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邪教父于光远之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亦明

【提要】

从五十年代初起，于光远就是中国最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政治经济学讲座”。从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于光远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是中国最权威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仅如此，从五十年代起，于光远就接受了党中央布置给他的一项使命，即编写一部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为此，于光远率领一个团队“探索”了将近半个世纪。也就是因为于光远几乎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用于研究政治经济学，所以他的门徒和门客将他捧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当时，政治经济学式微，而经济学则是显学。本文对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根底和成就从多个角度进行全方位的考察。

【目录】

一、奉旨著书

二、三朝元老

1、亦步亦趋

2、拒不商榷

3、权贵心理

三、白卷先生

1、形而上学，冥思玄想

2、目不旁视，专心致志

3、咬文嚼字，甘苦自知

4、于粉粉于，不遗于力

5、画地为牢，含饴自娱

四、老眼独到

1、“有计划（按比例）”vs.“有计划和按比例”

2、“各取所需”vs.“按需分配”

（1）追根溯源：于光远的屡次三番

（2）饮水思源：马克思的真正来源

（3）正本清源：于光远为什么要坚持“改回”？

3、于光远与数学

五、“第一部经济学的著作”

1、百纳成裘

2、捉襟见肘

3、如此调查

4、于光远的第二次“农村调查”

六、“太学家”

1、斯大林时代的正统

2、后斯大林时代的正统

3、毛泽东时代的二元论

4、遗老心态

七、“改革家”

1、农业体制改革

2、科技体制改革

（1）、解放科学家

（2）、解放生产力

对于绝大多数“50后”和“60后”来说，如果他们听说过于光远这个人的话，大概率是把他当作一名“经济学家”或“政治经济学家”。这是因为，从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中国最权威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这本教科书半年完成，于六十年代出版，以后一直被指定为高等院校的通用教材。”【1】而在这本“教科书”的封面，就署着于光远的名字。实际上，如果谁在今天到图书馆或网上查找于光远的著作，他找到的那些书，十有八九会是经济学方面的：除了他任主编的《经济大辞典》【2】、《中国理论经济学史 1949-1989》【3】、《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4】之外，还有他的专著《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5】、《经济、社会发展战略》【6】、《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7】、《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8】，等等。除此之外，山西人民出版社在1984年出版了《于光远经济短篇小论集》，1994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于光远选集》和《于光远经济近著三十一篇》，其中全部都是经济学领域的文章。2001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于光远经济学文选》；2010年，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于光远经济文选》。不仅如此，从1980年起，人民出版社就开始出版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系列，一直出到1996年。2015年6月，也就是于光远去世之后不到两年，知识产权出版社又出版了22卷本的《于光远经济论著全集》。所以说，在经济学领域，于光远极可能会永远保持两项纪录：第一，码的字最多；第二，出的书最多。确实，在世纪末，于光远是中国“高产经济学家排名”和“高摘用率经济学家排名”的双料“冠军”。【9】最让人咂舌的是，那个排名远远地低估了于光远的“成果”，因为它说于光远在1978-1995年间只发表了457篇文章；而根据于粉们的统计，仅在1978-1985年间，于光远就发表了六百三十多篇文章【10】，即大约每五天发表一篇文章。

也就是因为曾经在经济学领域产生过巨大影响，所以在于光远去世后，《三联生活周刊》发表的悼念文章虽然以《于光远：“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为标题，但在文章的首页，却是一张整页巨幅照片，下面的注释文字是：“经济学家于光远”。显然是为了给“经济学家于光远”这个身份张目，这篇长文的正文第一页有这样一段话：

“几乎在场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可圈可点的一笔，与这位老人有关。为了保证会议时间，每人的发言不能超过5分钟。北大经济研究所前所长陈德华专门准备了发言稿，对着稿子认真地念起来。他在1977年参与了于光远召集并指导的编书组，写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回忆：‘光远同志提出不要基于教科书的体系结构，应结合当时实际需要，从实际出发安排书的内容、结构。而当时经济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工作上尊重经济规律，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所以我们编写组所写出的第一章就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然后分别一个个写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本有别于传统教科书体系结构的书，在当时被讽刺为‘规律排队’，但在经济史上留下的评价却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本从中国经济建设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著作’。这本书出版后，仅10个月就印发了520万册，修订版出来以后又大量发行，总销量接近1000万册。”【11】

事实是，那句“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本从中国经济建设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著作”并不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评价，而是《光明日报》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评价。【12】并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这本书与于光远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它的作者是薛暮桥。据薛暮桥本人说，他的那本书确实是“在3年时间中总销量接近1000万册。”【13】

其实，即使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也与于光远没有多大关系，他对那本书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编写那本书的“倡议”。【14】在于光远的一生中，他曾提出过无数个“倡议”，所以他在晚年才会以“发起家”自诩【15】，并且到处说自己的特点之一就是“喜欢发起这事那事”【16】。不仅如此，那本书的不菲印数——该书1982年11月再版时，其《再版说明》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自一九七九年出版以来，人民出版社先后印行六百余万册”——，并不是因为它的内容有多么好，而是因为它被教育部指定为“高等院校公共政治理论课《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代用教材”。实际上，这本书之所以会在出版三年之后就“再版”，除了“在当时被讽刺为‘规律排队’”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该书写得不明不白，所以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百题解答）》这本书的出现，它被当作这本“代用教材”的“辅助教材”。【17】

胡吹乱捧

从八十年代起，“经济学”走红中国社会长达三十余年，所以，“经济学家”也都与有荣焉，名气和身份扶摇直上，成为红人甚至显贵。而在这些走红的经济学家之中，于光远一直就是站在第一梯队的领军人物之一。所以，在他死后，《三联生活周刊》一边把他说成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边把他塑造成一名“经济学家”。实际上，早在八十年代，于光远的门徒和门客们就已经把他说成是“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了。【18】据说于光远自己的心愿是“当一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

一、奉旨著书

如上所述，于光远一生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著作就是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这本书首次问世是在1961年，首印二十万册；即使是在“四人帮”最为猖獗的1973年，它照样出版；“四人帮”倒台之后还不到一百天，1977年1月，它又被翻出来重新出版——人民出版社最后一次出版这本书，大约是在1985年。也就是说，这是一本跨越了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三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是于光远本人和那位从1977年就给他当秘书的“专家级秘书”【19】胡冀燕对它的称谓。【20】【21】所以，有人说“它是一部在新中国使用最广的政治经济学教材。”【22】国家经贸委经研中心“中外名家系列讲座”专项部主任支东升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初都是从于老主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材中接触到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的。”【23】于光远去世后，“有‘中国期货业教父’之称”的田源曾这样说于光远：“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读他的书开始理性认识世界的。”【24】

问题是，据于光远的秘书胡冀燕说，于光远“重点研究政治经济学”是从1956年开始的。【25】那么，于光远凭什么能够在短短的五年，一举变成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权威？

原来，早在五十年代中期，于光远就接受了“党组织”交给他的一项任务：编写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据柳红说，1955年，中宣部长陆定一向于光远、孙冶方、薛暮桥三人下达了一个任务，即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们分头准备，搭班子，研讨、探索，历经数十载，无论在监牢、在干校，在病榻都念兹在兹。然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始终是一项未完成的任务。”【26】

对于上面这个故事，于光远本人的说法则前后不一——这是他在1983年说的话：

“1956年党组织给了我和其他一些同志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这件工作几起几落一直没有完成，直到现在我还担负着这样一个任务。”【27】

一年后，于光远把自己接受任务的时间说成是1959年：

“1959年党中央理论工作领导机构布置每个省写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件事的组织工作还是由我来担任。……由于教学需要，同时由于各省、各大区都没有写出较为满意的书，在1960年年底，党中央决定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组织了一个编写组进行这个工作，主编这本书的任务还是落在我的身上。”【28】

1985年，于光远的说法又回到了“1956年”：

“从1956年起，我一直在从事一项工作，那就是写一部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科书式的专著。”【29】

从九十年代起，于光远换了一个说法，即他从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不是在执行党组织下达的任务，而是出于他个人的兴趣——这是他1993年说的话：

“1952年11月，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译本出版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我决定改变原有的计划，不再把研究土地问题而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建立这个学科作为自己主要的努力方向。这是1953年的事，到现在整整四十年。” 【30】

五年后，于光远又说：

“我打算写的第一部科学理论著作也是关于土地问题的，那是在延安时读了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考茨基的《土地问题》之后萌发出来的念头，为此，我重读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述‘剩余利润转化为地租’的那第六篇，并搜集了旧中国的解放区有关土地问题的资料和学者们论述旧中国农村问题的书籍，并在中宣部对几个青年讲马克思的地租论，想把他们培养为我写这本书的助手。那时我对这件事想得很具体，应该说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和著述计划。1952年看到斯大林的《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后，认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个题目的研究更加重要，决心放弃原先的写作计划，改换题目去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个题目以后我坚持研究了四十多年，至今仍在继续。虽然如此，我对研究农村改革问题的兴趣却一直保持了下来。”【31】

于光远的这个新说法不仅把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时间提前了三、四年，而且还把自己长达三、四十年的“奉命探索”说成是独立自主的学术研究。事实是，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证明，在接受“党组织”任务之前，于光远曾经“研究”过“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是他在1979年说的话：

“一九五三年在学习了斯大林同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后，我曾经思考过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问题，深感斯大林同志那时提出并鲜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批评了当时苏联经济学界的许多糊涂观点，的确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时我写了一篇题为《关于规律的两个问题》的文章，发表在《学习》杂志上。到了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那时我正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工作过程中发现，即使斯大林这部著作发表之后，在苏联和我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中，以及在平时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讨论中，仍流行一些同正确认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相抵触的说法。”【32】

也就是说，于光远在1953年的“研究”属于学习心得、读书笔记，是自发的、偶然的。事实是，《关于规律的两个问题》——原文是“关于法则的两个问题”——只是“抽象”地讨论“法则”这个词的含义，不要说与他三年后“正在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没有关系，实际上，在那篇文章中，“政治”这个词根本就不曾出现过。【33】也就是因为如此，在1958年编辑《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这本书时，于光远觉得有必要对自己“把1953 年的那篇从哲学上探讨‘规律’问题的文章做了些删节也收在这本小册子里”做出解释。【34】同样，到了1980年，在编辑《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一）》之际，于光远又将这篇文章以“偏重哲学”为由删除了。【35】

事实是，1954年，苏星在《教学与研究》杂志发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作用问题》一文【36】，它马上被《学习》杂志转载【37】，并且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性大讨论——《学习》杂志甚至为此在1954年11月20日出版了一个“专辑”。没有任何资料显示于光远参加了那个大讨论：根据那本《于光远著作目录1937-1986》，于光远在1954年只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胜利的总结》【38】，它显然与经济学无关；另一篇题为《论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结合》【39】，它在两年后被收入《学习》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关于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结合问题的讨论》一书，但却没有被收入于光远本人编辑、195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假如于光远在1953年就开始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在那场持续了三年之久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大讨论”——据王惠德说，那是新中国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问题的第一个大讨论【40】——中一言不发。其实，仅从于光远在率领一个写作班子“探索”了几十年之后仍旧处于“不断探索”之中这个事实，我们就能够知道他单枪匹马“探索”会是什么结果，不管是奉命而为还是特立独行。

实际上，于光远的所谓“探索”，连“闭门造车”都算不上，因为“造”至少还需要动手劳动，而于光远却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专门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这些外围问题上夸夸其谈——直到二十世纪末，他还在为半个世纪前他挑起的“生产力到底包含二要素还是三要素”这个无聊问题喋喋不休。【41】这就像是一个寻宝者在确定了宝库的位置之后，只是在宝库外面转悠，但就是不肯登堂入室。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有八年之久”时，于光远编书的进展仍旧和五十年代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当我想到要写一本这个学科的专著的时候，我仍然认为我的准备工作很不成熟。对有一些问题我的认识比较明确，也还比较丰富，但是也还有一些问题虽然提出来了，却没有时间去做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坐下来写作。还有一些问题没有提出，甚至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同时，对这门科学的理论体系，自己也没有形成什么比较成熟的意见，写书的结构更没有具体地去考虑，原来想做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辞典》的写作工作，直到现在没有找到合作者，而自己也没有时间和力量，仍然处于没有开始的状况。”

【28】

如上所述，于光远从五十年代就带领着一个“编书组”，一直带到八十年代；从七十年代就配有专职秘书，一直陪他到死。但是，他却抱怨自己找不到“合作者”，而其“合作”的项目不过是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辞典》。如果这样的理由能够成立的话，那些单打独斗的学者岂不只能靠抄书过活？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大致断定，于光远在五、六十年代接受了“中央”下达的任务，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该书应该分成两个“部分”，即“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对于前者，于光远飞快地交了差，此即那本让他声名远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而对于后者，于光远则相当于交了白卷。只不过是，就像“文革”中的张铁生一样，于光远也在交白卷之际写了一番话，这就是他的七卷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

二、三朝元老

如上所述，《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是三朝元老，是署名“于光远”的书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根据该书的绝对印数——与于光远早前的“革普”（革命知识普及）书籍以及后来其他人的经济学著作（如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相比，《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绝对印数很可能并不十分耀眼——，而是根据它的相对低位：在文革期间，新华书店的书架上摆放的那些书，一个人花半个小时即可浏览一过，而于光远的那本书就是那些凤毛麟角之一。

1、亦步亦趋

让人大惑不解的是，2005年，在为于光远竞争“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时，于光远的门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世定列举了乃师的八大学术贡献，其中包括读者寥寥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包括鲜为人知的《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包括让人啼笑皆非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战略学与地区战略》，甚至包括了那本根本就上不了台面的《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但《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却不在其中。【42】十年后，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了22卷本的《于光远经济论著全集》，该书号称“收录了于光远先生自1937年至2013年间涉及经济问题的全部专著、文集、文章、发言（有文字记录者）、信件等”，但其中也没有这本书——连影子都找不到。这又是为什么呢？看看于光远在1983年说的这段话：

“写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如果不想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那么写起来并不特别难。我一直没有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并把这种研究写成教科书的勇气。因此我和我的同事们只是根据《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写了一本通俗教材。我没有把这件事当作一件研究工作来做，它也算不了什么研究成果。”【27】

一年后，于光远又说：

“它基本上是抄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古典著作的。这本书有它的优点，比如在把《资本论》三卷的内容用精炼和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表达方面，我觉得还是成功的，但是它的确没有什么创见。”【28】

其实，于光远在八十年代挤牙膏般断断续续挤出来的那点儿秘密，苏星早在六十年代就已经和盘托出了。据苏星承认，编写那本书的目的是“正确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已经讲述过的原理”，而其方法就是：

“垄断以前的资本主义部分主要依据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是阐明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规律的书。帝国主义部分主要依据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总危机问题则着重阐明了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析。”【43】

只不过是，这两个“主编”都没有把他们的最大秘密透露出来。看看于光远在1985年写下的这段话：

“在思索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时，有一个现成的体系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那就是1954年年初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这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我国的影响很大。我国自编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是照搬苏联这部教科书的体系。如果有什么差别的话，也只是枝节上的，或者次要的地方。”【29】

事实是，当年“在我国的影响很大”的不仅仅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而且还包括该书的“上册”，它包括第一篇“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和第二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们恰恰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所涵盖的内容。实际上，于光远们之所以能够 在“不到半年就完成了” 那本书【28】——据当时参与其事的吴敬琏说，他们实际上“只花了一个月就写完了”【44】——，并不是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抄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古典著作”，因为那样做也需要花费相当的劳动，而是“基本上都是照搬”苏联现成的教科书——不仅仅是“体系”，而且还包括内容。

最好笑的是，尽管那本书不到13万字，但参加编写的人员竟有14人之多，另外还有5人受到点名致谢。【45】也就是说，即使是抄书，他们每人的平均工作量也不足一万字。按每月26个工作日计算，平均每人每天不足四百字。

2、拒不商榷

毫无疑问，“党组织”之所以要把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交给于光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早在1950年，于光远就和他的中宣部同事王惠德（1922-1993）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搞了一个“政治经济学讲座”。那个讲座的讲稿在195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在该书的《前记》中，他们就承认，“我们只是打算帮助同志们学习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那本书”。【46】而“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恰恰就是毛泽东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到的必须提高“我党的理论水平”的四本书之一。【47】在当时，于光远是“东西柏坡党中央直属机关总支的学习委员”，所以“总支要我给全体党员讲《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朱德、董必武都坐在下面听我讲课。”【48】也就是说，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几乎全都来自苏联人。据孙冶方说，于光远后来曾说过“现在西方经济学有些论文我们有的人看不懂”这样的话。【49】毫无疑问，在“我们有的人”之中，就包括于光远本人。事实是，热衷于、擅长于“哲学评论”的于光远后来对于西方“（无政治、有数学）经济学”几乎是绝口不提，说明他对之确实一窍不通。

其实，最让人感到大惑不解的是那本书的署名：接受中央任务之人是于光远，因此他是那本书的“法定主编”。但最终，于光远却不得不把主编的位置让出一半，与苏星共享——在当时，苏星年仅35岁，他加入于光远编书组时，只是中国人大的一位年轻讲师，所以《苏星传略》一文的作者说他是“参加了这一工作。”【50】可是，也就是几年的工夫，苏星就以火箭速度迅速蹿升，最终与主帅平分秋色。如何解释这种极为罕见的现象呢？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苏星对那本书的贡献太大，大到“功高震主”的地步——这也可以解释“于光远经济论著全集”为什么不收这本书。确实，从苏星在1962年就大模大样地以主编的身份对“关于编写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教材的几个问题”高谈阔论来看，他对那本书的贡献很可能比于光远要大——大得多——，以致他可以反客为主、喧宾夺主。

前面提到，于光远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仅在“文革”前出版，它在“文革”中和“文革”后照样出版——该书的1977年版是修订版，领衔修订之人，根据作者署名排序，就是于光远。【51】而就在1981年，江西大学的三位教师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该书新版中的诸多值得商榷之处；其中，尤以“第六章对扩大再生产时第二部类追加的不变资本数量决定问题所作的分析，存在着明显的错误”——这是该文的最后一段话：

“社会产品各个部分的增长率为：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从4450增加到4950（而不是‘从4000增加到4450’）增长11.24%；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从1550增加到1600，（而不是‘从2000增加到2100[’]）增长3.22%；（而不是增长5%）消费资料从3000增到3070，增长2.3%，‘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52】

就像对几乎所有那些不请自来、点名要“与于光远商榷”的文章一样，于光远对这篇文章也没有给予公开回应。可是，在这本书的1984年版本中，相应部分却按照上面的计算进行了完整的修改，但却没有给出任何说明。也就是说，从五十年代初就面对着全国的听众夸夸其谈“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实现的条件”【53, pp.319-326】【54】、在六十年代初继续宣讲这个问题【55】、并且还在六十年代认认真真地研究了这个问题【56】【57】的于光远，当他在七十年代真刀真枪地对普通读者讲解这个问题时，却连简单的计算问题都会出错。事实是，在当时，连一个大学本科生都可以对这个问题长篇大论。【58】

权威犯下的低级错误

于光远从五十年代初就开始给中国大众讲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这个问题，但是，直到七十年代后期，他仍旧能够在由自己主编的官方、权威《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制造出极为简单的概念和计算错误。上图上半部分为黎健坤等人1981年在《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的文章的标题和结尾部分截图；下半部分为于光远、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相关段落，左侧显示1977年版中的错误，右侧显示1984年版完全按照黎健坤等人的“商榷”做出了修改，但却没有给出任何说明。注意：于光远等人用来论证列宁论断的具体数字全部都是假设的，而他们的假设数字也完全来自列宁——列宁甚至给出了完整的运算过程。【59】但即使如此，由于光远率领的国家级政治经济学团队也能够闹出笑话来。

3、权贵心理

说到于光远“从善如流”，还有一个故事。1963年，于光远撰写了一篇关于再生产的读书笔记。而到了“文革”结束后，这篇长文先是在1978年由《中国经济问题》杂志分两期连载【56】【57】，接着在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60】，1980年又被于光远本人收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一）》一书【61】。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在三年的时间里发表了至少三次。毫无疑问，虽然于光远自谦说“这东西是随手写的，并没有想拿出来的意思”、“这个稿子实在极不成熟”，但可以肯定地说，它是于光远的得意之作。可是，在文章问世后，除了一篇貌似给他抬轿子、吹喇叭的文章之外【62】，至少有四篇文章点名要与于光远“商榷”。【63】【64】【65】【66】可是，于光远就像是没事人一般，对它们全都视若无睹。换句话就是，于光远根本就不屑于与人“商榷”。

本来，一个人是否愿意就自己提出的学术问题与他人进行讨论，完全是他的个人自由，一般构不成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可是，“二表人才”于光远偏偏爱好表白，把自己说成是一个“闻过则喜”之人：

“一个人写了东西当然希望有人看，有人研究。有人看，有人研究对于一个作者是最大的奖赏。”【27】

“我在不断‘更新’自己的认识。因此我对别人从科学上对我的观点进行批评，不但不介意，而且真诚地欢迎。我相信这种批评，可以使我的正确的观点经过考验更站得住脚，而对那些站不住脚的观点自己也否定得更坚决。”【30】

不仅如此，于光远还在宣称“欢迎批评”之际，多次抱怨世人对他的文章批评不够：

“我一直注意到一个现象，我们许多同志对别人写的东西很少看、很少研究，不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进行研究，而老是从头做起。”【27】

“我的这五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的出版，在我国经济学界是产生了影响的，但是我很不满足。我不是怕批评，而是感到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得不到我希望的反响。”【30】

一面公开邀请“批评”，一面对不请自来的“批评”不屑一顾，就算你不是经济学家和数学家，你也能够推导、计算出于光远邀请的都是什么样的“批评”。

1998年，于光远发表了一篇长文，其中，他这样嘲笑华国锋“胆小怯弱”：

“第二个印象是关于他胆小怯弱方面的，这是在‘批邓’过程中观察到的。这次汇报后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了，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就由他代替，这时他的权力怎么说是很大的。这时中国科学院有个造反派头头叫作柳忠阳，他原先是个小干部，可是他敢向华国锋提出问题，说华政治上有问题，在科学院工作上跟着邓小平走，根据就是在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科学院工作时华国锋的那个发言，而这个发言是有记录的，白纸黑字。对柳忠阳的攻击，华国锋完全可以采取藐视态度，不予理睬，或者找一个借口整柳忠阳一家伙。可是华国锋却去为自己辩护，说那天国务院开会时他刚从西藏回到北京，《汇报提纲》是到了会场后才看到的，他来不及准备，即席讲了些话，而且记录得很差，记的不都是他讲的话。我是那个汇报会的参加者，应该说那个记录记得是很好的。华在中国科学院针对柳忠阳说这番话时，我虽没有在场，但是科学院的人直接告诉了我，我认为不会错。知道这件事后，我有两方面的想法：一是那时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连一个小小的造反派头子都怕；另一方面是感到他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一个不会‘整人’的人，比较忠厚。”【67】

上面这四百多字的文眼就是“小干部”、“小小的……头子”这几个字，因为它们构成了那个人应该被华国锋“藐视”、被“不予理睬”的充分理由，至少在于光远的潜意识中是如此。所以，华国锋正面对待那个小小不言的小干部的批评，就被于光远当作他“胆小怯弱”的唯一证据。与“英明领袖华国锋”相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于光远则要“有魄力、有胆量、有高度”得多。

三、白卷先生

现在当然谁都知道，那部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至今都没有出现。不过，这并不说明于光远以及孙冶方、薛暮桥等人全都是无能之辈，而是因为那个任务本身就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使命。事实是，早在1960年前后，毛泽东就已经明确地说出这样的话：

“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所以没有系统、不成体系，其客观原因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68, p.92】

二十年后，苏星也说：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不成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不成熟的反映。一个不成熟的制度，是很难写出成熟的经济学来的。”【69】

1985年，曾在六十年代参与编写出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的苏绍智也这样检讨自己当年的失误：

“根本的问题在于现实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成熟和定型。”【70】

可是，于光远似乎始终没能悟出这个道理，所以才会出现这样一幕戏：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向国务院的领导提出要求，要求来完成1960年中央书记处交给我们的任务。在批准了我的这个请求之后，我就想，这工作怎么个做法呢？20年过去了，好像离写出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书的目标还是很远很远的。”【71】

又过了大约七年，于光远再次雄心勃勃地表示，要“再花七八年工夫”来“完成”这一宏伟任务。【28】老骥伏枥、老牛奋蹄，固然令人击节赞叹；舍生取义、视死如归，也会让人产生一种悲壮的崇高感。可是，于光远置自己二十余年的失败经历于不顾，固执己见，非要在书斋之中凭空构建出一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却让我们大惑不解：难道他不知道自己是在构建一座空中楼阁？果然，在去世前发表的《学术自传》中，于光远把自己的失败主要归咎于“文革”和“四人帮”：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编写则困难得多。这一背景曾促使我尝试完成比较成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著作。当时我组织了一批经济学家从1961年到1966年工作了5年，完成了几十万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初稿。但在准备修改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工作因此而中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受到批斗，被剥夺了正常工作的权利……‘四人帮’倒台之后，我组织学术界针对‘四人帮’宣传的‘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批判“唯生产力论”’等召开了一系列理论讨论。这些讨论打破了长期形成的思想禁锢，推动了思想解放，同时也深化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对于按劳分配概念、劳动报酬形式、按劳分配与平等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较以往更为深入的阐述。然而，越是深入的研究，越使我放弃了体系化的打算，而宁可围绕问题展开探索。”【72】

其实，即使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曾出现过“四人帮”，于光远“探索”的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1、形而上学，冥思玄想

虽然于光远宣称自己是一个“死不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事实是，于光远最最相信的东西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他自己的脑袋——所以他在暮年出版了一本文集，题为《靠理性的智慧》，副题则是《于光远治学方法》。仅从书名，我们就可以知道“于光远治学方法”的真谛，那就是坐在书斋中苦思冥想——实际上，他本人就是这么说的：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科学。是以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以抽象的方法研究经济运动规律。……用抽象法，得出抽象的规律、概念，使规律、概念在实际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利用。”【73】

而于光远之所以有胆量把这样的话说出口，就是因为他有尚方宝剑：“毛主席说过，社会科学要搞抽象法。”这是于光远述说的它的来历：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罗荣桓同志逝世当天，聂荣臻同志到颐年堂汇报自然科学十年规划（一九六二至一九七二），毛主席讲了，要搞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也要搞规划，给点钱，给点外汇。那次话谈完后，大家站出来，有位同志问主席：社会科学能不能搞科学实验？主席想了想说，社会科学还是要搞抽象法。当时我是在场的。”【73】

一般来说，“抽象法包括两个基本过程：一是从‘感性的具体’到‘抽象的规定’，一是由‘抽象的规定’到‘思维中的具体’。”【74】果然，根据那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毛泽东所说的“抽象法”就是前者：

“……毛主席还说到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划。社会科学落后了，这回没有提规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在人们站起来准备散会的时候，范长江问毛主席，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科学实验包不包括社会科学。毛主席说：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完全采用实验的方法。例如政治经济学不能用实验方法，要用抽象法，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商品、战争、辩证法等，是观察了千百次现象才能得出理论概括的。”【75】

也就是说，于光远所说的“抽象法”，与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抽象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过程：前者是玄想，后者则是始于具体的归纳、总结、概括的过程。实际上，于光远明确地知道毛泽东所说的“抽象法”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在1965年才会说“研究的方法可以从具体的例子着手，然后概括”、“要从具体问题着手研究”、“应该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这样的话。【76】可是，一旦毛泽东去世、他本人也变成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后，他的“抽象法”就完全变了味儿：

“从抽象到具体， 从最抽象的到最具体的，研究最抽象的东西，正是为了回答最具体的问题。”【77】

“运用抽象法其实就是对客观事物要进行真正科学的分析，要弄清楚客观的规律、客观的范畴和我们主观上采取的政策怎么联系、怎么区别的问题。”【71】

换句话说就是，于光远的所谓“探索”，就是试图“靠（自己）理性的智慧”来解决自己冥思苦想出来的问题——所谓的“思维的抽象”。【76】可笑的是，到了1985年，于光远又用“抽象法”来批评“抽象法”：“过去对方法的讨论都太一般化了。”【78】

据于光远说，他崇尚的“治学格言”是“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79】这个格言，曾把于光远的拥趸们感动得热泪盈眶。例如吴敬琏就说，

“我们都知道，对于‘服从真理’、‘热爱真理’等等，于光远同志的确是身体力行地做到了的，这一点无可置疑。”【80】

其实，于光远的“格言”虽然金光闪闪，堂堂正正，但它却是百分之一百的空话，因为对于于光远来说，所谓的“真理”，除了“经典作家”的片言只语之外，其余的全部都是他运用“抽象法”自己“独立思考”出来的东西，没人说得清它们到底是不是真理，因为他的真理标准也全都是“抽象”的。

事实是，早在1950年，于光远还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谆谆教导听众，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首要的一条就是“深入钻研，联系实际”。【53, p.18】1956年，在“探索”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第一篇文章中，于光远还在说“马克思所采取的这种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也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时应该采取的方法。”【81】而就是因为有了“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并且它正中于光远的下怀——，所以，不要说什么“理论联系实际”，他连“具体（法）”都抛到了脑后。因为对于于光远来说，那句经过他裁剪的毛主席语录，相当于自己得到了自己可以闭门造车的“皇家特许”。显然是这个原因，他才会嘲笑陈伯达的“调查研究”是“装模作样地走一下”。【82】而于光远的问题是，他连“装模作样”的工夫都不肯花。实际上，早在1868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就曾这样写道：

“只有抛开互相矛盾的教条，而去观察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抗，才能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83】

显然是针对这句话，列宁评论道：“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84】而于光远的所谓“探索”，其实质就是要从“经典著作”中“抽象”出一系列教条或者通过“抽象思维”来炮制出新的教条，以便能够“规律排队”。好笑的是，在一篇讲解列宁语录的文章中，于光远颇有体会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真理是具体的，不研究具体事实就不会辨别真理。”【85】

可是，在他的七卷雄文之中，尤其是那些指点江山、高屋建瓴的文章之中，你就是找不到多少“具体事实”——遑论对它们的“研究”了。要说明这一点，更是要展示于光远“抽象法”的实质，我们不妨拿他于1988年发表的《怎样分析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例稍做分析。

按照于光远的说法，比较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首先需要排除非制度性因素所造成的结果，因为只有那样，才能“看清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或者优越到什么程度”。而于光远列举出的七项非制度性因素是：

“①国民经济与国民文化的水平；②社会的组织程度；③领导者、管理者的能力；④指导工作中是否发生重大失误；⑤历史传统；⑥国际环境；⑦其他不属于社会制度的条件。”【86】

于光远没肯浪费一个字来“具体地”论证一下为什么“②社会的组织程度；③领导者、管理者的能力；④指导工作中是否发生重大失误”全都是“制度外的因素”；他只是这样告诉自己的读者：“排除这种社会制度外的因素的办法是靠抽象法，靠分析。设计适合于排除这种社会制度外因素的作用而使由于社会制度带来的结果能单独地表现出来的计算方法，是必要的”、“我们要靠分析的方法进行科学的抽象，而不是靠少讲些损失多说些成绩的方法来加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信念。”

可笑的是，在这篇只有两千字的文章中，“抽象”和“具体”这两个词各出现了八次，而每次谈到“抽象”，于光远都非常地“具体”；而每次谈到“具体”，于光远又都非常地“抽象”——例如这句话：

“如果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是稳定不变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对资本主义具体制度的优越性就是一个可变的东西，我们的研究应该放在对具体制度的研究上面，不能只讲基本制度的问题。”

《怎样分析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表的第二年，中国就经历了一场生死攸关的大考验，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浴火重生，完全是依靠“②社会的组织程度”和“③领导者、管理者的能力”这两条“制度外的因素”。再过两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解体了。在当时，不论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具体制度”，都没能显现出它们各自的优越性。

总而言之，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以失败告终，固然是他个人的不幸；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全体中国人民来说，则实乃万幸，因为他如果“成功”的话，那就相当于“四人帮”那一套——“唯心主义橫行、形而上学猖獗”——再次复活，重新横行、重新猖獗。

2、目不旁视，专心致志

其实，就算“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门学问真的有可能通过“搞抽象法”来完成，那个完成之人也不大可能是于光远。之所以这么说，其原因非常简单：除了他自己承认的“浅”——“不但文字浅，思想也浅”【27】——之外，更是因为他的“窄”：他的眼界所及，仅限于“马恩列斯毛”，除此之外，几乎再就一无所有。这是他当年领导“编写组”编书的场面：

“编写组的人反复研读马恩列斯毛的原著，也只写出了一些阶段性的篇章。吴敬琏总觉得编写组的气氛有些特别：一方面，于光远骨子里倾向自由主义，他在编写组里培育自由讨论的气氛，几乎任何问题都能讨论；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宣部‘阎王殿’在科学方面的总管，需要贯彻党中央的政治意图。”【44】

1999年，于光远在给自己主编的《论中国经济50年》一书作序时这样写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我在1986年就在文章中用过。我也许是最早提出这个名词概念的人，或者是最早提出这个名词概念的人中的一个，我没有查文献，说不准，也并不重要。” 【87】

熟知于光远的人都知道，他之所以会把一个既“说不准”又“不重要”的问题郑重其事地说出来，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个问题对他“非常重要”。问题是，对于这样一个仅仅通过“查文献”即可解决的简单问题，于光远为什么就是不肯查一下文献呢？

事实是，早在1979年，《经济研究》杂志就出版了一份增刊，题为《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专辑》，其中除了有薛暮桥、孙冶方、骆耕漠、苏星等大牌人物的文章之外，还有一篇署名“顾纪瑞”的文章，标题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个问题》。【88】而据《人民日报》发表的消息，这本专辑乃是“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邀请一部分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在无锡市举行了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89】在当时，“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就是于光远。你说于光远闹了多大的笑话？

事实是，顾纪瑞的文章并不是在于光远之前提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唯一一篇文章：仅在1979年，就至少还有两篇文章在标题中提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90】【91】事实是，根据《经济研究》杂志社编辑的《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4》一书，那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和市场”争论与于光远一丁点儿的关系都没有。【92】而根据后来以“吴市场”闻名的吴敬琏在世纪末对“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论争”的回忆，于光远对那场论争的唯一贡献，就是“在于光远那里发现的、邓小平为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讲话所准备的手写提纲”，其中有“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这样的话——它被理解为“这里已经孕育了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93】也就是说，当时中国最得风气之先的于光远，拖了整整八年才想起要“报春”，并且，二十年后，他还要争夺“报春优先权”。

其实，如果“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于光远的眼界再宽一点儿、再远一点儿的话，他还会发现，早在四十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应英文“socialist market economy”就已经出现。【94】而苏联经济学博士艾杰里南特（А. Б. Эйдельнант）在其1958年出版的一本专著【95】中说：

“现在右翼社会党的刊物(奥地利的《Zukunft》，西德的《Gewerkschaftliche Monatshefte》等等)，开始运用把‘社会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加以比较的手法，蛊惑人心地‘论证’资本主义经济的优越性，‘证明’国家控制措施不会妨碍个人积极性的发挥。”【96】

确实，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格雷戈里·格罗斯曼（Gregory Grossman, 1921-2014）在1967年就已经将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定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97】而在1978年访问过南斯拉夫、并且担任邓小平改革高参的于光远，竟然会认为自己迟至1986年才“提出这个名词概念”是“最早”，真是不知今夕何夕啊。

作为一个“理论家”，除了思想浅、眼界窄之外，于光远的另一个致命弱点就是他把自己的职责限于给领袖的著作做诠释——颇像是两千年前的那些“汉儒”——，这导致他根本无法提出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见解，遑论自成体系的理论。关于这一点，在他的《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文中反映最为凸出：这篇“文章”长达十万言，但其中引用的文献主要就是毛泽东的著作如《毛泽东选集》，第二层次就是《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之类，最外围的文献也不超过中宣部编辑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阅读文件汇编》。也就是因为将自己的视野局限在某个特定的区域，于光远才会对“新民主主义”这个主张（或曰概念）的历史渊源显得茫然无知：从江亢虎在二十年代提出的“新民主主义”【98】，到张闻天、陈云、刘少奇对苏区《劳动法》的修订【99】【100】【101】，以及中共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它们都为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打下了基础，但于光远对它们却全无提及。因此，于光远的“探索”更像是一个人坐在书斋中自言自语、自说自话。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于光远将“新民主主义论”分为“革命论”和“社会论”两部分——的产生和消亡，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现实因素决定的，其中就包括像于光远这样的极左派的存在，所谓“形势比人强”是也。所以于光远对之进行纯“哲学思考”或“理论分析”，而不是从历史和现实中去发现线索寻找答案，从实证上进行论证，则他的“探索”即使不能说是缘木求鱼，那也完全可以说是隔靴搔痒——自娱绰绰有余，济世毫无用处。

3、咬文嚼字，甘苦自知

终其一生，于光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咬文嚼字”的功夫，把它的名称改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显然是将之视为自己的最大成就之一，于光远曾对这项发明的优先权和所有权反复宣示：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这样的名称是我开始使用的。现在这样使用的人很多，连苏联有的教科书也这么用。”【27】

“这一用语是我发明和最早使用的，后来被不少经济学家所接受。”【72】

而于光远做出这项发明的理由和意义，在今天会让绝大多数人都感到莫名其妙乃至哑然失笑：

“由于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我认为把这门学问称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比较合适。人们还有一种提法，把这门科学叫‘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不赞成这个看法。我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两个名词是不一样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一个新名词。列宁写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科学和技术每向前发展一步，都必不可免地、毫不留情地破坏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小生产的基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这一过程所表现的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一切形式，是向小生产者证明，他们在资本主义统治下不可能支持下去，农民经济在资本主义统治下没有出路，农民必须接受无产者的观点。’这段话里没有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用了社会主义经济学。我认为列宁在这里说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加上‘政治’两字不会篡改列宁的原意。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应该理解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28】

显然是因为于光远本人的积极提倡，他的门生刘世定在为乃师竞争“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的推荐文章中，把这项发明列在于光远“主要学术思想”的首位。【42】同样，给于光远当了36年秘书的胡冀燕【102】也把于光远的这项发明排在“于光远的经济观”的第一位。【21】【103】也许只有于光远的门人和门客才能理解于光远这项发明的伟大意义。

事实是，尽管于光远宣称“连苏联有的教科书也这么用”，但即使在中国，于光远的这项“发明”也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恰恰相反，人们至今仍旧顽固地通过在“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部分”之间加空格、加回车键、加破折号、加冒号、加括号，以及通过使用所有格、字体大小、前后倒置等等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二者之间的偏正关系，而不是如于光远所说的那样，这11个字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固定的词组。例如，于光远的老搭档苏星在使用这个词汇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说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这样的话。【69】同样，在给“于光远同志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一）》”大唱赞歌之时，有人还会把文章的标题写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这样的探索》。【104】最好笑的是，即使是在于光远出任主编的书中，其他人仍旧称该学科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05】

前面提到，与于光远同时接受编书任务的还有孙冶方和薛暮桥。尽管这三个人最终都没能完成任务，但从这三个人的失败历程中，后人却能看出很多东西：

“于光远不像孙冶方那样烈士般地悲壮，也不像薛暮桥那种水滴石穿地专注，而是游刃有余地在众多领域里出来进去，以‘人生何处无乐趣’的心态，过‘丰富多彩、热热闹闹’的人生。”【44】

这样的评论，对于以“学者”自许的于光远来说，与其说是恭维，倒不如说是讥讽，就像把一个“专家”说成是“杂家”、把“斗士”写成“逗士”一样。显然是这个缘故，于光远的关门弟子、当时与该文作者柳红一样在《经济观察报》开专栏、并且与柳红私交不错、甚至出头为之打笔墨官司的方舟子【106】才没有把这篇文章“新盗”进新语丝。

确实，孙、薛、于三人之中，孙冶方去世最早（1983年）；薛暮桥居中（2005年）；于光远最晚（2013年）。也就是说，为了完成党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于光远拥有的时间，比孙冶方多出整整三十年。但最终，他却与孙冶方一样，抱恨而终。事实是，三人之中，孙、薛都以“经济学家”留名后世：孙冶方去世后，中国的经济学界马上建立了一个以“孙冶方”命名的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首次颁奖典礼就有当年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出席捧场。【107】这个大奖后来还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108】而薛暮桥则在去世前一年荣获“中国目前规格最高”、“奖金额也最高”的“中国经济学奖”。【109】【110】不仅如此，前面提到，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很可能是中国出版史上销量最高的经济学类专著。

与孙冶方和薛暮桥相比，于光远的“经济学家”身份显得相当尴尬。事实是，暮年中的于光远宁肯以“望家”自嘲，也不肯大大方方地说自己是一位“经济学家”——看看这两段话：

“我对许多知识领域只是一个‘望家’。即便是我被称做为专家的领域，如许多人把我叫做‘经济学家’，我也常常讲，对经济学中的许多领域我也还只是望家。”【111】

“例如，现在人们称我经济学家、哲学家，其实在学校里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在学校读书时没有读过《资本论》。”【112】

也就是因为如此，有人这样写道：

“说于光远是‘著名经济学家’，这个称呼并不确切，于光远本人也不大喜欢这个称谓。”【18】

是不是于光远太过自谦了呢？当然不是。因为于光远在晚年曾反复说自己是“二表人才”——即“一是爱表现，二是爱受表扬”——，但他实际上是一个“三表人才”，即不仅“爱受表扬”，他还“（特）爱自我表扬”，如说“我这个人有一些优点，但是谦虚不在其内。”【113】既然如此，一个敢于坦然接受“大玩学家”【114】、“大教育家”【115】、“（大）科学家”【116】桂冠的于光远，为什么不肯把“（大）经济学家”这顶桂冠大大方方地戴在自己的头上呢？

4、于粉粉于，不遗于力

于光远“奉旨著书”的标志性成果后来都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为题结集出版，从1958年的第一本小册子，到2001年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七）》，前前后后历时四十多年。所以他说：

 “200多万字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是我的主要经济学著作。”【117】

事实是，人民出版社在八十年代初出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的头两卷时，《人民日报》都发了消息。【118】【119】可惜的是，越到后来，这套书的影响越小，不仅《人民日报》不再发消息了，连首印印数也呈断崖式下跌：头两卷的首印印数分别是五万册和四万册，而第三卷则只印了四千册。到了第六卷时，首印只有一千一百册。而到于光远凑成第七卷时，人民出版社已经不再能够照顾这个由“中央”下达给于光远的“任务”了，所以它改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而在倡导“市场经济主体论”的于光远看来，自己的心血结晶之所以会遭到冷遇，并不是“市场”在发挥其正常功能，恰恰相反，它是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的反映：

“我的一些观点不被人知或没有受到我所希望的重视还有一个具体原因. 那就是这套书出版了，但是人们买不到它。”【30】

为了弥补“市场经济”的这个缺陷，于光远于是发挥“主体”的作用，大搞“计划经济”，即找来了一个“企业家”为加印这套书提供“赞助”。很可能还是在于光远的“倡议”之下，那位大款继续又“赞助”人民出版社，让他们“决定出一本我国经济学家评论一至五卷《探索》的书籍”。至此，于光远才感到满意：“我相信这些文章会给我很大的帮助。”

毫无疑问，那些被拉来“给我很大的帮助”的文章，几乎全部是给他吹喇叭、抬轿子、捧场子的，因为那本书的“主编”就是头号于粉——很可能是职业于粉——齐翔延，她本人就带头给于光远喝彩：

“于光远是个思想丰富、学识渊博的人，仅用几千字来描绘他，肯定是不全面的。我只能讲讲他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些特征。”【120】

这是于光远留给齐翔延“印象最深的特征”：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不断开拓，不断创新；学识渊博，硕果累累；站在改革前；直面人生，一身正气。齐主编可能从来就不曾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一身正气”之人，怎么可能会容忍自己的亲信、门徒对自己如此海吹湖捧？

简言之，那本题为《科学攀登的历程——评介于光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5卷〉》的评论集，开篇之作就是于光远的跟班董辅礽的《研究初级阶段理论贵在创新——读于光远著〈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一文。其实，该文不仅早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并且，该文评论的对象，《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根本就不曾被《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收录过。显然，这篇文章是被齐主编拿来给其他人打样的：

“这本书虽然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为研究对象，但内容广博，涉及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由于作者学识渊博，思想敏锐活跃，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素养，本书的许多论述具有开创性，富有独到的见解，能给读者以许多启迪。”【121】

也就是因为前有榜样，后有推手，所以于光远的拥趸们对其偶像极尽恭维吹捧之能事。例如，一篇文章是这样开篇的：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共五卷，221万字，写作历时33年（1953-1989），且没有完，直到现在，作者还在继续探索。可谓是一个长长的探索！”【122】

该文的作者曾是于光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导的一名博士生。【123】天知道这位经济学博士在这篇题为《加法与减法》的文章中到底是运用的什么“法”，竟然能够从“1953-1989”这两个数字中 得出“33年”这个结果。更奇的是，于光远的这位门徒显然没有读过乃师的那五卷书——第五卷出版于1991年。实际上，他可能连第一卷的《前言》都不曾读过，因为其中明说那篇作于1953年的《关于法则的两个问题》“因偏重哲学没有收入”，因此其中最早的文章是作于1954年的《论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结合》。

再看看于光远的老部下兼亲密战友冯兰瑞是怎么开始其评论的：

“一个严肃的经济科学家，他的理论观点必然是经济实践的理论概括，又反过来指导经济实践，他不会停留在发展的某一点上，而是把握时代的脉搏，坚持科学方法，坚持学术民主，不断发展完善自己的理论观点。于光远同志正是这样的科学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5 卷以及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讨论市场经济的文章就是有力的证明。”【124】

事实是，于光远一辈子都不曾有过、搞过“经济实践”，所以他的理论根本就不可能是“经济实践的理论概括”。而用这样的理论“反过来指导经济实践”，其结果十有八九会是一场灾难。

最好笑的吹捧来自那位劝导于光远退出经济学界、专门撰写回忆录的吴敬琏，他对于光远的“探索”给予了最高的评价——“把崇高的价值观同实验科学的求实态度结合起来”：

“光远同志的理论观点与日俱新，始终领先我国理论经济学的潮流，为我国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提供了指导。这对一个从事理论工作数十年的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来说，的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为什么光远同志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以为，除了其他的条件外，最重要的是光远同志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为了寻求真理而采取的正确方法。”【80】

而按照吴敬琏的说法，于光远“为了寻求真理而采取的正确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用现在通行的说法，就是实证方法。”可想而知，吴敬琏没有举出——他也举不出——一例“实证”来展示于光远的“实证方法”。他当然也不会提到，自己在文革期间受于光远指派编写《大寨政治经济学》【125】，到底是“为了寻求真理”还是在落实其“实证方法”。其实，我们只需要运用一下我们那并不十分灵光的“理性的智慧”，就能将吴先生的上述文字证伪：既然于光远采用了正确的方法来追求真理，并且“始终领先我国理论经济学的潮流”，你吴敬琏凭什么要劝他改行啊？

其实，于粉们都知道，那些廉价的胡吹乱捧只能起到一个作用，那就是让“二表人才”于光远感受到“爱”。他们大概不曾想到，这些文字的另一个功能就是成为一个学术帮派自我标榜、相互标榜的“实证”。事实是，即使是在专业图书馆中，那套七卷本《探索》也仍旧是在坐冷板凳，乏人问津：

“前不久，在经济所图书馆，花了一天时间，浏览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里面的文章，跨越近五十年。从书签上看，有的从未被借阅过。”【44】

5、画地为牢，自得其乐

于光远的七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从1980年开始出版，到2001年出完，前后历时二十多年。通观这二百八十万字，最初也是最深的印象就是，画地为牢，自得其乐——连王惠德都忍不住说它们“有时也会使人感到拖沓，噜苏”。【40】看看这段话：

“我们知道，客观规律性，是和物质不可分离的，它是物质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性。任何一定的客观规律性都是一定的物质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性。有怎么样形态的物质，就会有怎么样的客观规律性，任何科学规律都是一定的物质运动变化发展规律性的反映。这就是说，有自然界就有自然界的规律，有人类社会就有社会的规律。在自然界中有物理世界与生物世界就有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的规律。”【126】

简言之，在那七本书中，几乎全部都是于光远自己的苦思冥想，不要说外国同行的研究成果与他彻底绝缘，即使是同时代国内学人的相关著作，很多与他的领域完成重叠，他也几乎全都无视。例如，那篇被吴敬琏推崇为“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的典范的《关于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范围和课题》，该文长约三万字，其中没有一个具体数字，没有一个具体实例，并且，全篇只引用了13个文献，其中，除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几个字被注明引自《诗经》外，其余的引文全部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就是说，于光远所谓的“真理”，就是无产阶级领袖说过的话、写出的字；而他所谓的“独立思考”，最多不过就是通过“咬文嚼字”的功夫，从中咀嚼出一些与众不同的味道。而“咬文嚼字”不仅是于光远最为得意的“治学方法”之一【127】【128】，而且还被他称作是“治学者的基本素质”之一【79】。但吴敬琏对之颇有些嗤之以鼻，说它不过就是“爱抠句子中的小逻辑”【44】，而已。

最好笑的是，于光远曾说过这样的话：

“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工作有那么一个不太好的‘传统’，就是对于前人做的工作，没有人再去研究，对他做过的工作很少有人评论。在文章里除了引证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论述以外，很少引证别的人的著作，如果引证了一个其他的人写的东西，多半是要批判这个人，而且一批判就上很高的纲，有的就简直当做‘敌我矛盾’。否则，就没有人去引证别人的文章，几乎象是目中无人。由于很少去研究前人的著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写的文章仿佛是说这一类话的第一个人。”【129】

毫无疑问，于光远这是在批评别人，并且是在批评别人不读于光远的著作。他当然不会想到，如果用上面这段话来做自我批评，会更贴切。

实际上，于光远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探索”过程——不是“探索”本身——中所取得的最大成绩，就是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分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建设论”。【130】【131】也就是因为对之极为得意，于光远才会在把它们收入《探索（五）》五年之后，又责令人民出版社出版它的单行本。【132】好笑的是，很可能是被于光远的“咬文嚼字”搞得昏了头，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竟然在该书单行本的版权页上把那个绕口令般的书名搞错了，印成《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更好笑的是，在那个单行本的“（出版）说明”中，该书的编辑明明说出版这个单行本是“遵照作者本人的意见”；可是，于光远却在该书的《自序》中说，这是“人民出版社决定把它们从《探索（五）》中抽出来作为专著出单行本。”其实，据于光远说，那篇长文本来就不属于《探索》，只是因为原定出单行本的湖南人民出版社被撤销了，它才被收入《探索（五）》。【30】而在1991年没肯给于光远出单行本的人民出版社之所以会在五年后“遵照作者本人的意见”出版它的单行本，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傻大款又“赞助”了。换句话说就是，经济学家于光远对于“搞活经济”还是满有一套的。

据于光远本人说，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析分为“革命论”和“社会论”是他的首创：“‘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我造出来的一个名词”【72】【133】；而于光远的拥趸如韩钢也信誓旦旦地说，“于光远在中共党史领域的研究既丰富又深刻，他把新民主主义理论划分为革命论和社会论，系统考察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形成、发展和展开以及逐步被放弃的历史，这在理论界和党史界都是第一次。”【134】显然是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韩钢在三年后出版了于光远这个著作的“诠释本”。【135】

事实是，早在1983年，就有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这样的说法。【136】而就在于光远提出自己的“理论”半年前，1988年第2期《科学社会主义》杂志还发表了一篇与其内容相似的文章，题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137】而于光远首次公开自己的“发现”，是在1989年第1期的《求索》杂志。【138】但所有这些事实，对于于光远一伙人来说，全都一钱不值，因为他们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其实，于光远的那个不是“探索”的“探索”，整个思路都与龚育之半年前出版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书相平行；并且，这本书还是被于光远引用的极少数“非经典作家”的作品之一。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于光远的这个“首创”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龚育之的“启发”。

2003年，于光远提出了一个“四种消费品理论”，其主要内容“即把社会产品按照它们的生产和消费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起的作用分为四种：我说的‘四种消费品’中的‘第一种消费品’，是毒品：鸦片、海洛因、大麻、摇头丸、冰毒……这种消费品的特点是，生产得越多，消费得越多，社会生产力被破坏得就越多。……”【139】“四种消费品理论”既是于光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的最后一部分——它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七）》一起，被收入《于光远经济论著全集》第八卷中——，也是于光远用来竞争“中国经济学奖”的五项“参评作品”之一。【140】显然是为了给于光远造势，于光远的马仔、《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编辑部主任马惠娣先是召开座谈会，然后把座谈会的发言以《“四种消费品理论”提示社会发展新规律》为题发表在这份“帮刊”上。【141】这是马主任的压轴发言的一部分：

“于老的‘四种消费品’理论告诉我们，社会越发展，国家越富有，社会满足其成员的物质条件和非物质条件的程度就越高，反映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生活方式也就必然发生变化，人的一切活动的本体论意义也将得到彰显，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规律就会出现。”【142】

可惜的是，即使如此自吹自擂，这个理论也乏人问津，更不要提获什么大奖了。显然是要给“于老”讨个说法，马惠娣联合一个叫李昆峰的人起草了一份“关于开展‘于光远研究’的初步设想”——也就是要建立一门由国家承认并且资助、有专职人员去搞的“于学”——，其内容虽然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于老的‘四种消费品’理论”是要被深入研究的一个领域。这个计划很可能以不了了之收场，所以有人把那份手稿放到网上拍卖，要价25800元人民币。【143】也就是说，于光远的始于“计划经济”、终于“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最终以拍卖捞钱的方式收场，算得上是“名至实归”、“死得其所”。

于光远经济学

于光远去世后，他的一些手稿以及一些与他有关的私密文件开始在网上拍卖，而这份“关于建立‘于学’的建议”，就是因此得见天日。注意当时还有个名为“于光远研究会”的组织，它很可能是局级单位“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下属的一个处级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