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言的胡侃：戊戌变法杂感

最近高伐林博发了“戊戌变法是一场儿戏，实际是两场政变”一文。在转引的雪珥（当代澳籍华人作家）文章之前，高博概述了最近反对主流“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倡导学习西方，改革政治制度的改良运动。）”研究的几篇文章，从高博的概述，似乎可以听到迟来史学革命的脚步，中国终于有跳出康梁“戊戌变法”研究架构的可能。

这里不再重复雪珥的观点。我早就提过戊戌变法和文化革命类似的地方。这里只想从人才，从政治事件运作角度谈点感想。

清末洋务运动几十年，虽有成果，但成果无法和明治维新後成果相比，其中一大原因是人才问题。中国缺少明治维新後日本涌现的实务人才。洋务运动的资源很大一部分落入经手人的私囊。

这个问题如此严重，以致清朝不得不把海关交英人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英国外交官，19岁来中国，1859入职中国海关，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半个世纪。）督办。在赫德手下，中国海关高效廉洁，三十年间，收入从每年700万增加到2700万，几乎为清朝财政收入1/3，为洋务运动和清朝西北平定“回乱（同治陕甘回变（1862-1873）：同治年间发生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一场大规模带有反清性质的族群与宗教战争，其间回民与汉民、清军互相进行报复性残杀，陕甘两省人口损失达两千万。）”提供了财源。当然，从清朝角度，这是丧权辱国之举。清朝对海关的创举大概是清朝所能为的极限。就控制人才来源培养人才来看，洋务运动是失败的。仕途仍旧掌握在科举人士手中。

日本明治维新後，迅速引进大量外国教师，创办西式大学，为日本培养了现代化人才。中国现代化大学的创办和发展比日本晚了两三代，其後果不言自明。

人才是任何改革运动成败关键。不谈光绪眼里翻天覆地的革命，就拿洋务运动讲，成败也取决于少数人才。清末洋务运动中文祥是我眼里最出色的人才。他是满人，进士出身，清廉，懂实务，亲自督办京师大学堂，又能率领八旗大爷出关剿匪。无论官场洋务，他都有清晰认识并有操作的能力。从他1876年病死到1884甲申枢局（1884年12月4日，亲日的开化党在朝鲜王朝发动的一场武力政变，被驻朝清军将领袁世凯平定。）之变，恭亲王束手束脚，未尝不是手下再没有文祥这样的人，宝鋆（宝鋆（1807-1891）：满族，晚清大臣，同治时任军机大臣，与恭亲王、文庆掌管枢务，洋务运动主要人物。）和恭亲王关系虽密，但能力操守远不如矣。

恭亲王对启用荣禄出了力气。从渊源讲，荣禄多数时间站在恭亲王对立一面。但人才难得，如果没有荣禄，清朝也许还要早亡几年，所以荣禄为文忠，也说明洋务运动和清末改革的困境。

戊戌变法缺少能做实务的人才。康有为和光绪派基本是毫无实际管理经验的文人，光绪派似乎对洋务运动的得失，对洋务运动中培养出来的一点点人才毫无兴趣。在某种意义上，光绪变法建立在否定前人努力要全面重新再来的基础上。从现在史料看，光绪从来没有就洋务运动和改革咨询过恭亲王的意见，这是很令人惊讶的事情。

文祥死前上过奏折，谈政体，谈洋务，谈改革。我们不妨看一下文祥的思路。文祥说:

「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後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傥其国一切政治皆与民情相背，则各国始逞所欲为，取之恐後矣。如土耳其、希腊等国，势极弱小，而得以久存各大国之间者，其人心固也。强大如法国，而德国得以胜之者，以法王穷侈任性，负国债之多不可复计，虽日益额饷以要结兵心，而民心已去，始有以乘其间也。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物必先自腐而後虫生焉。理之所在，势所必至。中国之有外国，犹人身之有疾病，病者必相证用药，而培元气为尤要。外国无日不察我民心之向背，中国必求无事不惬于民心之是非。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见1875 年，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瓜尔佳-文祥”《密陈大计疏》）

这大概是中国最高层最早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正面论述。不仅如此，我觉得其中包括文祥最重要的判断，即中国要“必相证用药，而培元气为尤要”。以及上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

为什么如此？文祥对中外冲突和官场又做了如下描述。他说:

「泰西各国官商一气，政教并行，各商舶远涉重洋，初至中华，处处受我侮抑，事事被我阻塞，其情郁而不能不发者，势也。继而见中国官之阻之者可以通，抑之者可以伸，必不可破之格，或取胜于兵力之相迫而卒无不破，此中国之为所轻而各国渐敢恣肆之机也。迨至立约通商已有成议，而内无深知洋务之大臣，在外无究心抚驭之疆吏，一切奏牍之陈，类多敷衍讳饰。敌人方桀骜而称为恭顺，洋情方怨毒而号为欢忭，遂至激成事端，忽和忽战；甚且彼省之和局甫成，此省之战事又起，赔款朝给，捷书暮陈。乘遭风之船以为胜仗，执送信之酋以为擒渠，果至两军相交，仍复一败不可收拾。」

很明显，文祥眼里，中国自己“应对”是各国“渐敢恣肆”重要原因。而根基颇深。文祥又说:

「乃十数年来，遇有重大之端，安危呼吸之际，事外诸臣以袖手为得计；事甫就绪，异议复生，或转讬于成事不说；不问事之难易情形若何，一归咎于任事之人。」

当时“秋後算账派”面貌跃然纸上。所以文祥的改革方案是：

「应由各王大臣期定数日，详细筹商，将事之本末始终，一律贯澈，利害之轻重，条议之行止，办法切实，折中定见，无蹈从前会议故习。如今日议之行之，而异日不能同心坚持，则不如不办。如事虽议行，而名是实非，徒为开销帑需，增益各省人员差使名目，亦不如不办。度势揆时，料敌审己，实有万万不能不办之势，亦实有万万不可再误之机。一误即不能复更，不办即不堪设想。」

「异日不能同心坚持，则不如不办。名是实非，不如不办。实有万万不能不办之势，亦实有万万不可再误之机。一误即不能复更，不办即不堪设想」（赵尔巽等（民国）：《清史稿》卷三百八十六 「文祥」列传一百七十）

这才是办实事人的至理名言。

光绪但凡读过文祥奏折，咨询过恭亲王，吸收一批洋务运动的精华，也不至于有如此悲惨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