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是儒家和自由主義的制度共性

余東海

凡是尊孔尊儒尊自由者，就是仁者的朋友；

凡是反孔反儒反自由者，就是中華的敵人。

----東海律

一

儒家經濟思想和西方市場經濟頗為接近，都很重視誠信和契約，都反對政府與民爭利，都主張公平開放，反對政府壟斷。漢唐至明清歷代儒家王朝實行的經濟制度都是土地私有制，經濟市場化，可稱為古典市場經濟。

儒家不主張共同富裕，唯強調八個字：貧有底線，富不封頂。

貧有底線，為弱勢群體建立與經濟發展狀況相應的福利保障制度，讓每一個國人生老病死都有保障，沒有生活憂慮而有人格尊嚴。富不封頂，無論任何人，只要財富來源正當，就可以受到法律的剛性保障。無論怎樣富裕，都無意外之虞。同時，無論怎樣權高位重，敢發不義之財，必受嚴懲重罰！

人往高處走，人才、財富和資源往文明的高處流。換言之，最有保障最文明處，就是最高處，對人才、財富和各種資源的吸引力最大。我相信，王道政治、禮樂制度實行數十年，民有制和市場經濟實行上百年，天下人才、財富和資源都會洶湧奔流到中國來。中國想不繁榮強大都不可能。

市場經濟，是儒家文明與西方文明、王道政治與自由政治、禮樂制度與民主制度不約而同不謀而合的制度共性和共識。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認為，越是不自由的國家，貧富差距就會越來越大。美國經濟的強大與其自由的氛圍有很大關係。此言是也，未來王道自由禮當包括市場經濟的自由運作和發展。

市場經濟有兩種，一種是市場經濟，一種是馬幫特色的市場經濟，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權市場經濟，偽市場經濟。有人將“笑貧不笑娼”和“弱肉強食”兩點視為“市場經濟的共同特點”， 若非惡意誣衊，就是認偽為真、看朱成碧了。

真市場經濟的相關配套措施是福利制度和貧困線設置。西方福利往往過度，或者貧困線過高，導致“西方特色的不公平”，培養懶惰，對勤奮者不公。美西不笑娼但笑惡懲惡，其強權階級和強勢集團要食弱肉，比起特權市場經濟來困難得多。“笑貧不笑娼”和“弱肉強食”恰是特權市場經濟的特點。

《復旦大學包剛升教授：道德滑坡絕不是改革開放造成的！》一文說：

“市場經濟固然會影響一國的道德狀況，但其影響未必就是負面的。相反，市場經濟完全有可能與美德共存。與市場相比，政治狀況、制度安排和政府行為對道德風尚的影響更大。一個社會倘若出現了普遍的道德潰敗，與其說是市場的結果，不如說是政治的結果。”

說的不錯，但有必要說明兩點：一、從蝥時代到鄧時代，道德不是滑坡而是略有上升，從魔鬼變成禽獸，也是一種上升；二、鄧時代的改革開放是局部和淺層的，僅僅局限於經濟領域的表層；所謂的市場經濟是半吊子的，似是而非的。

張維迎先生說：市場經濟的最大受益者不是資本家，而是普通人。提高工薪階層收入的最好辦法是讓企業家活動更自由，市場競爭更激烈，而不是相反！消滅了企業家，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會回到赤貧狀態。（大意）

東海補充曰：特權市場經濟的最大受益者不是資本家，更不是普通人，而是特權階級。提高工薪階層收入的最好辦法是，消滅特權階級和惡性利益集團，實行真正的市場經濟，讓企業活動更自由，市場競爭更公正。

注意，馬幫的私有化，其實是權有化，將國有資產變成極少數人的私有財產。當然，所謂的國有資產，其實也是特權階級的禁臠，只是取用不便，容易出事，終究不如徹底私有。馬學不去，極權不變，就永遠不會有真正的私有化、民有制和市場經濟，不會有政治公正、社會公道和經濟公平。

二

特權市場經濟以公有制為主。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國有制等，是最具有欺騙性和危害性的惡制。世界上凡是搞公有制的國家，無不官富民貧，貧富懸殊，而且貧富極端懸殊，貧者缺乏基本保障。

搶劫民財的方法很多，慨乎言之有二，一種是豪奪，赤裸裸的搶劫，如強征土地、強拆房屋、各行業各地方巧立名目的罰款之類；一種是巧取，在人民不知不覺中完成了大規模全方位的剝削。最典型的巧取有二：一是不斷大量印錢，讓錢幣不斷地大幅度貶值；一是制度性巧取，如國有企業、高稅負等等，又以公有制為最。

楊一清廳友言：“委瑞內拉說是石油儲藏大國，本來是個很富的國家，搞公有制國有制，連石油也挖不出來。一切物資短缺。好笑得很。”不僅委瑞內拉，還有小金朝、古巴、伊朗等等，都差不多。論公有制之徹底和惡果之嚴重，當以毛時代為最，和平年代餓死人數以千萬計，古今中外，獨此一家。

名不副實、實不副名、名實相違的現象，古已有之，於今為烈。例如，資本主義重視人權自由、人格尊嚴和社會福利。社會主義重權重物而輕人，輕視人權和社會，導致社會苦難深重，反常變態。

又如，公有制最不公，所謂公有，恰是特權私有，為特權階級巧取豪奪大開方便之門。反而是私有制頗為公道，頗能維護財產權和社會公平。

嚴格的公有經濟與公有為主、私有為輔之別，計劃經濟與特權市場經濟之別，是馬家左右之別。馬家左右兩派雖然相互批判起來很激烈，動輒上升為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其實本質區別不大，都是哲學物本位和政治黨本位，價值標準和政治標準都是錯誤的。

右派略高於左，鄧右略高於毛左，是因為右派對西方文明略有傾向，其中實踐派對馬家制度略有修正，在經濟上對市場經濟略有模仿，本質仍然是惡制。

故東海曾經提醒：不能因為反對特權主導的私有化而肯定公有制，不能因為反對權力市場經濟而肯定計劃經濟，不能因為反對馬家修正主義而肯定原教旨，一句話，不能因為反對馬右而肯定毛左。

後三十年固然問題重重，前三十年更加罪惡累累。毛思想要不得，回頭路走不得。中國只有徹底擺脫馬路，才有希望走上自由文明的光輝道路。司馬南批判馬右的言論並非一無可取，但似是而非的地方太多，最根本的“非”就是文化、政治立場是馬左，這就極端錯誤，完全反動。

馬左特別反對民主制、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有學者說：“在私有制社會中，一切都是商品。”這就是對私有制的誣衊。在私有制社會中，一切都可以是商品，但人不是。私有制意味着市場經濟，與民主制共同構成自由社會，自由主義又植根於人本主義哲學。以人為本、以人為萬物的尺度，是人本主義的宗旨，自由人權平等民主法治是自由主義五常道。

事實與馬左所言恰恰相反，只有在黨主制和公有制構成的馬家社會，人才會淪為商品，甚至是最低賤的商品，人民如草，人命如草。

為政三惡：一是洗民之腦，二是防民之口，三是奪民之利，馬幫全占，而且變本加厲，空前嚴厲。就拿與民爭利這一條來說，馬幫是多管齊下：

一管是公有制，將多數土地、資源和各種生產資料收走了；二管是特權市場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最方便按權分配了；三管是國有、國營企業，純屬權有官有；四管是超高稅負。空前嚴重的貪污腐敗，已是與民爭利的末端手段。

馬幫意識形態和制度形態，對社會道德的敗壞是大規模、全方位、多層次而根本性的。季羨林有一段話頗為流行：

“多少年後，我醒悟過來，終於發現了一個宇宙真理：在公有制體系裡，每個單位都是小人的天下；正直的人總是少數，且無權勢；群眾的眼睛都是瞎的、勢利的，他們大部分情況下不會站在君子一邊。壞人是不會改好的，因為他們不認為自己是壞人。”

最後一句，確是灼見。被邪說洗腦的壞人，善惡顛倒，根本不認為自己是壞人，當然不可能改好。另外，在黨主制、公有制那個體系裡，君子是沒有的，雖有正人，非常罕見。

三

馬邦罪惡和災難無窮無盡，馬學及其導出來的黨主制公有制便是萬惡之源，無數人道災難和罪惡的根源。前不久發生的歐全中事件，將制度之惡特別鮮明地凸顯出來了。樸羲子廳友言：“歐全中事件，不是缺錢不是缺地，而是底層百姓欠缺基本人權。已經批好的140平方土地閒置六年，而一家老小只能蝸居窩棚之內。”缺人權，就是因為人權被馬制和馬學培養出來的惡性利益集團剝奪了。

FT中文網有一篇文章題為：《2021年度報告：中國鄉村觀察、憂思與破局之路》，摘要曰：“地理位置是鄉村振興的基因，集體經濟是鄉村振興的動力，社區福利是鄉村振興的活力，三者缺一不可，否則不能振興今日之鄉村。”

言不及義。正確的說法是：儒家文化是鄉村振興的基因，個體經濟是鄉村振興的動力，四大自由是鄉村振興的活力。欲振興今日之鄉村，非三管齊下不可。

個體經濟即私有制，在此基礎上鼓勵農民發展股份經濟。個體經濟也可以稱為民有制，這是真正的民有。而集體經濟雖稱“屬於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實為偽民有。集體經濟的官方定義是：

“集體經濟屬於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實行共同勞動、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組織。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分為農村集體經濟與城鎮集體經濟。農村集體經濟實行鄉鎮、行政村、村民小組的三級所有，土地、林木、水利設施等為集體所有，農民蓋房的宅基地為無償劃撥”云云。

定義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在“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大同理想實現之前，經濟制度最忌公有制，也忌公式混合制。所謂公有和公式混合，最方便權力私有。注意，儒家民有制（近乎西方私有制）與重視公有、國有及國營企業不矛盾。而且，在私有制基礎上建設起來的公有、國有企業才是真正的公有、國有。

雲天廳友言：“我們要把全民國有企業變成真正全國老百姓所有的企業，國有企業的收益用於中國的教育，比如全國的國有大學、中小學等，全民醫療基金，和資助困難百姓。”國有企業的收益，用處很多很大，豈僅教育而已。欲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實行民有制（私有制）。

人道政為大，政治制為重。制度是政治的核心問題，也是修身的一大關鍵。無論修齊治平，都必須致力於禮制的追求和建設。論制度品質，民主制、私有制和市場經濟，與黨主制、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不僅有高低之異，而且是善惡之別。前者為善制，可以為新禮制選擇性吸收，後者為惡制，殃民禍國，負命毀族，一無可取。予以堅決反對和批判，是儒家不可推卸的責任。2022-3-6余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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