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腐败谈(修改版)

楼下有感叹“全民腐败是一种可怕的力量 ”，我的看法是全民腐败是必经之路，躲不过去。

既然躲不过去，愤青式的叫喊意义有限，关键是要有可行的反腐方式。

当年和台独分子小C，就是在练武篇里提到的老婆的同学，探讨过腐败问题，其曰台湾无官不贪，但也不大贪，原因是台湾贪官经过了几十年的贪污文化熏陶后终于总结出这贪污要SUSTAINABLE（小C原话），用句大陆人好懂的话是要能维持再生产，使能继续贪污的环境可保持。所以贪污变成了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东方法律的特点是“法律不过是人情”，能为社会接受则被认为是合理，法不责众。

大陆的问题是老共的共党理念不容贪污腐败，由此出现悖论。于是贪官们抓住机会大贪一笔，争取在被抓住或丢权之前能一次贪够，像过去有59岁效应之说。但贪污和赌博一样，很难一笔收手。而且贪污的能力被异化成了权力的体现，因为在老共体制下贪污是顶风做案，为党纪国法不容，权力没大到一定程度的不敢贪。贪污已经不单是为了钱，也是体现地位。你给我送贪是因为承认我的地位，我收贪是因为老子没人敢动。贪的越多越要维护贪的体制，因为谁也不想进局子。而贪的体制使其更贪，使贪污复杂化了。结果是向两极发展，大官们大贪而且相对安全，小官们则提心掉胆，没官的更是没机会。社会的贪污没有向均富的方向发展，比如像台湾那样，人心自然不服。老共抓住机会搞掉几个，平民愤也好，办政敌也好，反正社会需要。但这做法本质上是和文革一样，治标不治本的东西，而且破坏稳定，因为新的贪官和适应新贪官的环境的养成需要时间，社会各方面的效率降低。

解决的方法不过是两种，一是和台湾一样，均富式的贪污，使其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日、韩也基本如此。即使在廉洁指数很高的北欧社会，灰色收入也是社会认可的。

另一种是美国的做法，用程序制度和法律控制。使法律中虽有可钻的空子，但又不大。这要推翻“法律不过是人情”的东方传统，要有道德上的一极化，比如GOD什么的玩意儿，迫使人有对即便是不合人情的法律也不能违背的潜意识。要否定大陆法系中的刑事推论，没有明文说明是犯罪的行为就不是犯罪，就不叫贪污，当然也不是腐败。能通过这种方式“贪污”的自然也是精英一族，不会像土共们那样贪的过头。

其实还有一种所谓殖民地模式，如香港和新加坡。人们殖民地心态重，服从权威，不逾越规范，媚上欺下，一种自己感到比较接进西方文化是上等人但别人总觉得他有自卑感的心态，本质上是有要学习的态度，但目的是争当BLUEBLOOD，或跟班，即老三耳顺东郭爱叫的奴才什么的。客观社会效果并不坏，但那是历史的产物，只有刘晓波那种只在井底里踢腾过的才想的出来要学。

但也不是没什么可学，比如香港廉署请人“和咖啡”，多是请送贪的，不直接得罪收贪的大官，使廉署本身的压力减小，曲线打贪。

台湾模式容易为大陆社会接受，但与老共的性质不容，大陆的吊民又多，因为受理想主义教育多年，如我等，所以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美国模式也不容易，因为中国文化没有道德权威。在后工业社会里提倡古代“士”的观念，鸿扬所谓国学，妄图学老曾那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瞎掰。会出现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形，但是个值得发展的方向。倒也不是专为解决贪污腐败问题，而是现代工业要求制度化和标准化的需要。

制度的建设可以提高效率和透明度，又使人们开始习惯逻辑思维，因而会考虑计算成本，贪官们会开始考虑用更安全的方式腐败，那种59岁的厂长拎着一箱美元外逃的事不太可能发生，即腐败被纳入了制度，开始“公平化”，腐败有可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制度的建设无不是从与社会生产力最近的生产领域向上层建筑发展，海归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有第一手经验，不要老想着泡二奶和老婆离婚抢孩子换算美元和人民币哪个付赡养费合算什么的。

至于那种想通过引进GOD之类的宗教理念来改变东方社会观念从而使美国的一些的有益的观念和体制能够在中国实行是堂基客德式的想法，两个字，没门。原因超出了本篇的内容，略。洋教的弟兄们可以省省心，扫清自家后院是正事。

解决贪污腐败是个过程，永远不会有个头。关键是要把其控制在能MANAGEABLE的程度。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愚蠢。既然把其当作过程，就该像采用管理模式那样一步步的解决五个W和一个H（WHAT，WHO，WHEN，WHERE，WHY AND HOW），这样才会有结果，逻辑思维比叫喊和感叹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