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履歷和學術成就被嚴重造假和造神中的陳寅恪7

京都靜源教授、文學博士

六、梁啟超晚年為何與陳寅恪斷交

根據我們前面的考察得知：梁啟超先生晚年和陳寅恪先生關係並不和睦，臨終前半年幾乎處於與陳寅恪先生斷交的地步？為什麼呢？起因之一就是王國維先生的自殺。

在處理善後工作中，王國維先生交代只是“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即由陳寅恪、吳宓二先生代為處理圖書而已。按照中國文化傳統，入土為安時的墓碑由誰來寫，一時間成了重大的課題。吳宓先生作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負責人，負責協調此事，並向清華學堂校方彙報。當時王國維家人和國學研究院初步定的人選是梁啟超先生。即，最初《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銘》與陳寅恪無半毛錢關係。但是，隨著吳宓先生卸任國學研究院主任，國學研究院的部分實際工作就被陳寅恪先生主動承擔了。他開始考慮給梁啟超先生樹立紀念碑，而不是簡單的墓碑、墓誌銘，這是在1928年2、3月間才出現的提議。提議人當然是陳寅恪先生，他甚至帶領國學研究院的學生發起了全體師生的捐款行為。令陳寅恪先生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而給王國維紀念碑捐款活動居然首先遭到了吳宓先生的抵制和拒絕！

從1928年夏開始，直到梁啟超先生逝世的1929年1月的半年多時間裏，他對陳寅恪先生表現出了超常的冷淡和疏遠，以至於見到他的人幾乎不敢在他面前談起陳氏。這就是陳寅恪先生的“辦事藝術”：在重大名利上留給陳寅恪先生自己，而將設計則歸功於那時梁啟超先生那年輕的兒子。他讓梁啟超先生有苦說不出來。

到了1929年6月初，《王觀堂先生紀念碑》終於建成，碑文終於公佈了。撰寫者落款果然只剩下陳寅恪先生一人！根本就沒有已故的梁啟超先生！而自知心中有鬼的陳寅恪先生，沒有忘記特別說了這樣一句“因以刻石之辭命寅恪，數辭不獲已”以掩人耳目，為自己開脫。當時甚至出現了陳寅恪先生教唆研究院的學生批判吳宓的現象。

甚至當著名歷史學家張蔭麟先生撰寫了批判國學研究院（陳寅恪主持）的學術刊物出現質量問題的文章將要發表在吳宓主持的《學衡》刊物上時，陳寅恪先生則立刻和吳宓面談，堅決要求吳宓無論如何不能刊發此文。陳寅恪先生的這一嚴重違反了學術客觀和中立的無禮要求被吳宓記載在《吳宓日記》1928年3月8日。而我們都知道張蔭麟先生英年造逝之後，陳寅恪先生還特地撰寫了挽聯和文章，可是他居然也如此利用和吳宓的私人關係，打壓學術界同仁對清華國學研究院刊物的正常的批評！到底哪一個陳寅恪先生才是真？哪一個是假？他的“氣節”和“風骨”何在呢？我們倍感糊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