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向后人“学习”
对于上面的几个小例子，有人也许会说，那说明胡适善于向别人学习。但是，向人学习而不道出学习来源，就难免有抄袭之讥。确实，胡适的“学习方法”是比较巧妙的，他不学习人家的形式，而专学人家的“精神”，并且将人家的“精神”加以发展和引伸。因此，别人是很难抓住他抄袭剽窃的确凿证据的──除非他自己承认。无论如何，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向上攀登，而不向脚下的人致谢，不公开承认人家的功劳，实际上自己的功劳也要大打折扣。下面，请继续看看胡适作学问的方法。
1919年3月，傅斯年曾说：“清代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不过西洋人曾经用在窥探自然界上，我们的先辈曾经用在整理古事物上；彼此的研究不同，虽然方法近似，也就不能得近似的效果了”。(转引自：罗志田：《从治病到打鬼：整理国故运动的一条内在理路》)。而胡适在1918年夏天完稿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清代的训诂学，所以超过前代，正因为戴震以下的汉学家，注释古书，都有法度，都用客观的佐证，不用主观的猜测。”(第20页)。也就是说，在1919年之前，胡适尚不认为清代的考据学方法是科学方法。(胡适只说清代校勘学是“合科学的方法”，见第19页)。
但是，从1919年8月起，胡适就研究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结果对它们的评价逐步升级，说清人懂得运用“归纳的方法”，“演绎的方法”，能够提出“假设”，知道通过寻求“证据”来证明假设。最后，胡适把音韵学说成是“有系统有价值的科学”，之所以如此，“正因为那些研究音韵的人，自顾炎武直到章太炎都能用这种科学的方法。”“凡成一种科学的学问，必有一个系统……清代的校勘学却真有条理系统，故成一种科学。”总之，胡适的结论就是，清代学者的研究方法就是“科学家常用的方法”。
其实，比胡适早十五年，梁启超就已经指出清儒使用的逻辑方法：“考证之学，其价值固有不可诬者。何也？以其由演绎的而进于归纳的也。”(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不论胡适的观点是不是来自傅斯年或梁启超，他都毫无疑问地知道这些观点的存在，但他却都没有把这些说出来。另外，傅斯年说的中西学术，西洋人用科学方法窥探自然界，中国人则用来整理古事物，因此造成结果不同。这个观点被胡适在作于1928年9月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毫无保留地采用。
1919年5月，北大学生毛子水在《新潮》上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认为对国故的研究，应该用“科学的精神”对之加以“整理”。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傅斯年附了一个“识”：“研究国故有两种手段，一，整理国故；二，追摹国故。由前一说是我所最佩服的：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1919年12月，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正式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虽然胡适对傅斯年和毛子水的观点有所发展，但谁都知道，一个观点的最先提出，其价值要比这个观点的完善和充实要高得多。但是，由於胡适的地位，“整理国故”这个口号一直都被当作胡适的专利品。
确实，有人说，胡适的一生学术事业都是“整理国故”。本来，“整理国故”的口号是针对北大教授刘师培等人创办的《国故》月刊才提出来的，那么，胡适的“整理国故”和刘师培的“国故研究”有什么区别呢？胡适虽然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说是要“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但具体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说，在当时，连胡适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到了1921年，胡适好象突然间开了窍。这年夏天，胡适在东南大学讲演《研究国故的方法》，其中说：
“整理国故的条件，可分形式内容二方面讲：(一) 形式方面：加上标点和符号，替它分开段落来。(二) 内容方面：加上新的注释，折中旧的注解。并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底历史和价值。”(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原载1921年8月4日《民国日报觉悟》，转引自：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93页) 。
在此之前的7月21日，胡适曾到商务印书馆“考察”。他无意间看到了一篇《改革编译所刍议》，於是把它抄到了日记本中：
“到编译所。……华超君做了一篇《改革编译所刍议》，内分：
(1) 设备。……
(2) 时间。……
(3) 人才。……
(4) 审定。……
(5) 整理旧书。‘照原书印成，没加上整理、考订、校误和说明，不能算作大贡献。以后印行旧书，宜聘专家来整理。可另置旧书整理部以统其事。’
(6) 扩充图书。……
(7) 编辑词典。……
(8) 提高生活程度。……。”(《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387-388页)。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陈以爱女士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写到：“这可以说是胡适谈到整理旧书时，第一次有比较切实的主张；至其内容，则明显以华超的建议为底本而发展出来的。”(陈以爱：《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行》41页)。
实际上，胡适从商务印书馆“学”来的东西不止这一处。看他同年7月25日的日记：
“到编译所。与方叔远、马涯民(瀛) 两先生谈论他们现在编纂《大字典》的计划。方先生拟有《商榷书》，内有一段说：
字典辞典者，当以结账为主义，举数千年来一切事物训故，为之归纳，为之断制，不可偏举一家之说及为游移两可之词，俾检查者如习算数，得其答数，无烦更为之复核。(《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397页)。
这实际上就是胡适在他那著名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所讲的“系统的整理”的三大方法之二，──“结账式的整理”──的来源。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发表于1923年1月。在相当程度上，这篇文章奠定了胡适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为国学研究指点古人，谋划未来，实在是继往开来之作。它指出“整理国故”的三种方法：甲、索引式的整理；乙、结账式的整理；丙、专史式的整理。
胡适的“结账式的整理”显然来自商务印书馆方叔远的《商榷书》。他的“索引式的整理”是怎么来的呢？1917年7月，胡适在留学归国途中，到达日本东京，买到《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胡适在日记中写到：
“又有日本人桑原氩夭┦恐吨泄а芯空咧挝瘛芬晃模浯蠼訹旨]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末段言中国籍未经‘整理’，不适于用。‘整理’即英文之Systematize也。其所举例，如《说文解字》之不便于检查，如《图书集成》之不合用，皆极当，吾在美洲曾发愿‘整理’《说文》一书，若自己不能成之，当教人为之。”(《胡适留学日记》下册393-394页)。
这就是“索引式的整理”的来源。根据胡适自己的说法，他要对《说文解字》和《图书集成》做“索引式的整理” 早在读桑原氩氐奈恼轮埃虼宋颐蔷桶颜庀睢肮汀惫榈胶实拿隆５牵实摹白ㄊ肥降恼怼崩醋阅睦锬兀�
胡适在1948年底逃离北平，留下了大批来往书信。这其中，有一篇顾颉刚在1920年5月5日给罗家伦的信。在信中，顾颉刚谈了自己的学术计划，即要写三部书：《世界文明史》、《中国文明史》、《中国书籍目录》。如何达到这个宏伟的目标呢？顾颉刚说：
“我再想，第一件着手的事业，应是《中国书籍目录》。这书目里头，用学术上的分类分，再用国故上的分类分，大概用学、派、时、地、人等来分，可以成二、三百卷的光景。……我想有了这部《书目》，才可以成一部《中国文明史》，有了一部完备的《中国文明史》，才可以做‘中西学术沟通’的事业。──这也是整理国故的具体计划。”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520页)。
看看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怎么说：
“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用；结账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读：这两项都只是提倡国学的设备。但我们在上文曾主张，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
十分明显，胡适上面这段话的中心思想都已经包含在两年多以前顾颉刚的信中。那么，这封信是怎么到了胡适的手中的呢？原来，1920年5月31日，罗家伦给胡适写信，请求胡适给顾颉刚找一份工作。在信中，罗家伦说：
“颉刚的旧学根底，和他的忍耐心与人格，都是孟真和我平素极佩服的。所以使他有个做书的机会，其结果决不只完成他个人求学的志愿，而且可以为中国的旧学找出一部分条理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97页)。
顾颉刚的那封信，很可能就是罗家伦在这时转给胡适的。难怪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还莫名其妙地说了这么几句话：
“历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工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况且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材料这么多，除了分功合作之外，更无他种方法可以达到这个大目的。”
这实际上就是在敲打顾颉刚呢：不要不自量力！
也许有人会说，当时胡适刚刚成名，学识不足，搞一点“顺手牵羊”的小花样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比如，唐德刚就为胡适假冒了十年洋博士的事这么开脱：“当年的北京大学──这个挤满了全国鸿儒硕彦的太学，岂可随便插足？以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标新立异，傲视士林，胡适多少有点胆怯。‘夜行吹口哨’，壮胆吓鬼”。(唐德刚：《胡适杂忆》75页)。但是，进入二十年代之后，胡适不仅已经“名满天下”，而且有“一言九鼎”之势，我们还能用“夜行吹口哨，壮胆吓鬼”这个理由来为他开脱吗？实际上，胡适“向学生学习”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二十年代的后半部分。
1926年，胡适与傅斯年在巴黎会面时，在交谈中，傅斯年向胡适阐述了自己的文学发展观，这就是，文学的生命最初来自民间，后来被文人借用了，而有的文人将之修改、完善，最终虽然形式完美了，生命力却逐渐丧失。就在这次见面的十天之后，胡适为自己编撰的《词选》作序，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但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
如果用胡适“历史的态度”来判断胡适这个文艺观点的形成，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说，它来自傅斯年。看看胡适1926年的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
9月1日。“傅孟真来，我们畅谈。……晚上还是大谈。在吃饭时背后有人拍我的肩膀，我回头看时，乃是梅迪生。他自美洲来。别后两年，迪生还是那样一个顽固！”(273页)。
9月2日。“这两天肚子很不好，今天没有吃饭，但孟真来了，我们还是大谈。孟真今天谈的极好，可惜太多了，我不能详细记下来。”(273页)。
9月30日。“十点将睡了，忽然想起《词选》将出版，应有小序。就赶作一序，共写了十三页，校毕已是两点钟了。近年作文，此文要算最快的了。客中无书，竟不能作好文字。”(《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367)。
胡适1926年7月赴欧洲，年底赴美，1927年4月回国。在欧洲的半年时间里，胡适写成的唯一一篇有份量的文章就是《〈词选〉自序》。(见：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编：《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索引》47页)。在“客中无书”的情况下，能够以“近年最快的”的速度作成此文，真似得到了神助。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先生说：“就在胡适与傅斯年见面大约十天后，当胡适为自己所编《词选》写《序》时，便沿用了这个说法”，“胡适《白话文学史》基本上发挥这一想法。”(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所谓“沿用”、“发挥”，本文称为“学习”。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去世的消息传到美国的当天，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做学问，功力不同，而见解往往相接近。如我作《词选》序，指出中国文学的新形式，新格调，往往来自民间，遇着高才的文人，采用这种新方式，加上高超的内容，才有第一流文学产生。后来低能的文人只能模仿，不能创造，这新方式又往往僵化，成为死文学。孟真有‘生老病死’的议论，与我很相同。”(《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85页)。胡适与傅斯年交往三十多年，共同经历的大事何止千万，而在对方去世的当天，胡适却单单记起了这件小事，可见对胡适来说，它并不是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