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22日，教育部科技發展中心網站根據《中國科學計量指標：論文與引文統計

（2005年卷）》，分數學、物理、化學、地球科學、生物、農林科學、醫藥衛生、工程技

術、環境科學9個領域，發布了各高校SCI類論文在2004年被引頻次排序。這裡被引頻次是

指SCI收錄的1999～2003年高校發表的論文在2004年的被引頻次。

高校的社會職責有二，其一教書育人，其二生產科學知識。我們這裡所說的科學知識

，是在默頓（Robert King Merton）意義下，為全社會生產的知識。遵循“公有性，普遍

性，無私利性，有組織的懷疑態度”原則。度量這類知識的生產能力，SCI收錄的論文被引

頻次是一個可行的指標（當然不是唯一的指標，也未必是最恰當的指標）。分析SCI收錄的

論文被引頻次，可以大致了解自然科學知識生產能力在我國高校中的分布態勢。

各類知識生產能力分布

不同領域的知識，參與生產的高校數量不同，不同領域的知識產生的SCI收錄論文被引

頻次差異更大（見表一）。
不同領域的知識產生的SCI收錄論文，被引頻次其最高者（化學）為最低者（農林科學）的

42.5倍。

本文的目的不是比較我國各領域發展的相對優劣勢，更不是比較各領域在國際上的地

位，本文的目的是了解知識生產能力在我國高校中的分布態勢。因此有必要以一種可以橫

向比較的方式處理不同領域的數據。

為此，我們在每一個領域中，按論文被引頻次從高到低排序，並計算出各校論文被引

頻次占總頻次的比重，同時將這比重從高到低累加。由此顯示出各領域知識生產能力在高

校間的分布（見圖一至圖九）。為使不同領域的數據可比，橫坐標為相關學校的比重。

在所有領域，50%以上的知識均由不到21.2%的學校生產，80%以上的知識均由不到45.

7%的學校生產（見表二）。

比較各個領域，可以看出農林科學SCI收錄論文被引頻次的分布是最集中的，3所學校

（占涉及學校總數的4.9%）就集中了被引頻次的50%以上。這三所學校是中國農業大學（占

18.8%）、浙江大學（占18.1%）、華中農業大學（占13.9%），而70%的學校（44所）提供

不到10%的頻次；更有38%的學校（24所）提供的頻次為零。

SCI收錄論文被引頻次分布最平均的是數學領域，這可以理解，數學是一切學科的工具

，有大量的學校涉及這個領域，且數學研究對設備、環境、地域的依賴性最低，故而其知

識生產能力分布較為均勻。

自然科學知識綜合生產能力分布

對每一個高校，將其占各領域被引頻次的比重取均值，用以估計該校在自然科學知識

生產中的份額，同樣對各校的份額按從高到低排序，可以估計高校自然科學知識生產能力

的分布（見圖十）。

數據顯示，高校自然科學知識生產能力是高度集中的。在涉及自然科學的176所高校中

，北京大學、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

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吉林大學這9所（占5.1%）就生產了50.5%的自然科學知識。而最末

107所高校（占59.7%）僅提供4.9%的自然科學知識，其中更有21所貢獻為零。

高校類型與社會職能

我國是一個貧窮的人口大國，人口的半數以上尚生活在農村，整個社會遠未完成從農

耕文明向工商文明的轉移。提高國民整體素質和追趕世界先進潮流兩個目標間的矛盾一直

是難於處理的問題。

說起高校，人們往往將科研教學並列，而科研與教學在資源分配、評價準則方面的矛

盾則一直困擾着人們。從高校知識生產能力的客觀分布出發，或許能提供一個分析問題的

視角。

“研究型大學”

在高校里自然科學知識生產能力高度集中，如果我們要求既覆蓋50%以上的綜合知識生

產能力，又覆蓋每個領域50%以上的知識生產能力，則可識別出以下高校（見表三）：

這張表里，除了前述9個提供50.1%綜合知識生產能力的大學外，加上了所有為各領域提供

50%知識的最靠前高校。這22所高校占所有涉及自然科學高校的12.5%，但提供了72.7%的知

識生產能力，包括數學的60.9%、物理的79.5%、化學的81.4%、地球科學的69.6%、生物的

76.5%、農林科學的66.2%、醫藥衛生的73.0%、工程技術的66.8%、環境科學的80.3%。因此

它們既覆蓋了知識生產的主體，又有效覆蓋了每一個領域的知識生產。

表中的蘇州大學、東南大學整體實力偏弱，但在數學領域處於提供50%知識的前列，其

貢獻不低於浙江大學和南京大學。中南大學、第二軍醫大學則在醫學衛生領域舉足輕重。

由此，我們發現，以知識生產為首要任務的學校客觀上很少。如果稱其為“研究型大

學”，那這種大學的首要任務是生產默頓意義下的科學知識，而其教學目標在於培養默頓

意義下的科學知識生產者。

作為“研究型大學”，其定位需關注以下幾點：

1.社會職能：生產科學知識，培養科學知識生產者。

2.教師：主要看生產科學知識的悟性、能力與業績；學校投資重點在吸引、培養各領

域大師，而非廣建高樓大廈。

3.學生：畢業生主要進入學術單位，故應根據學術單位對人力資源的需求預測確定招

生數量，而不應跟着潮流膨脹規模。所招學生應是痴迷於自然科學知識、迷戀學術生活者

，而非官商之材；對某一學科有特殊潛質者，應不受規範劃一的“入學資格”限制。

4.校風：“研究型大學”是培育學術精英的地方，這個群體的道德水準很大程度上決

定一個民族的命運，故應堅持高的道德標準。同時，自由為學術的生命，“不能獨立自由

的學術，根本上不能算是學術”（賀麟，西南聯大哲學教授），而學術自由的關鍵在於擺

脫官商的擺布。

由此可見，“研究型大學”應聚集的是一個國家中極少數高度理性的學術精英，這個

群體的水準、見識、視野、胸懷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個國家的理性認識能力。讓這個群體

在官商價值標準的左右下鄙俗化，勢將從根本上損害國家的未來。

“平民大學”

至於對知識生產貢獻總量不足5%的107所高校，它們絕非可有可無的雞肋。 統計年鑑

顯示，到2004年農村人口依然占全國人口的絕對多數，高達58.24%。在我們的社會從農耕

文明向工商文明轉移的歷史過程中，提高國民基本素質，使之具備在工商文明中的生存能

力，是一個長期性的戰略任務。

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匯總數據顯示的我國6歲以上人口中，研究生僅0.1%，本科生僅1

.2%，大專生不過2.5%，受過高等教育的國民，總計不過人口的3.8%。即使經過歷年的“擴

招”到2004年，各種渠道（包括自考、網大等）的高等教育畢業生總計也不到500萬人（4

98.5萬）。

由於畢業生就業困難，“擴招”已受到廣泛的質疑。然而即使我們維持2004年的高等

教育人員輸出量十年，受過高等教育的國民在人口中的比重也不過增加3.8%，總量也不過

7.6%。而這個比例在韓國已達37%，在日本高達48%。
國家間的競爭歸根結底是國民素質的競爭，從長遠看，中華民族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就必須在落實義務教育的基礎上實現高等教育的平民化。這將是本世紀無法迴避的戰

略任務。

可見問題不在於“擴招”，而在於將“擴招”作為“啟動內需”的手段、作為敷衍就

業困境的手段。內需不足和就業困境是“資本利潤極大化”原則的必然產物，行政力量對

“利潤極大化”的“保駕護航”則大大加速了困境的來臨。解決這一問題的手段不在教育

領域，而在經濟、政治領域。

由此，這107所高校承擔的歷史使命必然是高等教育平民化，是為絕大多數國民培養在

工商文明中的生存能力。這一使命能否完成，事關國民的整體素質，事關國家是“崛起”

還是“隕落”。

作為“平民大學”，其定位需關注以下幾點：

1.社會職能：塑造未來公民社會的主體人群，以儘可能低的成本使儘可能多的國民具

備在工商文明中的生存能力。

2.教師：主要任務是教書育人，是培養新時代的國民。

3.學生：畢業生主要進入社會各行業，從事各種職業。

4.教學：課程設置的主要依據是學生未來的就業需求，而非學科體系。因而研究就業

態勢、掌握各行業所需素質、能力是教學體系設計的基礎，也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應持續

系統關注的方向。

5.校風：“平民大學”的校風就是未來國民的民風。學校決不應辦成單純傳授知識的

地方。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社會倫理、公民責任、人際溝通與合作、心理素質，這些是

所有這類學校都應認真對待的“共同科目”。如果“研究型大學”可以容忍一些人的怪癖

，“平民大學”則必須將“社會化”作為教育的基石。

由於我們有13億人口，由於我們不得不從農耕文明轉向工商文明，真正需要持續擴大

規模的，主要是這一類學校。然而，這種擴大並非簡單地擴大現有學校的規模，而需考慮

人口分布、就業分布、資源利用效率等多種因素進行系統的研究。

“行業、地區大學”

此外還有47所高校處於中間狀態。對默頓意義下的自然科學知識，它們有一定的生產

能力，但並不構成其主體。

對社會而言，默頓意義下的自然科學知識並非知識的全部。作為一個行業、地區差異

極大的大國，每個領域和方向上都有無數需要研究的問題。判定這些問題的價值，主要看

它對相關行業、地區發展的意義。如果這個群體中的學校各自致力某個行業或地區，它將

有可能成為其中舉足輕重的角色：成為該領域的主要知識(不局限於“學術”知識)生產者

，同時成為各級骨幹的主要培養者。

作為“行業、地區大學”，其定位需關注以下幾點：

1.社會職能：為某些行業或地區生產實際需要的具體知識，並為其培養各級骨幹。

2.教師：科研的重點不在於學科前沿，而在於實際問題前沿。

3.學生：畢業生主要進入相關行業或領域，並具備成為各級骨幹的潛力。招生規模主

要取決於相關行業或領域對各級骨幹的需求。

4.校風：培養各級潛在骨幹，最重要的是強烈的責任感，系統的整體視野，動態、發

展的觀點，求真務實、實事求是的態度。

進一步的思考

對自然科學知識生產能力的分布，本文描述的圖景顯然是粗糙的，因為只使用了一個

簡單的指標。而且，對文、理、工、商各類高校，均應度量其知識（不局限於默頓意義下

的知識）生產能力的分布，而不應局限於自然科學。

筆者的意圖不在於給具體的學校定位，而在於指出知識生產能力分布高度集中的客觀

現實。由此我們發現在“高校”這個大概念下，除了有文、理、工、商這樣的分類角度外

，還可從知識生產和培養對象角度分類。而清晰認識到這種分類的客觀存在，對高等教育

的規劃、管理意義重大。不同類型的學校承擔不同的社會職能，有不同的發展方向與空間

，應強調不同的價值側重點，從而有不同的評價準則和管理模式。
從社會整體需求角度看，各類學校都是必要的，無所謂高低貴賤。而認清這種分類的客觀

存在，可以澄清許多困擾高等教育的迷霧。

高校到底應該以科研為中心還是以教學為中心？在“研究型大學”，無疑必須以科研

為中心，而在“平民大學”教學必須是中心。由此導致招聘、評估教師的不同標準。

高校到底應該擴張還是收縮？“研究型大學”服務於學術研究，高速擴張必然導致學

術水準下降；而“平民大學”服務於提高整體國民素質，以我們人口之眾多、整體受教育

程度之低下，擴張必然是長期的戰略趨勢。

投資重點到底應在何方？在二十餘年高度精英取向的投資實踐之後，服務於整體國民

素質的“平民大學”無疑必須是投資重點。而“研究型大學”必須戒除圈地、蓋樓、鋪攤

子的嗜好，回歸西南聯大梅貽琦校長的路線：“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

也。”

校風定位的基礎何在？“研究型大學”必須堅守學術自由，為此從校長到教員必須保

持布衣本色。讓官商充斥這類學校，為官商披上學術錦袍，其結果必定是“斯文掃地”，

整個民族必將因此而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而“平民大學”的基本任務是，將以農民為多

數的國民培養成現代社會的公民，因而“社會化”必須是校風定位的基礎。而“行業、地

區大學”客觀上是社會各級潛在領導者的培養所，因而責任感、全局意識、務實作風必須

是校風定位的基礎。

學校應按何種指標評價與比較？“研究型大學”應以學術知識的生產為主要指標；“

行業、地區大學”應以對相關領域的整體影響力為指標；而對“平民大學”則應評估其消

耗單位資源而提高學生就業能力、實現“社會化”的能力，並以此作為比較指標。分類總

是單調而刻板的，而現實是複雜而豐富的。筆者不奢望完成對高校的分類，而是希望有人

注意到這樣的分類角度，並從這樣的角度思考各種困擾我們高等教育的問題，使我們的高

等教育建設更趨理性，使社會用於高等教育的資源更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