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大學的缺失，近年來人們已經談得很多。比如：缺經費和辦學條件，就大量投入經費改善辦學條件；缺規模，就不斷擴大規模；缺公平，就採取措施改善不公平的現狀；缺人文素質教育，就建立人文素質教育基地；缺高層次師資，就大量引進和培養高層次師資；缺較高的教學質量，就大力實施教學改革……缺什麼就補什麼！中國對大學改革傾注了辛勤和汗水，而結果依然不能令國人滿意。

　　可以說是“喜憂參半”：喜的是大學從內容到形式、從規模到質量、從公平到效益都獲得了一定的發展。憂的是處在當今這個多元化現代社會裡的大學，隨着物質無限度的發展，大學中人的靈魂已被物質欲望擠滿了。

　　今天的中國大學牽動着許多仁人志士的神經，人們不斷在問，這是為什麼？又為了什麼？其實，在我們已有的思考中，更多觸及的是大學外表的功用，較少觸摸到大學的本質——大學是什麼？大學為什麼？孔子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現代大學作為創造、傳承高深知識和培養高級人才的教育機構，除了在其教學和學術上的地位與價值之外，還要求具有“明德”與“至善”的使命與理念。如果說後者是尊從一種社會普遍認可的至上的道義或做人做事之理念，那麼，前者就是實現這種理念的手段保障，兩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現代大學的本質。依據此認識，我們考察今天的中國大學至少有如下十大缺失。

　　一、大學理念缺失

　　大學理念就是回答大學是什麼？為什麼？對於一所大學來說，大學理念是靈魂。然而，就中國的當代大學而言，已經形成自己鮮明理念的大學還很少，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國雖然有完整的大學教育體系和勇於改革的教育實踐家，卻缺少大學自治的社會環境和卓越的教育思想家。現在中國很多大學對理念的思考與實踐，多集中在具體的操作化的布置工作性質的層面。在“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震天口號中，許多大學規劃幾年達到目標，巨大的投入、宏偉的藍圖，美麗的校園中增添了許多躁動的學生……大學生的理想在“象牙塔”里由“我要當科學家”，變成了在“社會軸心機構”中“我要票子、車子、房子……”。

　　這一切就發生在承載國家未來的大學裡。原因何在？皆是由於“大學理念”的缺失！梅貽琦先生曾改用《大學》的第一句話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來說明何謂大學。大學之道，在於精神層面上的求“善”和器物層面上的求“能”。大學之道在精神層面上，在於追求知識，追求真理，探究知識的最高境界，這即是所謂的“善”。大學之道在器物層面上，在於教給學生真理的同時，合理地安排課程體系，使得學生真正能夠做到“學為我所用”，教會學生求生的技能，即求“能”。在今天這個物慾橫流的社會裡，大學更應該為社會保留一方神聖的“世外桃源”，讓躁動的人們在這裡靜下心來研究一番最純粹的科學知識，思考整個人類文明進步的問題，使大學真正成為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發動機。

　　二、大學精神缺失

　　大學精神是指平等的多元意識，理性的科學態度，自由的個性發展，以及非功利的價值追求。它是大學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通過內化社會先進文化並以創新為取向所形成的約束大學行為的價值體系。作為一種深層次的文化現象，大學精神雖不像物質文化、制度文化那樣直觀、可測量，但由於其精髓已浸透和附着在大學內各種文化載體及行為主體上，使人時刻能感受到其獨特的感染力。

　　許多教育專家認為，在保障大學的高水準方面，大學精神比任何設施、任何組織都更為有效。然而，中國大學精神的缺失表現在多方面：大學作為教學和學術自治中心的地位沒有得到確立；大學辦學缺乏鮮明的個性和獨到的理念，定位貪大求全，辦學目標功利化；大學教師的文化品位下降，學術失范，一些學者把治學作為一種實現其他目的的手段，在權勢與學術觀點發生衝突之際，往往按照權利的意志修改學術觀點，而不是以學者的良知來維護學術自身的尊嚴；等等。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人是要有點精神的。大學同樣需要信仰與精神的支撐。大學精神的存在，決定了大學教育活動中的人和大學教育的價值與品質。翻開中華民族的教育史，大凡傑出的大學校長及其大學教育活動，無不閃爍着大學精神的光輝，給後人以鼓舞和力量。“學術自由，兼容並包”這是蔡元培倡導的大學精神，他用這種精神，引領一批學人開創了具有一代“風骨”的北大精神。今天中國正處在一個社會轉型期，處在這種變化中的大學更需要大學精神。

　　三、大學教師理想缺失

　　大學教師理想本應是教會學生認識人性本善，並以自己的美德為動力，去追求真理，去獲取廣博的知識，從而宣揚德行，影響社會，實現真善美的統一，達到其他社會成員所不能達到的效果。然而，近年來，中國大學普遍提出，青年教師要碩士化、博士化，並大量評聘和引進教授，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教師學歷職稱“大躍進”現象，加速了大學教師的功利化。現在的一些大學教師熱衷於所謂教育的實用追求，大學教師的理想主義精神似乎早已被拋之腦後。因此導致大學教育也越來越遠離精神生活，越來越缺少對生活中崇高理想的追求，使現在的大學教育更多的着眼於複製具有人文和科學知識的受教育者，醉心於克隆一個個缺少個性的眼睛與心靈。一個人如果沒有心靈的力量，以及心靈的力量沒有強大到可以辨識和選擇外部世界，那麼這個人的存在就將是很危險的，其存在的價值也就要大大的打一個問號。

　　中國目前“博士乞丐”的出現，可以洞見大學教師在促成學生“學歷成人”時，忽視了“精神成人”的教育。哥倫比亞大學道格拉斯?斯朗教授說，大學教育已經忽略了人的心靈需求、人生目標、人生意義和價值觀等領域的東西，這樣的大學教育培養的人在角逐利益時，就會不受理性、良心、正義和道德的制約而淪為經濟動物。可以這樣說，現在有些大學教師並不缺少高深知識，卻欠缺理想主義精神，這就是我們不能不直面的大學教師隊伍現狀。

　　四、大學獨立性缺失

　　現代大學在其教育與學術上的獨立性，體現為大學獨立的決斷和獨立的治理。大學之精義在於獨立地追求真理，如果大學放棄對真理的追求，就極易被其他機構代替。當大學處於追求真理的權威地位時，也是大學最有能力抵禦外界控制與壓力之時。但可惜的是，今天中國大學的“領導”也有行政級別，也屬“官場人物”，必須按官場規則行事，這就使大學無法真正獨立，這也對大學精神的造成了極大損害。一些行政部門缺乏對大學的必要尊重，更進一步加速了一些大學獨立性的失落。比如，首都師範大學強制獻血事件發生的背景，就是因為“有關部門”為其下達了“義務獻血任務指標”。行政權力無限擴大化，大學如何能獨立？

　　檢閱今天的中國大學，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大學既沒有作為學術組織的自主性與相對獨立性，也缺乏為知識而知識的獨立品格。追求真理是大學與生俱來的固有的文化品性，也是構成大學作為獨立機構合法性存在的基礎。大學是社會的構成部分，但大學的價值絕不在於沉落為社會的構件，而在先於社會獨立追求真理並以此引領社會的發展。大學是一批具有獨立人格、獨立價值判斷能力的知識精英的聚集地，大學能夠積聚社會良知、彰顯批判意識，展現對民族與國家生存和發展的憂患與追求，所以大學應該將自身在制度構造上的獨立性與其知識精英的獨立人格有機地統一起來。

　　五、大學制度缺失

　　中國大學制度問題涉及大學內部與外部兩個方面。受計劃經濟的影響，中國大學與外界的關繫上，表現為政府集權控制，大學內部運作制度也缺乏合理性，並沒有以維護大學作為學術組織的特性為目標，在大學權力分配、教學和研究、教師聘用等制度安排方面都存在諸多問題。在行政權力泛化、官僚習氣盛行的環境中，學術不受重視，尊重學術人才自然無法得到體現。

　　中國大學長期以來一直以政府行政約束為主導，經費來源、專業設置、招生計劃等等保持大學正常運轉的各種資源，完全由上級教育行政部門控制。這種教育資源配置方式導致大學組織行政化，缺乏競爭和激勵機制，機構重疊、隊伍臃腫、人浮於事、效益低下的局面長期難以解決。這說明急功近利的政策不能催生出真正意義上的大學，現在大學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不是某個學校、某個人的問題，說到底是體制、機制問題，即制度問題。……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是新時期中國大學改革的方向和發展的必然要求。要徹底革除大學行政化、官場化的弊端，還需要建立一整套的制度，如建立以教師為本、以學術為重的管理制度，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競爭機制等等。正如潘懋元先生所言：大學要完成其使命，還有許多制度方面的問題需要解決，而且沒有現成的解決方案。開展現代大學制度研究，促進大學制度現代化，是中國大學完成其使命的迫切要求。

　　六、大學行政服務缺失

　　大學內部行政權力泛化，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界限模糊，常常交織在一起，造成分工不明，責任不清，導致行政權力常常代替學術權力，以至於以行政權力的方式管理學術事務。大學要實行民主管理，其意義不是大學內部行政組織為師生做主的“民主”，而是主權在師生的“民主”，亦即大學主權屬於師生，而不是屬於校長或行政階層。這一原則來源於“天賦人權，主權在民”觀念的深入人心，這一原則表明大學的行政權力來源於師生自下而上的授權，而非自上而下產生，大學師生滿意和支持的行政組織就是大學合法的行政組織。同時也要求行政組織必須直接服務於師生的普遍利益，而非凌駕於師生之上。這一原則也賦予了師生具有天然的監督行政組織的權利，同時也要求行政組織必須通過一定的規制，為維護和保障師生行使這一權利提供順暢的渠道和途徑。大學內部行政組織是公僕，而不是公婆，行政組織必須為師生服務，對師生負責，這是大學內部行政組織存在的價值基礎。

　　因此，大學內部行政組織要牢固樹立“師生權利本位，行政服務本位”的觀念，以實現師生根本的學術（學習）權力作為自身服務的最高標準，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想師生之所想、謀師生之所求、解師生之所憂。對大學內部行政組織而言，必須以師生擁護不擁護、師生贊成不贊成作為實踐行政權力的最高準則。對大學的每一個行政人員而言，都要實現由“管理者”向“服務者”的角色轉換。

　　七、大學教授話語缺失

　　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大師是關鍵。從某種意義上，任何一所大學的精神都由其教授來代表。如果一所大學有一大批學問深厚、道德崇高的教授，這所大學學術氣氛必濃，學風校風必優，也必將成為人們難以忘懷的大學。大學教授作用的充分發揮，是決定大學生存與發展的本質因素。斯坦福大學校長卡斯帕爾說，我有50%的時間都在聽取教授的意見。發揚學術民主，主要是廣泛聽取教授們的意見。

　　大學作為培養高級人才的機構，許多事務都與學術息息相關，應該由專門的學術機構進行管理。如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以教授評議會為學校最高學術管理機構，教授評議會中又有二三十個委員會，決定學校相關事宜，像經費預算委員會除決定經費使用外，還決定給一個系多少教授名額，科研委員會、教學委員會、學術規劃委員會分別決定具體的教學、學術事務。然而，2004年2月4日《文匯報》對中國幾所大學和所屬學院成立“教授委員會”的報道是：“‘教授委員會’充分發揮了‘智囊團’的作用”，卻讓人疑惑。我們都知道，成立教授會是教授治校、民主辦學的舉措之一。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917年就在北京大學採用了教授會(當時名為評議會)制度，當時由北大教授和各科學長組成的評議會不是“智囊團”，而是學校最高的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學校的重大事項，都要經過評議會討論和投票表決才能實施。

　　其實，目前中國各大學以及各院系都設有類似於教授會的“學術委員會”，然而“學術委員會”在學校重大問題上都沒有決策權，甚至也沒有發言權，最多就是噹噹“智囊”。在大學這個學術的重鎮，教授的權力無法體現，也就意味着沒有真正的學術權力存在。

　　八、大學特色缺失

　　特色是一所大學優勢和生命力之所在。不同的大學由於在教育體系中的目標定位、價值取向、學科結構、歷史傳統不同，會呈現不同的個性，不同的特色。一所大學只有認清自己的優勢，找准自己的定位，保持自己的個性，才可辦出特色保持優勢。然而，中國大學“同質化”嚴重，已是國內外教育專家的普遍看法。在2004年8月舉辦的“第二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伯頓?克拉克說：“大學要生存與發展就必須辦出特色，從一定意義上說，‘特色就是質量’。特色就是服務與質量的特殊性。”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憂慮的說，中國“現在的大學，喊出的口號都一樣，‘綜合性、研究型、開放式’，重點大學都這麼提；很多學校盲目攀比。……千校一面的趨同化傾向令人擔憂。”紀寶成認為，政府、社會的導向，以及各種有失偏頗的評價體系加劇了這種現象的演化，而並非鼓勵大學辦出特色。內蒙古大學校長旭日干說：“一種模式，都往綜合化發展，都不斷擴大規模，這種趨勢愈演愈烈，最終將使很多學校喪失了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

　　許多大學校長呼籲：大學要辦出特色！因為大學與大學的競爭不僅表現在可以量化的實力上，更表現在不可量化的特色上。我們這裡所要強調的是，大學特色的形成與發展不可急功近利，大學要形成和發展自己的特色不是可以靠短期行為一蹴而就的，它不是大學面臨生存危機時可以呼之即來的救命稻草。大學特色的形成與發展，雖然可以作為大學求生存和規避危機的重要手段，但從根本上講，大學首先應將它作為價值理性和發展戰略來對待。

　　九、大學學術評論缺失

　　學術評論是圍繞學術問題實事求是地討論與對話，它以發展學術、追求真理為唯一目的。嚴肅健康的學術評論可以匡正謬誤、拓寬思路、深化認識、繁榮學術，它是學術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學術界繁榮的前提條件，也是抑制學術腐敗的有力武器。但近年來，中國大學裡嚴肅認真、實事求是的學術評論的空氣非常缺乏，多數評論要麼是假大空式的吹捧，要麼是故作艱深的剖析。其實，學術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嚴肅、積極的學術評論。在開展學術評論時，對優秀的學術成果要大力推薦；對粗製濫造、假冒偽劣之作應進行有力的批評和揭露；對平庸之作不作恭維吹捧。讓學術在評論中推進，讓學風在評論中淨化。在進行學術評論時，還應該採取與人為善的態度，不應執其一端不計其餘，不使用尖酸刻薄的言辭。

　　同時，要嚴以律己，虛懷若谷，寬容地對待各種評論意見，警惕和反對學閥、學霸作風，積極發揚學術民主，努力創造學術討論的良好氛圍，推動學術發展。正常的學術評論意味着學術平等，不但一般學術人員與學術權威之間是平等的，而且領導人對學術問題發表的意見也只能作為一家之言與其他學術觀點進行平等交流。學術平等絕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多數保護少數，因為只有多數保護少數，才能使學術上的少數派，在平等的民主氣氛中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以推動學術研究不斷發展。

　　十、大學信任缺失

　　錢鍾書曾經在小說《圍城》中大罵博士文憑:“這一張文憑，仿佛有亞當、夏娃下身那片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紙能把一個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蓋起來。”清華退學博士王垠曾發出呼告：“博士學位，累壞了多少年輕的中國人！我不再為它浪費我的青春。” 一些學子認為，在大學這所青春集中營里，每個人都像趴在玻璃上的蒼蠅一樣，自覺前途一片光明，卻仿佛無路可走，真是死讀書活受罪。大學近幾年連續擴招，在校人數激增，優質教育資源不足，大學管理改革滯後，必然會導致大學突發性事件突出，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馬加爵、薛榮華等事件曾一度震驚世人，黃蓉事件也讓人不得不反思中國大學教育目前存在的問題，類似的考試作弊，畢業論文抄襲等問題也屢見報端。更嚴重的是大學充斥着浮躁之風、浮誇之風，出現了泡沫學術。大學在強大的商業壓力下，日漸庸俗，亂辦班、濫收費、亂設專業屢見不鮮。

　　李敖在北大演講時說：“現在的大學都是孬種。”王小波為什麼離開大學當自由撰稿人？因為他看到大學不是他的精神家園。陳丹青為何辭職？因為他痛惜大學精神的淪陷。賀衛方為何停招研究生？因為他再也無法忍受蠅營狗苟的學術體制。儘管這類負面現象不多，這類問題在大學的比重很小，但是如果忽視這類問題，就會給大學造成極大的信任危機。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這一系列問題背後原因作深層次的透視，防微杜漸，防止此類現象對構建和諧大學的負面影響。（轉帖自網易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