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 口述 《南方人物周刊》主笔 蒯乐昊 发自上海

要说华人对世界的影响，最直观的是在海外游历时所见所闻。比如我到欧美，唐人街总是回避不了的一个内容。

海外唐人街总是一个餐馆集中地。油腻、喧哗、治安欠佳，一到那里就有立刻回国的感觉。后来我在欧美旅行，对唐人街的关注就逐渐下降。我更想看到的是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如何与所在国一起发展？

海外华人聚集最多的是在马来西亚，占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几乎是这个国家除当地人外最大的少数民族。我去过3次，关注马来西亚华裔实实在在参与当地民族发展的历程。

欧美14、15世纪、相当于我们明朝以后的这段历史中，欧美人有殖民活动，我们也有大规模的殖民外移，主要是福建广东沿海大量居民外流。华人移民的规模，不亚于几乎与此同时、遭到谴责的西方殖民潮流。谁说中国没有殖民史？

差异在于我们的殖民先祖，是在朝廷打压和歧视中背井离乡的，而英国等国家的外来殖民者，是得到政府特许，有着合法身份出来移民的，他们后面有整个国家在支持。我们恰好相反，华人到了一块新的土地，背后没有国家的支持，只能靠自己的打拼，度过早期最艰难的历程。从东南亚居民的构成来看，其历史来源的层积痕迹非常明显：最早是土著，然后是荷兰人、西班牙人、中国人，中国人来得数量最多，但是中国人却并没有在当地社会输出自己的制度，输出自己的主流价值观念。他们只是进入商业、贸易、金融等领域，在那里发家致富而已。

在这个人口金字塔之上，来得最晚、人数也最少的是英国人，他们却建立了当地的统治制度。华人和其他族裔以及当地人都接受了这个统治，接受了他们的文字、语言、文化，甚至价值观念，这一移民金字塔当然饱含着早期先民的血泪，但从历史角度去看，其中也有很多令人深思的东西。

骄傲背后如此自卑

马来西亚有条非常值得一看的街道，马六甲的“荷兰街”，因为荷兰人曾经统治过当地，而这条街是当年的港口商业贸易街，有点像我们上海的外滩，只是房子没有那么高、路没有那么宽而已。在这条荷兰街上，留下了好几个华人大家族的遗址，现在可以进去参观。

有一个现象，当地人叫“峇峇娘惹”。“峇峇”，华人男性家长，“娘惹”，这些华人娶的当地马来西亚妻子。“峇峇娘惹”的家庭陈设，带有明显的中华文明痕迹——服装、男尊女卑的住房格局等等。除此之外，更多陈设反映出“峇峇娘惹”吸收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很多生活习俗和价值观念：卧房里的家具不中不西，或者说中西合璧：用料是中国人最相信的红木，红木家具的边缘雕刻却都是维多利亚式的花纹与图案，看上去非常奇怪，就像红楼梦大观园到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打了一个滚。差不多与此同时，英国人留下的文化遗迹里，却看不到中式遗迹。这就说明，虽然中国人人数多、到得早，而且掌握了当地的商业贸易和金融命脉，但是在制度框架、文化层面、价值观念上，他们是吸取者，不是输出者。

究其原因，大概是这样：从明代以后到现代，中国的大陆版图实际上是“一制三国”——一个主流的统治制度，但是按照社会发展阶段来讲，有“沿海中国”、“内陆中国”、“边疆中国”。统治这个版图的制度主流和价值主流实际上是内陆中国。“沿海中国”的发育从明代中后期就开始了，尤其是福建、广东等地，由于人多地少，它自然就趋向于航海、贸易、商业等等，但是它与“内陆中国”相比，一直是支流末节，处于长期打压之下。明、清统治者都发出过“片板不许下海”的封海令。

“沿海中国”早期的殖民者漂洋过海时，没有中国的主流制度的支持，“内陆中国”的制度和价值体系基本上是农耕国的体系。早期移民的内心是压抑的，身后世界并不支持，身外世界则冷眼相待。这样内外交困的早期先民，无法设想要到移民国建立他们自己的制度和价值体系。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商业成功，换算为在内陆中国得到承认的价值满足，以期光宗耀祖。

铜牌越多，面子越大？

马来西亚的槟城——槟榔屿，华人聚集地，也是产生过华人市长的马来西亚大城市。在那里看到早期先民的祠堂，让我惊讶。有一个大商人家族的“邱家祠堂”，胡锦涛访问的时候去参观过。在这个“邱家祠堂”里你可以鲜明地看到两点：一是我们先祖和当地文化之间如何融合；二是他们把商业的成功如何换算为“内陆中国”的价值认可。

先说文化融合：祠堂前面有石雕的塑像，雕刻的是看门猛将——我们熟悉的张飞，旁边跟张飞并肩站着的，是当地锡克族一个猛士，头上包布，脸色黝黑、胡子张扬。锡克人是印度一个山地民族，能征善战，在现代社会里，他们常常被雇佣充当保镖。50年代初，我小时候在上海还看到过1949年前遗留下来的锡克族人，以红布缠绕包头，那时候上海小孩叫他们“红头阿三”，记忆中非常遥远的孩童的叫唤，到60年代以后就看不见他们了。没有想到到了21世纪初，我在远隔重洋的马来西亚又看到了“红头阿三”，而且跟我们三国里的张飞站在一起！

再说价值换算：祠堂三大开间，居中一间供祖宗牌位，两边开间，供的全是本家族里面的子弟，在海外考取英国学校的纪念铜牌。他把海外融入英国教育体系得到的学位，换算为我们的科举功名，在那里膜拜、纪念、教育后代。人已经到了海外，已经进入了多民族汇合的地区，内心还是臣服于“内陆中国”的价值体系。他们认为，只有商业上的成功是抬不起头的，只有以商业成功积累的财富供养子弟考取功名，才觉得是文化翻身、身份刷新。

我当初看到这面金光闪闪的“海外功名墙”，内心很复杂。海外华人取得了他们应该取得的成果，可喜可贺；但也有可悲的一面，成功为什么要换算为内陆的科举功名，才能建立自己的心理平衡？这样一想，你就理解为什么人去得再多、去得再早，他也不可能在当地建立制度框架和价值观念，如有之，那也只能在华人族群内封闭中运转，如祠堂、帮会、行会等。

这就好像现在海外华人里出一个纽约市长、墨尔本市长，我们就欢欣鼓舞。爱尔兰、英格兰，或者是德国人在海外的移民，会不会因为自己一个族裔的后代在美国当上了市长就当成不得了的事情？评选所谓华人精英，在可以自豪、可以骄傲的背后，是否还有一种自卑心理？

学界精英为何都在海外

海外华人比较值得一说的是在学界。华人比其他族裔更多注重子女教育，他们在学术上面取得的成就要大于政界、军界等其他领域。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下半叶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等等，都是在西方社会的制度环境中获得发展，并不是在本土环境中成功获奖。

如果说有一个时期中国的制度环境、教育体系比较接近于海外的教育，那就是40年代的西南联大。民国时代中国在教育方面与世界的接轨，做得甚至比现在更好。不以诺贝尔奖做标志，也不以国内、国外做区隔，仅看现在，80岁以上的两院院士大部分都是庚子赔款时的留学生，就可以看出这一点。1905年骤然废除科举，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人在沿海地带构建了一套全新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按照常理，1300年的教育体系被废除，没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混乱，是难以过渡到现代教育体系的，但是民国时期做到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可惜1949年以后，我们几乎摧毁了这一体系，建立仿苏体系，全盘俄化的结果是全盘恶化，这对中国的现代教育现代科研是毁灭性的。

现在俄国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教育体系，但是我们还没有彻底变过来，在此之上，又加上新出现的大学行政化，大学官本位化。需要批评的不仅仅是大家正在咒骂的教育产业化，毒瘤在于教育垄断化，在垄断的基础上再来这个教育产业化！批评的注意力应该引到产业化之前的垄断化，这才是批到了根本。垄断下的产业化恶果，尚属外在恶果，属于教育跟社会、跟市场的外部联系，今天舆论压力大了，也许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更应该注意、应该声讨的是这个毒瘤的内部——学校行政化、官本位化，这比前一个问题难多了，对中国教育学术的毒害也远远超过教育产业化。

前不久温家宝拜访一些老学者，曾有锥心之问：我们的大学为什么不能产生大师？哪个大学校长敢于直面这一问题？他们不加剧恶化大学环境就算不错了。不要说大师了，一个有独立尊严、有人格追求的教授都难以生存，你看看最近的张鸣事件！表面上都有程序操作，有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这些校长、院长、委员哪一个是选出来的？还不都是任命的？教授连农民都不如，农民还能选村长，教授连选举自己村长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还会有什么大师？

制度、价值的竞赛

讲到“大国崛起”，中国人现在的虚骄之气是被那几个GDP的阿拉伯数字维系着的。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即使不用过去的陈旧的经济周期论，长波段经济起伏还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这么高，国内消费到现在还未有效启动，光凭几个经济数字不值得人们骄傲，而且其真实程度也很值得怀疑。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答得很好，当人们问到中国经济的骄人成就时，他第一个回答是“我感觉满心忧患”。仅靠几个经济数字支撑起来的民族虚骄心理是很可笑的。

历史上有效地向本国之外输出自己的制度文明和价值体系的，大致有两类。成功一类的有英国、美国，如果考虑到美国制度本身就是英国制度在北美大陆的移植，其实英美可以归为一类。我们所看到能站住脚的，就是几百年来不列颠政治文明和价值体系的延续。自从英国有了大宪章，美国有了1787年宪法以后，你不管打开哪个国家的宪法，不管它们的内政是不是按照宪法在做，就具文而言，每一部宪法在开头说的那些话，都是英美的翻版。就连宪法这个词都是英语过来的。

失败者一是德国、日本。它们也曾经很努力向外输出制度和价值理念，种族至上。日本在亚洲要打倒“白色帝国主义”，挑动亚洲人对西方人的憎恶，日本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其实就带有“大东亚反抗白色帝国主义”的注脚，所到之处果然吸收了很多当地的反西方精英。这两个国家的崛起，在制度输出和价值体系上都是反文明的，还带有浓烈的对先进国、发达国的报复情绪，不惜以战争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位差，以战争起，以战争终。

还有一个失败的输出，前苏联。它延续的时间比德国和日本要长得多，长达八十多年，而且在30年代确实以计划经济的骄人成就映衬出当时西方国家经济大萧条的暗淡，吸引了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就它的制度扩张来讲，二战以后它建立了14个国家的所谓苏东阵营，不可谓不大，而且也几次走到战争的边缘，比如古巴危机。实际上已经发动或介入了战争，只不过它在战争的第二线，比如韩战、越战。它不是在战争中骤然灭亡，最后是在制度、价值的竞赛中黯然崩溃。

何谓大国“崛起”？

我还是认为最好的说法是“和平与发展”，而不是“大国崛起”。应该吸取此前“大国崛起”失败的教训，不能仅仅看到GDP几个数字。温家宝总理对中国的经济成绩提供了4个令人忧患的东西，最后一个就是不可持续，不可持续不仅仅是它的生产力的粗放、环境难以支撑，我觉得更不可持续的是，温总理在两会之前那篇文章中所讲到的，不发达状况的制度层面。

和平发展应该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有政治文明的制度框架。你得有文明的政治制度，我们现在说是政治文明；第二价值观念要与普适价值接轨，其经济成就滋养的是“公民社会”，而不是“臣民社会”。社会当中每一个人都应当是马克思所讲的“自由人”，这个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当然，我们的制度框架和价值体系肯定会带有本民族的某些形式和要素，这个不必争论。现在争论有没有民族形式，真是本末倒置。

至于价值体系，自由、平等、文明、理性这些普适价值，无论你用英文、中文、法文、日文、德文说，它的核心是一样的。

和平发展的焦点，不在于五千年大国是否“崛起”，而在于它的“崛起”是否可持续。持续除了经济支撑，更重要的是两个：一个是政治文明，一个是价值理念。相比之下，中国在国际上出了多少个华裔名人并不重要，去历数、嘉奖这些华人，为新添了几个精英名士而沾沾自喜，只能使我想起在马来西亚“邱家祠堂”里看到的铜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