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建华：百年前常盘大定笔下的石鼓书院

1921年冬天，常盘大定（左一）在长沙龙王庙留影。（作者提供）

时光何其匆遽，转眼百年就要过去了，我的脑际经常萦回着这样的画面：那个端庄肃立在石鼓书院前的日本人，正在向世界发出诚挚地告诫：“中华民族是世界的一个谜，曾被喻为一头沉睡的狮子。它是与古印度、古希腊以及近世的德意志民族，一起被称为世界的四大民族。不管现在的境况如何，这个大国的国民都不会永远地沉睡下去，而现在他们正在走向觉醒。”

名叫常盘大定的这位日本人，明治三年（1870年）生于宫城县。与中国历代名士一样，他也有一个晚号“榴邱”，估计是他比较钟意的一个地名。少年时期即笃信佛教，属真宗大谷派，这也决定了他一生的行迹与事功。17岁入仙台道仁寺，29岁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历任各中学和大学教师。昭和六年（1931年），自东京帝国大学退休，后任庆应义塾大学东方文化学院评议员，兼任东洋大学教授。昭和十四年（1939年），主持浅草本愿寺兼大谷派本愿寺东京分支机构事务，同年创立日本佛学院并任院长。昭和二十年（1945年）圆寂，享年75岁（一说76岁）。

但凡关注汉传佛教及古建筑者，都不可能不知道常盘大定，一方面缘于其宏富渊博的著述，更缘于其涉足中国南北各地的屐痕。据说他生前来华七八次，其中仅20世纪20年代就曾5次来华考察宗教文化遗迹，在佛教实证研究领城属于先驱者。第一次来华是大正九年（1920年）9月至次年1月，考察路线为沈阳、北京、房山、大同、张家口、太原、洛阳、汉阳、宜昌、庐山、南京等地，考察对象主要是各地石窟、寺庙、道观等遗迹遗物。大正十年（1921年），写作出版《访古贤之迹——中国佛迹踏查》，随即开始第二次访华，时在当年9月至次年2月，期间到了湖南长沙、南岳、衡阳、宁乡四地。“他的旅行可谓大胆而冒险，闯入一个又一个危险区域，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朋友们都为他捏着一把汗，而“他说他有佛祖庇护，所以丝毫未曾介意”（启明会评议员泽柳政太郎博士序语）。

其时欧洲部分学者对中国的研究都非常出色，却是许多人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才取得的成果。常盘大定只身一人，仅仅靠被他的热情所感动的有限出资，成为日本文化研究领域屈指可数的翘楚。因为第一部著作“探求成果实为可观”，所以第二次考察得到了日本教员组合启明会的后援。回国两个月后，在东京帝国大学举行踏查报告会与所集资料展示会。翌年出版《续访古贤之迹——中国佛教史迹》(又名《中国佛教史迹》)，书中附带十余幅地图，以及作者实地拍摄的百余帧照片，成为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现状，尤其是佛教史迹或文物的难得文献。该书不仅资料丰富，记述详细，而且于踏查过程中的所得所感也时有披露，读来颇有趣味。

出发之前，启明会文学部服部宇之吉博士开具了一封介绍信：“中华民国各省官宪公览：兹有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讲师、文学博士常盘大定君，平生研究佛教及道教两派，居然自成一家，斯界夙推巨擘。去年为阐明东洋宗教史料起见，载书游于直隶、山西、安徽诸省，到处探访佛道遗迹，洒扫先儒坟墓，跋涉甚力。今又将前往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浙江诸省，仰所适各地官宪妥为保护，以便研究探访，则学界赖惠，预表谢忱。”

根据常盘大定《行程日志》记载，1921年9月14日下午9：30，自东京出发，18日下午1：30，抵达中国山东青岛。翌日游历济南，登临泰山，寻访曲阜，在山东盘桓一月。再往北京、石家庄、郑州、洛阳，转亳州、归德府、彰德府、郑州、汉口，一路上均有僧众或日本客商友朋接应。12月19日，“下午3点半出发，乘武昌发夜行车赴长沙。承中村英二君好意，得向导龚罗生。”他俩结伴次日抵长沙，在日丰洋行两个日商陪同下拜望道香和尚，“得南岳之行通融”。嗣后参观岳麓书院、贾谊祠、曾国藩祠，在长沙街头寻猎古书。24日，踏上南岳行途。25日，株洲下车，换乘轿子，行30里宿于小雷公塘玄帝庙。26日，行83里宿湘潭白石铺。27日下午4时，行80里后抵南岳祝圣寺。28日天雨，参观南岳庙、万寿寺。29日晴，登山至南台寺，下行至石头塔，继而上行，经慧思三生塔、一生岩，宿于天柱峰下福严寺，通计行程25里。30日浓雾，经磨镜台、怀让塔、铁佛寺、丹霞寺、南天门，到达祝融峰、上封寺。当夜返回祝圣寺，通计45里。31日小雨，上午8时南行赴衡州，行70里宿樟木寺。翌日元旦，依然小雨，早6时出发，进入衡州府城。

常盘大定此行专程来衡阳，主要就是考察石鼓书院，事前的功课来自南宋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石鼓书院位于回雁峰下的石鼓山（按：此处有误，石鼓山与回雁峰相距两三公里），正当与蒸湘（二水）相汇之要处。唐代刺史齐映在山阴处建一合江亭。元和年间（806－820），士人李宽在山巅建屋，读书其中，这是书院兴起的远因。时至宋代至道三年（997年），李士真向郡守请愿建立书院。景祐二年（1035年），集贤校理（当时实任衡阳郡守）刘沆上书请愿，得到朝廷的敕额，这便是公认石鼓书院的起源。以后，院址稍向东移成为州学（官办学府），其后一度荒废。淳熙十二年（1185年），这座具有历史背景的书院，由部使者潘侯（潘畴，字德鄜）在旧址上建屋数间，榜以旧额，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未竟而去。接任的使者宋侯（宋若水，字子渊）进一步扩大规模，一切均照国子监之规，始得印书，择郡县秀才以充之。”他特别指出：“朱子（朱熹）受邀为书院作记，更是令书院闻名天下……为处士之学吐出万丈气焰。”

他甚至不无欣喜地说：“这一次旅行中，我居然见到了四种神禹碑。归德府（商丘古城）衙门见到的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在岳麓山顶峰，第三个在石鼓书院内，第四个在南京栖霞寺的后面。另外听说大别山里、会稽山里也有，此外也一定还会有很多。”如此天下有名的神禹碑，相传是大禹治水后刻在南岳山崖而流传至今的。因为充满了各种神奇诡谲的传说，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曾到岣嵝峰寻找过，刘禹锡的诗中也有这块碑的字句。然而真正见过这块碑的人，直到南宋嘉定年间才会出现，四川人何致偶然间撞了大运，将它拓印而见诸天日。常盘大定文中并没说明此碑存放在石鼓书院的什么地方，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块拓碑，是在石鼓文化广场通往石鼓山的栈桥上，2007年重修书院时专门打造并建了一座禹碑亭。

1922年元旦，恰是1921年阴历十二月初四。常盘大定原以为中国按阴历行事，这一天应该和平日没有什么不同，没想到衡阳也和日本乡村一样，百姓要过两个新年佳节，官衙公署按阳历年放假。他看到书院山门上悬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石鼓师范讲习所，一块是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乙种工业学校，大门两边还插着两面国旗。上午的升旗仪式一结束，下午放假，教员们都忙着为回家探亲做准备。

山门内墙上悬匾一副对联：“修名千佛上，至味五经中。”在此之前，他在泰山经石峪做过考查，所以一眼认出了这是金刚经体，只是不知书者是晚清衡州末代进士、大书画家曾熙，却忠实地记录、拍摄下了这个历史场景。直到今天，尽管我不断地提醒书院几茬主事者，并多次出示历史图片为证，但新修书院山门前的铭牌，依然顽固地打印着这样的字：“撰联：佚名。”

书院里面以嘉会、敬业两堂为中心，常盘大定拍摄的照片中，有一个穿着体面、举止雍容的中年男人，矜持地拢手站在敬业堂前，估计是所长、校长之类的人物。“四面是教室，敬业堂的二楼上，正面安放着孔夫子像。里面有诸葛武侯像，据说是为了纪念当年武侯曾率兵至此。堂背后的临江处有合江亭，亭内有很多石刻，其中最出色的是张栻手书的韩昌黎诗碑（应为韩愈《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不过，那很有可能是近代的复制品。”

接着转向北面，只见湘江、蒸水汇合，滔滔北去洞庭，可见各样船只挤满江面。远处有一塔耸立，名来雁塔，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大概与南面上流烟霞环绕的回雁峰之名有关系吧”。常盘大定猜想的没错，这是衡阳的三道水口之一，地处合江套三汊矶上，与石鼓山遥相对峙，意在强化“出水口”的镇水功能，巩固衡州府城的风水。

站在石鼓书院并不十分空旷的坪上，常盘大定不时想起南宋两位大儒。在他看来，“分居南岳衡山首尾的石鼓、岳麓两座书院，之所以能被列入‘天下四大书院’之内，完全是仰仗朱晦庵（朱熹）和张南轩（张栻）的声望。”“不过，所谓的四大书院是哪四家，所举名称却因记而异。从列在下面的名单中可见其异，此外肯定还有类似的名单。每组中江南之物或者有三，或者四个皆是。”他提到四大书院的五种说法，其中衡州石鼓占据四种：岳麓、石鼓、白鹿、嵩阳；岳麓、石鼓、白鹿、睢阳；岳麓、石鼓、白鹿、应天；岳麓、石鼓、徂徕、金山；岳麓、嵩阳、白鹿、睢阳。

我没有料想到的是，常盘大定在书中提到了宋代理学鼻祖周敦颐与衡阳的关系。“奠定了宋儒根基的周茂叔（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士，幼年丧父，由居住在衡州的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抚养，并在当地读书。后来，他在衡阳县学右侧建起自己的书院，周围开挖池塘，引西湖水，播莲花籽，有亭名为爱莲亭，日后又称濂溪书院。”他试着寻找了一番，但当地人告诉他，这些古迹很久以前就已荒废，现在无存。听说小西门外莲花池中，有一座衡州教育会的建筑物，其所在地就是周子（周敦颐）故址，于是跑过去看个究竟。“环视空无一人的大堂，发现墙间有一块已经剥落的石碑，读其文字，上面记载这栋建筑是文昌阁，原与周子的爱莲亭毗邻，后来爱莲亭荒芜，仅此阁独存。引来西湖之水，在沼池中播种莲籽一事，说的就是这个池塘。爱莲亭与文昌阁相邻，那么无疑也就是濂溪书院的故址。”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是周子使之复兴，朱子将其扩大发展的。“这里的石鼓书院与周子有何关系尚且不明，但因朱子一游而名驰天下则是不争的事实，想必那时朱子一定也凭吊了周子的故地吧！”他所言及的爱莲亭、濂溪书院确有其物，文昌阁也有照片为证，而朱熹游学石鼓书院纯系空穴来风。

翌日雨天，上午10时，常盘大定乘船北返长沙，估计衡阳城内没有一个人知道，只有百年之后在下甘某以目光迷离相送。他并非第一个来游吾乡的日本高僧，有史可稽的是，京都六休上人水野梅晓（1877－1949），自称南岳石头希迁禅师（700－790）第四十二代法孙，曾于光绪末年两番（1903年、1907年）来南台寺寻根礼祖、赠送经卷。更早之前的南宋末年，天皇后裔道元承阳大师（1200－1253），曾来南岳受戒于曹洞宗第十三代法孙天童如净禅师（1163－1228），成为日本佛教曹洞宗创始人，南台寺因此成为日本曹洞宗的祖庭。然而，道元禅师只有简略的寺志记载和野史轶闻，水野梅晓则有湘学泰斗王闿运撰《日本僧赠南台寺藏经记》。作为日本近现代最有声望的东方佛教学者和古建筑专家，常盘大定是迄今所知第一个游历石鼓书院的日本人，文字及照片存于名著《中国佛教史迹》一书中——为此我们应该深深地感谢他！

［作者简介］甘建华，生于1963年8月18日，湖南衡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南作家书画院副院长，南华大学衡湘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衡阳师范学院终身客座教授，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客座教授，衡阳日报社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