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丘田之争，称为丘、北大之争更为合适一些。北大校方前一阵做出了回应，主要有两点：一个是田刚立即回北大做全职的话，反而不利于他做出更好的成果，因为目前国内的科研环境不如在国外更好。第二个是建议大家去看看《New Yorker》的文章。这个回应的两点，我都觉得不是那么好。
首先是第二点，《New Yorker》的文章确实把丘损的够呛（不过丘如此被动，与国内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有关，在此再表达一下对于国内恶俗媒体的憎恶），尽管如此，这似乎不能成为北大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我们假设一个场景，假定某甲指责某乙有某方面的问题，某乙要辩解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讲事实，摆道理”，说明自己没有该问题，而不是说，“你也有什么什么问题”，那就成了谁也搅不清的对骂了。

关于第一点，确实是有些道理的。但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了另外一个科学家----黄昆。黄昆为老百姓了解，恐怕还是因为几年前他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其是他的工作在三、四十年代就达到了相当的成就，其著作也成为经典。关于黄昆，听说过几件轶事，一个是文革末期，我国一个科技代表团访问法国，人家很热情，说我们这里有一个“H组”，专门研究你们的Huang，代表团面面相觑，不知Huang何许人也，回来一查，才知是黄昆。另外一个是文革后期黄昆在北大不太受重视，还是邓小平的亲自过问，才调到中科院。

黄昆在科学研究上所达到的高度，比起现在的田刚来，恐怕只会高不会低。关于黄昆的回国，当有记者采访他时，他说：就个人而言，也许我不回国，能够做出更高的科研成就；但是回国，却教育培养了一大批这方面的人才，从总体上带动了该领域（固体物理）的发展，因此我认为我回国是值得的。

与黄昆相比，恐怕田刚的境界就差了一些。一个大学，或者更广地讲，一个组织结构，要获得声誉（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达到的，而是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在这个过程的初期，往往需要人们做出更多的付出，而其回报却相对较少。当然，一段时间后（也许10年，也许20年），建立了声誉，各种环境也相对规范和完备后，其回报和付出才有可能相称。比如我现在所在的Merced加大，因为是一个新校，可以说没有多少学术声誉（有的教授申请项目失败，就因为被认为学校太小、条件不够），但是还是有很多著名的教授来此，他们在为学校创造声誉的同时，无疑也在做出牺牲。

再举个简单的比方，一块贫瘠的土地，可能种什么都长不好，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先下力气去改善土壤，一种是干脆在别的地方种。显然，对于后者，这块土地永远是贫瘠的。我们现在的科研环境，也许就像这块土地，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做出上述哪个选择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于田刚而言，因为我们已经给了他“院士”，“政协委员”等称号，这时候再置身度外，恐怕并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