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82歲楊振寧迎娶28歲女碩士，我寫過一篇小隨筆，題目是《樂》，因為兩個人的結合是公民的權利，他們自己感到快樂，我們應該祝福；後來楊先生在烏魯木齊說中國大學“辦得很成功”，我未置喙，因為當時我認為楊先生只不過是禮節性說說的，我注意到他說話時的背景和氛圍，是一個什麼“學術年會”的新聞發布會上說的，在那樣的“新聞發布會”上說幾句客套話，不是禮節性的又是什麼呢？現在“種種跡象”表明，似乎不是那麼簡單單一，而是有點“深思熟慮”的味道了。

稍早的時候，著名文化學者傅國涌先生在《民主與科學》雜誌上撰文《公眾為什麼厚“丘”薄“楊”？》，褒揚了對中國教育持批評態度的著名華裔數學家丘成桐，批評了對中國教育持褒揚態度的諾貝爾獎獲得者、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對傅國涌文章的基本觀點我是認同的（該文收入了作者的《偶像的黃昏》一書中，長江文藝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見 211頁）；沒有想到的是，在剛剛出版的《民主與科學》2006年第1期上，看到了楊振寧先生給該雜誌主編寫的信和一篇詳細的文章，在信中楊先生認為傅國涌“對我的講話、見解和做人的態度都似乎不太了解”，而在文章中則“張揚”了他的“中國大學成功論”。然後就是楊先生的這裡那裡演講，確實是“繼續堅持這一論斷”，為什麼堅持？恐怕除了一般人都有的“老年頑固綜合徵”之外，就是因為“親身體會”讓他作出這樣的判斷並堅持這樣的判斷了。

楊振寧先生的“親身體會”是怎麼回事呢？按他在文章中的說法，那就是：“2004年，我在清華大學教了一學期的大一物理。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也曾在美國教過兩年的大一物理。”（見《民主與科學》2006年第1期第6頁）他如今在演講中也是這麼說的。就這麼一點時間的“教大一物理”的“親身體會”，就這麼一點時間的“實踐”和“實驗”，楊先生就得出這樣的“思考結果”，確實是太可怕了。這樣的經歷還好不是自然科學界的“科研”，否則這世界必定充滿似是而非的偽科學。但是，楊先生到處張揚建立在他“一學期”和“兩年”教學基礎上的“中國大學成功論”，從他這位大師級人物的口中反覆出現，似乎就變成“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了，這個成果的直接後果就是讓當今中國教育部的官員們底氣十足地聲稱“中國大教育學是成功的”，然後不思改革。

楊振寧先生在他的“比較分析法”下，對中美教育的分析是這樣的：“美國式的教育哲學對有創造力的學生很有好處，但也浪費了很多人才，造成了許多悲劇；但我們國人往往只看到美國教育成功的一面，而沒有看到它陰暗的一面。”看到這樣的話，我只好啞然失笑：振寧老矣，尚能思否！這是一個思維中太過明顯的漏洞，恰恰就是楊先生自己“沒有看到中國教育陰暗的一面”；他說“中國大學對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比起發達國家有很大差距”，也只是說錢不夠、“科研經費不足”，這樣的識見，對於當今中國常常寫時評的數百位時評寫手來說，估計也沒有一位只停留在這一層面上的。

楊先生在文章中提到“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而恰恰是他老人家自己“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難道人老了，思維能力真的會大大下降嗎？若真是“老糊塗”，那多可怕呀。想想不久前去世的兩院院士王選先生，他可是到了七秩高齡還是思維非常清晰的啊，比如他說自己“上電視說明科學生涯快結束了”，說自己“現在靠虛名過日子”，說“名人是過時的人”，這是如何的清醒與自省呢！

傅國涌先生在《公眾為什麼厚“丘”薄 “楊”？》一文的最後，說“在並不完美的世界上，我們需要多一些丘成桐，少一些只知道世故賣乖的楊振寧”，我並不同意這裡給楊振寧先生所下的定語“世故賣乖”；我相信楊振寧先生說的“中國大學成功論”並不是“世故賣乖”的結果，而是他真切的想法，但可怕的恰恰是“真切的想法”----一個老掉的名人“親身體會”的“真切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