朝所能為的極限。就控制人才來源培養人才來看，洋務運動是失敗的。仕途仍舊掌握在科舉人士手中。

日本明治維新後，迅速引進大量外國教師，創辦西式大學，為日本培養了現代化人才。中國現代化大學的創辦和發展比日本晚了兩三代，其後果不言自明。

人才是任何改革運動成敗關鍵。不談光緒眼裡翻天覆地的革命，就拿洋務運動講，成敗也取決於少數人才。清末洋務運動中文祥是我眼裡最出色的人才。他是滿人，進士出身，清廉，懂實務，親自督辦京師大學堂，又能率領八旗大爺出關剿匪。無論官場洋務，他都有清晰認識並有操作的能力。從他1876年病死到1884甲申樞局（1884年12月4日，親日的開化黨在朝鮮王朝發動的一場武力政變，被駐朝清軍將領袁世凱平定。）之變，恭親王束手束腳，未嘗不是手下再沒有文祥這樣的人，寶鋆（寶鋆（1807-1891）：滿族，晚清大臣，同治時任軍機大臣，與恭親王、文慶掌管樞務，洋務運動主要人物。）和恭親王關係雖密，但能力操守遠不如矣。

恭親王對啟用榮祿出了力氣。從淵源講，榮祿多數時間站在恭親王對立一面。但人才難得，如果沒有榮祿，清朝也許還要早亡幾年，所以榮祿為文忠，也說明洋務運動和清末改革的困境。

戊戌變法缺少能做實務的人才。康有為和光緒派基本是毫無實際管理經驗的文人，光緒派似乎對洋務運動的得失，對洋務運動中培養出來的一點點人才毫無興趣。在某種意義上，光緒變法建立在否定前人努力要全面重新再來的基礎上。從現在史料看，光緒從來沒有就洋務運動和改革咨詢過恭親王的意見，這是很令人驚訝的事情。

文祥死前上過奏摺，談政體，談洋務，談改革。我們不妨看一下文祥的思路。文祥說:

「說者謂各國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國中偶有動作，必由其國主付上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卿士也；付下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庶人也。議之可行則行，否則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後決然行之。自治其國以此，其觀他國之廢興成敗亦以此。儻其國一切政治皆與民情相背，則各國始逞所欲為，取之恐後矣。如土耳其、希臘等國，勢極弱小，而得以久存各大國之間者，其人心固也。強大如法國，而德國得以勝之者，以法王窮侈任性，負國債之多不可復計，雖日益額餉以要結兵心，而民心已去，始有以乘其間也。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物必先自腐而後蟲生焉。理之所在，勢所必至。中國之有外國，猶人身之有疾病，病者必相證用藥，而培元氣為尤要。外國無日不察我民心之向背，中國必求無事不愜於民心之是非。中國天澤分嚴，外國上議院、下議院之設，勢有難行，而義可採取。」（見1875 年，洋務運動的倡導者之一，軍機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瓜爾佳-文祥”《密陳大計疏》）

這大概是中國最高層最早對西方政治制度的正面論述。不僅如此，我覺得其中包括文祥最重要的判斷，即中國要“必相證用藥，而培元氣為尤要”。以及上下議院之設，“勢有難行，而義可採取。”

為什麼如此？文祥對中外衝突和官場又做了如下描述。他說:

「泰西各國官商一氣，政教並行，各商舶遠涉重洋，初至中華，處處受我侮抑，事事被我阻塞，其情郁而不能不發者，勢也。繼而見中國官之阻之者可以通，抑之者可以伸，必不可破之格，或取勝於兵力之相迫而卒無不破，此中國之為所輕而各國漸敢恣肆之機也。迨至立約通商已有成議，而內無深知洋務之大臣，在外無究心撫馭之疆吏，一切奏牘之陳，類多敷衍諱飾。敵人方桀驁而稱為恭順，洋情方怨毒而號為歡忭，遂至激成事端，忽和忽戰；甚且彼省之和局甫成，此省之戰事又起，賠款朝給，捷書暮陳。乘遭風之船以為勝仗，執送信之酋以為擒渠，果至兩軍相交，仍復一敗不可收拾。」

很明顯，文祥眼裡，中國自己“應對”是各國“漸敢恣肆”重要原因。而根基頗深。文祥又說:

「乃十數年來，遇有重大之端，安危呼吸之際，事外諸臣以袖手為得計；事甫就緒，異議復生，或轉託於成事不說；不問事之難易情形若何，一歸咎於任事之人。」

當時“秋後算賬派”面貌躍然紙上。所以文祥的改革方案是：

「應由各王大臣期定數日，詳細籌商，將事之本末始終，一律貫澈，利害之輕重，條議之行止，辦法切實，折中定見，無蹈從前會議故習。如今日議之行之，而異日不能同心堅持，則不如不辦。如事雖議行，而名是實非，徒為開銷帑需，增益各省人員差使名目，亦不如不辦。度勢揆時，料敵審己，實有萬萬不能不辦之勢，亦實有萬萬不可再誤之機。一誤即不能復更，不辦即不堪設想。」

「異日不能同心堅持，則不如不辦。名是實非，不如不辦。實有萬萬不能不辦之勢，亦實有萬萬不可再誤之機。一誤即不能復更，不辦即不堪設想」（趙爾巽等（民國）：《清史稿》卷三百八十六 「文祥」列傳一百七十）

這才是辦實事人的至理名言。

光緒但凡讀過文祥奏摺，咨詢過恭親王，吸收一批洋務運動的精華，也不至於有如此悲慘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