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讀〈楚辭〉》讀出的疑團
其實，胡適在學術研究中，不僅僅有搶奪自己學生的功勞之嫌疑。1922年8月，胡適寫成《讀〈楚辭〉》一文。在這篇文章中，胡適寫道：“屈原是誰？這個問題是沒有人發問過的。我現在不但要問屈原是什麼人，並且要問屈原這個人究竟有沒有。”胡適寫道：“《史記》本來就不很可靠，而屈原、賈生列傳尤其不可靠”，“屈原是一種複合物，是一種箭垛式的人物，與黃帝、周公同類，與希臘的荷馬同類”。很明顯，胡適把自己當成了對屈原身份質疑的第一人。
但實際上，最早懷疑屈原身份的人是四川經學大師廖平(字季平，1852—1932)。根據謝無量1923年出版的《楚詞新論》，
“十年前在成都的時候，見着廖季平先生，他拿出他新著的《楚詞新解》給我看，說‘屈原並沒有這個人’。他第一件說，《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是不對的。細看他全篇文義都不屬。他那傳中的事實，前後矛盾，既不能拿來證明屈原出處的事跡，也不能拿來證明屈原作《離騷》的時代。……第二件，拿經學的眼光說《楚辭》是《詩經》的旁支。他那經學上的主見，以為《詩經》本是天學，所講都是天上的事。自然《楚辭》也是一樣，所以有那些遠遊出世的思想，和關於天神鬼魂的文詞，也是適用《詩經》應有的法度。……第三件，說《離騷》首句‘帝高陽之苗裔’，是秦始皇的自序。其他屈原的文章，多半是秦博士所作。《史記》‘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轉引自：聞一多：《廖季平論離騷》)。
實際上，廖平的《楚詞新解》作於1906年，當時並未出版。在出版於1914年的《經學四變記》中，廖平說：“《楚辭》為《詩》之支流，其師說見於《上古天真論》，專為天學，詳於六合之天。”1915年，廖平的《楚詞講義》出版。在這本書中，廖平說：“《秦本紀》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即《楚辭》也。”《楚辭》“最不可解者，莫過詞意重犯。”“《屈原列傳》多駁文，不可通，後人刪補。”1918年，廖平完成《五變記》，觀點又有發展，說“《詩》如仙家之嬰兒煉魄，神去神留，不能白日飛升，脫此軀殼，《詩》故專言夢境，魚鳥上下。《內經》、《靈樞》、《素問》、《山海經》、《列子》、《莊子》、《楚辭》古賦、《遊仙詩》各書，以為之傳。(當引各書以注《詩》。)”廖平的學生黃鎔為之作注說：“《楚辭》意義重複，非一人之著述，乃七十博士為始皇所作《仙真人詩》，采《風》《雅》之微言，以應時君之命。史公本《漁父》、《懷沙》二篇為《屈原列傳》，後人因以《楚辭》歸之屈原，誤矣！”
所以說，早在胡適的《讀〈楚辭〉》之前，廖平就已經就“屈原是誰？”這個問題首先發問過了，並且形成了一整套理論。
胡適的《讀〈楚辭〉》“改定”於1922年8月28日，發表在《讀書雜誌》第一期上 (1922年9月3日出版)。但胡適在這篇文章的開頭說，“十年六月，洪熙、思永們的讀書會要我講演，我講的是我關於《楚辭》的意見，後來記在日記里，現在整理出來。”換句話說就是，胡適暗示他的這個觀點(懷疑屈原的存在)形成於1921年(民國十年)6月。由於1921年恰恰是胡適與廖平的學生吳虞頻頻接觸之際，而廖平的《六譯館叢書》(含《楚詞講義》)也在這一年出版，因此，一個十分微妙的問題就是，胡適關於屈原的觀點是自己在讀《楚辭》時獨立自主地得到的呢，還是來自廖平？
關於這個問題，目前幾乎已經不大可能得到直接的答案，但是，間接的線索卻很多。
作者：lllpppcn 回復日期：2005-10-28 07:44:22
懷着濃厚的興趣等着繼續看
作者：胡學博士 回復日期：2005-10-29 08:15:29
(1) 神秘失蹤的日記
根據《胡適日記全編》第三冊，胡適在1921年4月27日(星期三)和5月5日(星期四)的日記中分別記有“晚間為思永們的讀書會講演《詩經的研究》，約兩小時”，“為思永們談‘中國上古史的史料問題’”。(227頁和244頁)。在此之後，再就沒有關於“洪熙、思永們的讀書會”的記載。(胡適在這年5-6月間幾乎天天記日記，僅缺5月22日一天)。胡適的幾種年譜，如耿雲志的《胡適年譜》，曹伯言、季維龍的《胡適年譜》，對1921年6月的那個讀書會和講演均無記載，而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二冊中，胡頌平只是根據胡適的《讀〈楚辭〉》，在1921年6月間加注一條：“是月，先生在洪熙、思永們的讀書會上講演關於楚辭的意見。(見‘讀楚辭’，文存二集)”。因此，這個讀書會究竟開沒開，什麼時候開的，到今天根本就沒有人知道。
其次，1922年9月19日，也就是在那個莫名其妙的“洪熙、思永們的讀書會”的十五個月之後，胡適“補記”了1921年6月20日的日記：
“這一天的《日記》，因為有一篇《楚辭》的講演，被我抽出修改付印在《讀書雜誌》的第一期上了，原稿割裂不能收回，故將印出的本子附在這裡。十一，九，十九，胡適。”(326頁)。
胡適一生根據日記改寫文章的例子很多，他早期發表的文章大多都是根據他的《留學日記》整理出來的。但“原稿割裂不能收回”的例子幾乎沒有。由於胡適說這篇日記是在“後來記在日記里”的，因此可以肯定這個講演是在6月20日之前。現在看來，這個講演沒有記載，這篇日記又不翼而飛，難免讓人心中疑竇叢生。
第三，胡適在1921年6月21日的日記中，先寫了“與二哥、思聰、思永同去圖書館參觀”，然後寫中午“到西車站吃飯”，再寫“下午，孫伏園來談。”接下來，就有“補作昨日日記”這六個字。然後又說：“晚到夢麟家，我與他及孟和三人公餞畢善功先生。畢先生帶來英國教育家R.F.Scott擬的英國輔助中國教育發展計劃書，要我們討論。……故今晚討論此事。”關於英國這個計劃的記載在日記中長約千字。
這個“補作昨日日記”六字十分讓人費解，它即可以解釋為胡適在6月20日作有日記，而6月21日在此六字後面的文字是“增補”昨天的內容；也可以理解為胡適6月20日的日記是胡適在6月21日“補作”的，而關於英國庚款計劃的討論發生在6月21日。(曹伯言、季維龍在《胡適年譜》中認為，討論英國計劃發生在6月21日，見該書201頁)。由於胡適寫日記用的不是活頁日記本，因此如果出現第二種情況，胡適就必須預留空白紙張，或先“補作昨日日記”，再寫6月21日的日記。在日記本中預留空白紙張似乎不大合理，而根據《讀〈楚辭〉》，關於《楚辭》的文字是“後來記在日記里”的，因此胡適似乎沒有必要非把這篇文字在21日“補記”為6月20日。如果是第一種情況，則在6月20日晚，胡適又是餞行，又是討論英國計劃，時間必然非常緊張，緊張得連當時討論的主要問題都沒有記下，那麼，他怎麼會突然想起要先整理關於《楚辭》的講演，而把討論庚款計劃的問題留到第二天再記呢？總之，關於那篇6月20日的日記到底有沒有，如果有，內容到底是什麼，都讓人感到疑慮重重。
作者：胡學博士 回復日期：2005-10-31 03:07:38
(2) 突兀的《楚辭》研究
通觀《胡適日記全編》，胡適寫日記(他稱之為札記)的習慣始於1910年留美之後，1917年回國後中斷了大約兩年，從1919年7月10日起“又想作雜記了”。(第三冊3頁)。但胡適的這段日記只作了大約40天，然後就斷斷續續地用日程表來頂替。從1921年4月27日起，胡適又決心寫日記，他說：“我這三四年來，也不知被我的懶筆斷送了多少很可能有結果的思想，也不知被他損失了多少可以供將來的人做參考資料的事實。……這是我重做札記的緣起。”(第三冊225頁)。在此之後，胡適確實堅持作了很長時間的日記，並且都非常詳細。但在，從現有的出版物來看，如果不算1921年6月20日那篇“原稿割裂不能收回”的日記，胡適在1921年4月27日到1922年8月26日這一年零四個月期間的日記中，沒有一次提到過“屈原”或“《楚辭》”。在1922年8月27日的日記中，胡適突然寫道：“為《讀書雜誌》改作去年《讀〈楚辭〉》日記一篇。”(774頁)。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為胡適一般都要把自己的講演在不同場合和地點重複好幾次，比如他的《詩經的研究》講演不僅在“思永們的讀書會”上作了，而且在燕京大學等地都作了。另外，胡適對自己的一得之見通常非常珍惜，總會在日記中多次探討。他為什麼獨獨對《楚辭》如此吝惜筆墨呢？
另外，在1921年6月前後，胡適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水滸》和《紅樓夢》的考證上，同時還修編《章實齋年譜》，因此很難想象他會無緣無故地突然研究起《楚辭》。比如，從6月1日到13日，胡適連續寫作、修改了長達一萬二千餘字的《〈水滸傳〉後考》，其間還曾準備到保定講演“《文法的研究法》、《詩經的研究》、《新詩的運動》、《科學的人生觀》、《中學教育與中學學生》、《思想革新的幾個條件》”(6月3日)、研究《永樂大典》，13日“買得儀徵汪廷儒編的《廣陵思古編》二十九卷”，其中關於焦循的文字吸引了他的注意力。6月16日，胡適作了那篇著名的《〈吳虞文錄〉序》，17日，胡適“譯杜威《哲學改造》三頁”，“買得楊鍾羲編的《八旗文經》六十卷”，考證《紅樓夢》，作詩《死者》；18日，“出城訪陸仲安醫士，為江子雋嬸問病狀”；19日，因“忽得一怪夢”而研究《論語》中“天下”。(《胡適日記全編》第三冊第290-326頁)。在6月20日之後，胡適在日記中也無片言隻字談到《楚辭》。因此，那篇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的“《讀〈楚辭〉》日記一篇”到底是否曾經存在，就更值得懷疑。
作者：wangcunfu 回復日期：2005-11-3 01:29:59
山西作家韓石山有句名言：“讀魯迅長脾氣，讀胡適長學問。”
作者：wangcunfu 回復日期：2005-11-5 00:18:11
河南作家陳魯民說：
山西作家韓石山對魯迅和胡適有一個評價：“讀魯迅長脾氣，讀胡適長學問。”魯迅的骨頭硬，脾氣大，嫉惡如仇，眼裡不揉沙子，大家都承認；可魯迅的學問又何嘗不是天下一流。而“讀胡適長學問”，也很容易給人誤會。似乎胡適這個人，學問是沒的說，要不然，怎麼會掛上３６個博士牌子；可就是骨頭太軟，沒有脾氣，不敢抗爭，只會妥協，是個典型的“牆頭草，隨風倒”。過去一直就是這麼宣傳，大夥也就一直這麼認定。現在看來，其實未必，胡適真發起脾氣來，絲毫不亞於魯迅。
作者：英雄落墨 回復日期：2005-11-5 00:25:49
已閱，請魯迅同志就此主持召開一次討論大會。各科室的同志要積極參與，不發言的，扣掉本月獎金。
作者：胡學博士 回復日期：2005-11-5 07:28:58
(3) 荒唐古怪的“作偽有理”理論
1922年8月18日，胡適因為與沈兼士討論《詩經》而“引起了我整理《詩經》的舊志願”，第二天他“決計做下去，以後每星期至少做一篇的注和序，作為我百忙中的一種正當消遣。全書暫名為‘胡適試做的《詩經新解》’，至遲兩年可成。”(第三冊765頁)。但四天之後，也就是8月23日，胡適突然在日記中寫了這麼一段話：
“連日整治《詩經》，頗有味。今日注《芣苢》篇，見姚際恆《詩經通論》引豐坊偽《詩》傳說此詩為兒童鬥草的詩，我忽大悟豐坊必是有意推翻漢宋舊詩序的人，因為‘積重難返’，故不能不借重子貢、申培兩個古人來做大帽子。我們但見他作偽，而不原諒他作偽的苦心，就一筆抹煞他的書，未免太武斷了。我家中竟無此二書，明日當借來細讀；如此意不謬，當替他申冤。”(第三冊770頁，着重號原有──引者注)。
也就是說，胡適認為，只要目的“合理”，作偽也就合理。24日，胡適沒有在日記中提及《詩經》，25、26兩日說“作《周南、召南說》。而到了27日，胡適冷不丁地“為《讀書雜誌》改作去年《讀〈楚辭〉》日記一篇。”28、29、30日，胡適的日記也沒有提到作《詩經新解》。到了31日，我們才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
“想借《詩經新解》作消遣，不意才寫《召南》第一首的第一字，即碰着‘維’字。此字在《葛覃》篇‘維葉萋萋’，我不曾注他。今天忽念此字究竟作何解，乃檢三百篇《詩》，竟得一百多個‘維’字，大都是不易解的。我費了半日工夫，還尋不出什麼頭緒來。古人讀書，不講古文法，故能胡亂讀下去。雖極謹慎的漢學家，也實在不曾懂得《詩經》。古書真不易讀！”(第三冊780頁)。
也就是說，《讀〈楚辭〉》是胡適在整理《詩經》無法繼續下去的情況下作的，而在此之前，他就已經有了“作偽”的心理準備。
作者：wangcunfu 回復日期：2005-11-9 01:25:22
山西學者謝泳
讀一點胡適
胡適這個人的價值，我們今天已經看得比過去清楚了，進入下一個世紀，我們就更需要讀懂胡適了。為什麼呢？因為胡適是一個有世界眼光的人，他差不多在七八十年前就看出了世界的趨勢，這是很不容易的。胡適是一個沒有排斥性的人，他一生中有那麼多朋友，不是偶然的。他有一個看法，就是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而做人卻要在有疑處不疑，這是何等境界！他是一個胸懷非常坦蕩的人，知人論事，常能出以公心，一生說話，多為持平之論。
作者：胡學博士 回復日期：2005-11-10 10:38:28
(4) 胡適的觀點是否來自廖平？
在胡適的文章中，《讀〈楚辭〉》算比較簡短的一篇。文章討論了四個問題：一、屈原是誰？二、《楚辭》是什麼？三、《楚辭》的注家。四、《楚辭》的文學價值。胡適在質疑“屈原是誰”時，只是從《史記》中挑出了幾個地方來說明“《史記》本來就不很可靠，而屈原、賈生列傳尤其不可靠”。這實際上就是廖平在《楚詞新解》中所說的“《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是不對的。細看他全篇文義都不屬。他那傳中的事實，前後矛盾”。胡適在《讀〈楚辭〉》討論的第二個問題，“《楚辭》是什麼”，也只是要說明“《楚辭》的前二十五篇決不是一個人做的。”這也與《五變記》中黃鎔的闡述(“《楚辭》意義重複，非一人之著述，……史公本《漁父》、《懷沙》二篇為《屈原列傳》，後人因以《楚辭》歸之屈原，誤矣！”)如出一轍。《讀〈楚辭〉》的後兩個問題都不很重要，篇幅也不到全文的四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胡適一生以漢學為本，但卻在這部分大罵“漢儒”，說他們“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識最陋。他們把一部《詩經》都罩上烏煙瘴氣了。”)總之，從文章的內容來分析，胡適的《讀〈楚辭〉》明顯受廖平的影響。
現在，不妨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審視這個問題，看看胡適是否曾接觸過廖平的著作。首先，胡適對國內出版市場極為關注(見1918年1月發表在《新青年》上的《歸國雜感》)。因此，以胡適嗅覺之靈敏，決沒有對廖平漠然無知的可能，因為廖平並非等閒民間陋儒。他是著名的今文經學家，其“托古改制”、“疑古辨偽”等學術思想曾對康有為發生過深刻的影響。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兩部書就有剽竊廖平《辟劉篇》的嫌疑。梁啓超就說：“康有為早年酷好《周禮》，嘗貫穴之，著《政學通議》，後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另外，廖平很有一些有名的弟子，如，吳虞、謝無量、黃鎔、蒙文通、杜剛伯等人。在1922年以前，胡適與吳虞和謝無量都較熟。
其次，從1921年5月起，胡適就與吳虞過從甚密。胡適曾記載吳虞在5月13日送給他“《費氏遺書》三種”。在此之後，胡適安排了《吳虞文錄》的出版，並為之作序，吳虞還曾多次到胡適家中拜訪。1921年6月17日，曾經宣布“從不回訪”的胡適，還破天荒地“去看吳又陵先生(西老胡同21)，談了一會。”(《胡適日記全編》第三冊321頁)。因此，不能排除胡適在與吳虞的交談中獲知廖平學術觀點的可能。
當然，僅有可能性是不能夠說服人的，還需要確鑿的證據。根據《吳虞日記》記載，“北京教授及日本書肆均重廖季平著述”(1921年7月13日，上冊613頁)，“陳希虞來信，……言廖季丈《一變至五變記》及其他各大著，已交陳岳安寄京”(1921年8月14日，上冊625頁)，“過胡適之。……廖季平書，帶有數部寄亞東發售”(1921年9月15日，上冊635-636頁)。
因此可以斷定，至遲到1921年9月，胡適是肯定看到過廖平的《五變記》的。這樣一來，胡適在1922年8月說“這個問題是沒有人發問過的”就是一個彌天大謊，其目的就是要抹殺前人的研究。僅此一條，就違背了一個學者的最基本的學術道德。
作者：sandssong 回復日期：2005-11-10 16:30:48
此胡非彼胡
作者：wangcunfu 回復日期：2005-11-11 01:08:47
看來確實應該“讀一點胡適”，“長一長學問”，否則就會“錯過胡適一百年”。
作者：胡學博士 回復日期：2005-11-11 09:30:30
(5) 胡適研究過《楚辭》的什麼？
但是，胡適的問題還遠遠不止於此。胡適實際上從來就沒有對《楚辭》進行過什麼研究，《讀〈楚辭〉》是他一生中關於屈原或《楚辭》的唯一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在發表之後，胡適的觀點連續受到了陸侃如、梁啓超、曹聚仁、謝無量等人的批評，但胡適一直沒有對這些批評進行公開答辯。這說明，胡適質疑屈原存在的觀點的提出並不是慎重的，而是倉促、草率的，並且在這個觀點受到批判之後，馬上就將之放棄。另外，謝無量公開揭示出了廖平早於胡適質疑屈原的身份，也可能是使胡適不敢戀戰的一個主要原因。不過，在《讀〈楚辭〉》發表之前，胡適一定以為這是什麼“驚人的發現”，於是一面掩蓋廖平的研究，一面製造了一篇後來無影無蹤的日記，以把自己的“發現”優先權提前了一年多，恰好在吳虞將“廖季平書”親手交給胡適之前。
其實，胡適在《讀〈楚辭〉》中從《史記》挑出的幾個毛病，前人早就知道。徐子明就說，胡適說“‘孝文之後為景帝，而司馬遷亦不能知孝昭的諡法。’驟然一看，好像這是他的心得。其實不過襲梁玉繩、徐孚遠的成語。按史記本未撰完，而後人如褚少孫等隨意增改者亦不一，但與屈原之存在何干。”(徐子明：《胡禍叢談》141頁)。另外，徐子明還指出，“據博士說：‘屈原也許是二十五篇楚辭之中一部分的作者’(屈原人格的忽有忽無全靠博士一時的興會)。但這話極其可笑。因博士所列的二十五篇包括《招魂》《大招》。那知道這兩篇本來相傳是宋玉、景差所做，並不在二十五篇之內。而屈原的作品當中有所謂《九歌》，《九歌》共有十一篇。所以離騷(一)九歌(十一)天問(一)九章(九)遠遊(一)卜居(一)漁父(一)合起來才有二十五篇。(出處同上，144頁)。
也就是說，胡適連《楚辭》中的《九歌》共有幾篇都沒有搞明白，就大談《楚辭》，可見他是匆忙上陣，連槍都忘記了擦。
也許現在的人很難理解胡適當時為什麼要這麼幹。因為胡適如果在撒謊，他的績溪晚輩“洪熙、思永們” 很可能知道實情。如果是那樣的話，他在面對晚輩時豈不會感到臉紅？但考慮到胡適在1918年剽竊錢玄同關於“‘標準國語’，一定是要由我們提倡白話的人實地研究‘嘗試’，才能制定”的思想，把它改造成“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1919年，胡適把傅斯年的“清代的學問很有點科學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學的方法”發展成清儒考據方法是“科學家常用的方法”；同年，胡適把毛子水的“用科學精神整理國故”改造成“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我們就不難看出一個發展的線路。
另一個解釋就是，胡適確曾給“洪熙、思永們”講過《楚辭》，但講的內容很可能是關於“《楚辭》的注家”和“《楚辭》的文學價值”。在互聯網上，有一篇署名胡成業的文章，《胡適與章衣萍》，其中說：“1921年，在北大的績溪學生章衣萍[即“洪熙”──引者注]、章鐵民和胡適的侄子胡思永等組織讀書會，胡適擠出時間給他們演講，筆者見到記錄的有4月和6月兩次，分別講了《詩經的研究》和《楚辭》的意見，對章衣萍等績溪學子關懷備至，對他們的成長和成名起着很大的作用。”這篇文章是否曾正式發表，不得而知。但即使該文作者真的看到了相關“記錄”，它也還是沒有回答這個問題：胡適當時講的關於《楚辭》的意見到底是否包括質疑屈原身份這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