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情爱史---原始的激情

蕾伊·唐娜希尔 著

（台湾）李意马 译

11、近世篇

宗教改革与清教徒

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1533-1603)是个女权主义者吗？如果她是的话，那么象John Aylmer这种凶狠的教会人士，当他在说天下的女人只有两种，大部分是“滑溜乱窜的水狸”，少数象“与500条毒蛇同处一袋的鳗鱼„„，一个运气好的男人想从蛇群中抓出这条鳗鱼，最好是抓它的尾部”时，他就会考虑再三，自问这种形容是否得体。

但这位主教是个幸运的男人，因为伊丽莎白像以前历史上位尊权高的女人一样，对其他女性的处境与福祉可说是完全没有兴趣。这不仅因为在权力宝座上的女人是在男人的世界里扮演男人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她们之所以获得权势，只因凑巧是某个伟大男人的女儿、妻子、寡妇、情妇这种机缘，在旁人的眼中，她们仍需要男人的指导。而历史上的伟大女人，不管後来自己表现多么杰出，基本上均是一个伟大男人势力的延伸，她们很少是站在自己的双脚上。

而从17世纪初年开始，也就是伊丽莎白时代结束後不久，欧洲的两性关系开始发生改变，但这不是来自热烈的女性觉醒运动，而是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相运动的结果。人道主义哲学和理性主义的第一道波涛都有助于女性地位的提高，而17、18世纪欧陆的各种大小战争及革命，也激发了“人人平等”的想法，女人和男人一样需武装起来保卫乡土，当然，女人也应该和男人一样在其他方面有类似的平等。1789年10月一群渔妇在凡尔赛宫前游行示威，这种“出头”的成就感，就象100年前的仕女将她们的文艺沙龙转变成文化与政治中心的情形一样。但不管是渔妇或者仕女，如果不是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反改革运动”(Counter reformation)与布尔乔亚阶级的日渐兴起，使社会，一生微妙的变化，则她们可能无法实现其所欲扮演的社会角色。

宗教改革与反革命运动似乎整个瓦解了欧洲在前三个世纪所建立起来的两性关系。

16世纪初年的宗教改革运动者，他们反对罗马教皇的教规，消除掉好几个世代来无谓的神学争论，直接回归到圣经，而在圣经里发现了全新的生活观。独身与禁欲的誓约是他们（神职人员）所需奉行的两大教规，但他们依圣经的解释认为这不仅使他们沦为教皇的奴隶，而且更直接违背圣律。在争取牧师婚姻合法化的战争中，他们更将争执扩大到俗人的层面，传统的天主教观点认为婚姻乃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宗教改革者对此亦提出批判。

对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来说，童贞是不愉快的、禁欲是不正常的、贞洁是危险的。虽然他无法完全摆脱奥古斯丁将性视为罪恶的观点，而将性称为一种“医药”，好比“治疗病人的医院”，但他无疑地认为婚姻就象饮食一样，对人类的本能而言是必需的。喀尔文（(John Calvin）个人的性欲似乎不象路德那样强烈，采取的则是一种较具建设性的观点，他认为女人不仅只是生育孩子或满足男人性欲的容器，更是男人一生不可分离的伴侣。

婚姻既是这么重要，那么显而易见的，一场恶劣的婚姻对宗教改革者来说无异是人生的一大不幸，罗马天主教会在12世纪获得婚姻的裁决权後，即坚持婚姻是上帝恩宠下的神圣仪式，终生不可改变。但宗教改革者翻遍圣经却找不到这种观点的依据，分居而没有再婚是耶稣特别认可的唯一离婚形式，路德认为这只就一个建议，而非命令。依他的观点，私通会自动地摧毁婚姻，而一个妻子如果拒绝丈夫的婚姻权利则可视同放弃婚姻，一个人阻止配偶过虔诚的生活也构成离婚的要件。

因为宗教改革者不认为婚姻是宗教上的圣礼，所以他们倾向于将婚姻的裁决权交还给俗世的权威（即法院），虽然这种交还并不是很彻底，神学家仍保留忠告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奉行什么原则的职贵。

宗教改革者对婚姻热忱的另一个表现是，他们绝对反对任何形式的婚外性活动。罗马天主教会对单身汉的不轨性活动采取宽容的态度，这多少反映了教会对婚姻的矛盾态度。宗教改革者坦白地说：“没有必要让男人去诱惑良家妇女或成为通奸者，让他们结婚，这是上帝指定的治疗方法。”虽然婚姻是唯一可接受的性出路，但改革者同时亦将性扩展到以生殖为目的的范围之外。他们认为，性行为只要是来自“渴望有小孩、避免通奸、松弛家务事的紧张与悲苦、或是彼此表示爱意”都是被许可的，这张清单实际上涵盖了大多数偶发的性行为，它也使得情妇和妓女成为多余之物。但根据17世纪一位神学家的看法，一个城市若受到声名狼藉的家庭之污染，其情况可能比少数良家妇女冒犯淫戒要来得糟糕，因为这种风气不仅无法减少犯罪，相反地这是以鼓励淫佚及对严谨守礼妇女之攻击。路德本人坚决反对萨克松尼地区妓院的重新开幕，但後来在对关闭黑里地区妓院一事上，他却近乎诡辩地说，仓促行事的坏处要多于好处。

如果宗教改革者不是对圣经上的指示照单全收的话，那他们可能对妇女地位的改善有较实际的贡献。他们完全忽略了希伯来法典写就後2000年来的社会发展事实，而要再度恢复全能的父权，虽然他们提升了“妻子”的地位，但并没有提升身为妻子的“女人”地位。

这种结果相当有趣，特别是在美洲更为有趣，在不受欧洲旧有态度及习惯所污染的新大陆，对经过改革的性与婚姻观提供了一个近乎实验室的美好条件。

清教徒的家庭观相当适合于在不利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新社会。当早年的移民者失败後，不苛言笑而刻苦耐劳的新英格兰（今美国东北部六州）清教徒对他们的先见之明甚感骄傲，而更加约束自己、磨练自己，这是恶劣环境所带的，但他们似乎做得太过火了。

他们的生命观有一大部分是圣经制约下的产物，他们认为上帝所创造的所有生物，包括上帝的选民在内，都是生来就有罪的，他们心中的罪就象“蟾蜍体内的毒液一样”，在麻萨诸塞州剑桥镇布道的Thomas Shepard说：“我们的心是所有无神论、同性恋、亵渎、谋杀、卖淫、通奸、巫术与鸡奸汇集的污水沟。因此，如果你做了任何好事，也只像在一大碗毒液中加入一滴玫瑰香水而已。”这实在是一项沉重的负担，而对清教徒来说，忏悔亦不足以免罪，唯有靠信念坚强的人帮助较弱的教友——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来对抗邪恶。

这种对抗始于训练严苛的家庭中，父亲乃是家中的耶和华，妻儿是他的以色列子民，在他的领导之下服从、团结、努力工作，这是建立清教徒家庭也是美国这个国家的基石。

但一开始就产生了某些问题，虽然搭乘“五月花”号去寻找乐士的“教父们”都带着妻儿同行，但在第一个冬天，18个太太中死了13个，经过几十年後，男人的数目遂比女人多出许多来。

在男人缺少女人，女人又被怀疑易犯性方面之罪行的社会里，清教徒认为人性软弱的观点似乎得到了证明。依当时的传统，处罚非常严厉，通奸者需受鞭答，然後在教堂里当众忏悔，婚後太早生下第一个小孩的夫妻需手脚上枷，而在星期日生下来的婴儿常被拒绝受洗，因为大家认为他一定是在星期日受孕的（安息日禁止行房），意志不坚、心灵薄弱者常被指为女巫而活活烧死或吊死，曾有一位10多岁的男仆被指控与一匹牡马、五只绵羊、两只小牛及一只火鸡“苟和”,而被活活吊死。

清教徒的道德观对美国的未来有三点直接的影响：第一、它在精神上比大西洋彼岸提早半世纪进入“维多利亚时代”,第二、它教导美国妇女如何以病弱甜美的美德及纯洁来控制她们的男人，像旧约圣经里的“好妻子”臣服在丈夫的脚下，第三、它对“家庭”这个观念赋予特别的重要性。

由于清教徒坚忍、固执、自我保存的特性，再加上他们是最先的移民者，因此，他们的伦理道德对稍後抵达的非清教徒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成为塑造美国未来的一股巨大力量。即使时至今日，国会议员及政府要员仍竭力要保持自己不管是在工作、休息、教会、玩乐等各种场合都是一个“家庭男人”(family men）的形象，象他们早年的新英格兰移民祖先般，将家庭的团结做为美国精神的象征。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会象美国总统或国会议员般，在竞选时带着妻子、儿女同台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