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承魯留下的教訓

光明日報報道，鄒承魯中國科學院院士、生物化學家鄒承魯先生23日在京逝世。對他的工作成績，必須予以肯定。但是，咱覺得，更重要的，卻是汲取他多年來的嚴重錯誤中汲取教訓，確實營造一個有利於中國科技學術自主創新發展的社會氛圍。

治理學術不端行為要靠民主法制和法治社會，絕對不能搞個人打假、無端指控和大字報式的媒體輿論轟炸。在鄒承魯去世前，人民網科技頻道還繼續發表他在“反學術腐敗”名義下鼓動無端指控做法，而越來越多的事實披露證明，那樣做，事實上是助長學術不端行為、是侵權傷害科研人員、是破壞自主創新發展所需要的良好社會氛圍的。

例子：鄒承魯利用工作之便，以“學術腐敗”為名封殺了劉亞光嘗試用DNA手段研究經典中藥“生脈散”，使支持者楊沫丟了人大常委會委員職位。後來事實證明，鄒承魯等人搞封殺的依據屬於偽造、許多指控是人身攻擊和政治誹謗，而劉亞光的研究方向正確（在正常環境下，即便是研究方向錯誤，也不見得就是“腐敗”行為，用政治行政手段搞封殺是錯誤的）。在“非典”事件中，經典中藥“生脈散”發揮了重要的治病救人作用，得到國內許多科研機構證明，也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讚賞和肯定。

例子：鄒承魯利用工作之便，以“學術腐敗”為理由封殺了牛童二人試圖從DNA水平向RNA水平轉變的研究；最近數年，他支持留美學生和無業人員方舟子，大批特批RNA水平研究，甚至說那是“招搖撞騙”和某某某邪教的“偽科學”；就在2006年八月（即諾獎公布前兩月），他的同盟還在報刊媒體發文、把他封殺牛童二人轉向RNA水平研究的事情當“政績”宣傳。可是，十月份，2006年諾貝爾獎發布公報頒獎給三位科學家的理由，就是他們在RNA水平研究上的重大貢獻。事實證明鄒承魯封殺中國同類研究是個極為嚴重的錯誤。

例子：袁隆平的科研早在1960年代就獲得世界領先水平，可是，直到1980和1990年代，鄒承魯還是試圖打壓，甚至利用工作之便百般刁難、想方設法地阻撓袁隆平先生入選中國院士的機會。鄒承魯的海外小活計方舟子則以“打假”“反偽”之名，偽造資料和編造謊言，竭盡全力貶低和詆毀袁隆平的科研成果；同時，合夥在人民網科技頻道發文肉麻地吹捧同夥鄒承魯。如今，人家袁隆平不但獲得聯合國和世界糧食科研等獎勵，而且入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

例子：中國獲得全球人類基因測序1%的任務，鄒承魯卻造謠說中國科研人員沒那能力；人家做出來了，成果得到全球同行承認和讚賞，鄒承魯又造謠說人家通過“不正當”手段途徑獲得機會。中國水稻基因測序成就得到國際學術界一致高度評價，可鄒承魯卻支持他的海外夥伴和無業人員方舟子、夥同新華社記者熊某，造謠誹謗說那是“學術腐敗”。

例子：在“核酸風波”中，鄒承魯支持的海外夥伴方舟子、還有新華社一些記者們，多年來多次反覆發文說美國政府宣判核酸營養是“騙局”、進而把中國搞同樣科研說成是“學術腐敗”和“學術作假”。可是，他們至今拿不出原文證據證明美國政府什麼時候、在哪個法庭、就什麼案件宣判了核酸營養是“騙局”。實際上，美國政府不但沒做那個宣判，且在2001年還為那科研頒獎了。鄒承魯支持海外夥伴方舟子的那些做法，是否以“反學術腐敗”為名為海外搞同類產品的公司打開中國市場服務而打壓中國掌握同樣科研技術？至今他們也沒交代清楚商業利益關係，沒交代清楚他們為啥專打中國公司、而不打搞同類產品的美加公司。此外，國內外學子披露，鄒承魯那樣做還有個個人目的，即對多年同行競爭者和老前輩李某某搞政治誹謗，試圖借“學術腐敗”之名把李某某一棍子打死。

例子：鄒承魯對中醫是一竅不通，卻指使不懂中醫的周某某、用中學幾何學和邏輯推理誹謗山東大學張穎清教授的中醫針灸經絡學，說經絡學是“偽科學”，還開個會拿去作“證據”。隨後，鄒的同盟何祚庥利用工作之便，拿鄒承魯的東西當證據、把張穎清列入“偽科學”名單拿到社會上爆光和搞輿論轟炸圍剿批判，致使張某教授失去一切、含冤去世。事實上，張穎清教授的研究完全符合衛生部官方文獻闡明的經絡學原理，他的研究也得到中國、美國、歐洲中醫學界、以及跟世界衛生組織有密切合作關係的世界針灸學會的讚揚和肯定。事實證明，鄒承魯的那些做法，是典型的偽造數據和通過誹謗打封殺研學術的行為。

許多事實說明，多年來，鄒承魯的做法對中國科技學術的發展造成相當嚴重的破壞和損失，甚至造成重大冤案。那些做法，也嚴重破壞了中國科技學術自主創新發展所需要的和諧社會良好氛圍。

前些日子，根據人大常委會審核與同意，科技部發布部長令、公布治理學術不端行為的國家法規條文《處理辦法》，並明確指出，治理那類問題必須依靠民主法制和法治社會，反對大字報式的無端指控。可是，就在這之前數日，鄒承魯還在人民網科技頻道發表文章，鼓吹完全相反的、即他和他的同盟何祚庥等人搞了多年的“個人打假”和媒體輿論轟炸那種大字報式的無端指控的所謂“打假”做法。

據光明日報等媒體報道，科技部公布部長令和相關法規的時候，科技部高級官員做了許多說明，其中科技部政體司司長梅永紅列舉了歷史上一系列科學蒙難的事件：

--- 意大利化學家阿伏伽德羅發表了一篇《原子相對質量的測定方法及原子進入化合物時數目比例的確定》,被冷落了27年。
--- 19世紀末德國青年數學教師康托爾創立了嶄新的集合論，被冷嘲熱諷達10年之久，後死在精神病院。
--- 1951年,美國遺傳學家麥克林托克提出“可移動的遺傳基因”學說，被譏諷為“百分之百的瘋子”，直到1973年才受重視，1983年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司長梅永紅說：這些都說明對於複雜的科學研究真假的判定，依靠單個人的智慧是不可靠的。每一個人的知識都是有限的，即使是頂尖的學者，對於本領域浩繁複雜的學術問題都遑論精通，更何況對於那些跨領域、跨學科學術問題的判定。

司長梅永紅又說：在近現代科學史上，由於主觀原因所造成的“冤假錯案”舉不勝舉，並且造成了許多無法挽回的科學悲劇。因此，我們提倡正常的學術討論和爭鳴，也鼓勵對學術不端行為的舉報，但不贊成用“網絡大字報”的形式對嚴肅的學術問題進行真假的裁定。制定《處理辦法》，就是要把學術不端行為舉報的受理、調查和處置納入法制化軌道，力爭使每一個問題都能夠得到理性、合規、合法和圓滿的解決。我們需要淨化科研環境，同時也需要優化科研環境，為科技工作者提供寬鬆良好的科技創新氛圍。

這，大概就是如何汲取鄒承魯留下的教訓的絕好詮注。

作者:直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