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雅明 主編
何淑鈴 整理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扉頁：管惟炎教授真跡（內容為管序最後一段）

封底：管惟炎教授簡介和半身照

管惟炎教授早歲參與抗日活動，後來加入中國共產黨，五十年代到蘇聯留學，追隨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卡皮查，研究低溫物理。回到中國大陸後，專研超導物理，卓有成就。1980年至1984年任北京中國科學院物理所所長。1984年至1987年，任中國科技大學校長。1986年底，中國大陸發生學生運動，科技大學是當時學生運動的先鋒。1987年1月，與科大副校長方勵之同時被中共當局免職。後來，管教授在歐美作訪問研究，並於民國80年底來到新竹清華大學任教。

本書是民國91年間，管惟炎教授接受當時清華大學出版社社長李雅明教授的採訪，所做的錄音紀錄。書稿完成後三個月，管教授不幸因為車禍過世，本書因而是管教授生前留下來的唯一歷史紀錄，彌足珍貴。在本書中，管教授敘述了抗戰、國共內戰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親身經歷，蘇聯和大陸物理學界的狀況，管教授的心路歷程，極有歷史價值。

ISBN 957-29880-3-4

編者的話
管惟炎序
沈君山序
第一講 中小學時期——抗日戰爭（I）
第二講 中小學時期——抗日戰爭（II）
第三講 國內戰爭時期——戰爭與土改
第四講 大學時期
第五講 在蘇聯學物理（I）
第六講 在蘇聯學物理（II）
第七講 在蘇聯學物理（III）
第八講 建國初期
第九講 文化大革命（I）
第十講 文化大革命（II）
第十一講 文革之後（I）
第十二講 文革之後（II）
第十三講 中科院物理所的改革
第十四講 中國科技大學（I）
第十五講 中國科技大學（II）
第十六講 中國科技大學（III）
第十七講 旅外歐美
第十八講 補充資料(I)
第十九講 補充資料(II)
第二十講 補充資料(III)
第二十一講 與方勵之的談話
附錄一 管惟炎在業餘黨校結業典禮上的講話
附錄二 剪報:來台前後雜感 有自由的地方是家園
附錄三 剪報:今天六四八周年

編者的話
管惟炎教授早歲參與抗日活動，後來加入中國共產黨，五十年代到蘇聯留學，1957年在莫斯科大學物理系畢業，1960年在蘇聯科學院物理問題研究所畢業，專研低溫物理。1960年回到中國大陸後，從事超導方面的研究。 1980年到 1984年，任北京中國科學院物理所所長。 1984年到 1987年，任合肥中國科技大學校長。 1986年底，中國大陸發生學生邉櫻�中國科技大學是當時學生邉擁南蠕h，因而觸怒當局。 1987年 1月 12日，與科大副校長方勵之同時被中共免職。後來，管教授在歐美作訪問研究，並且在民國 80年（ 1991年）底來到新竹清華大學作超導方面的研究工作。
在管教授到清華大學不久，我就有幸認識了管教授。民國89年（2000年）11月，清華大學成立出版社，我忝任首屆社長。這時，我立刻想到應該請管教授寫一本回憶錄。管教授雖然也有此意，但是因為擔心不能如期完成，有些猶豫。後來，我建議先作口述歷史的錄音，這樣就沒有什麼時間上的壓力。管教授終於答應了，於是從 2002年 3月 11日開始，我大約每星期都會拜訪管教授一、兩次，每次談一個錄音帶的時間，大約兩小時，這樣一直進行到 2002年 5月 16日，一共談了二十次。 2002年 4月 24日，方勵之教授正好到清華大學演講，我們三個人也在一起談了一次。這二十一卷錄音帶由清華大學出版社的何淑鈴小姐整理打字，這就是「管惟炎口述歷史回憶錄」這本書稿的由來。
管教授對於中國大陸超導物理和材料的研究，有著重大的貢獻。在中國科學院物理所所長任內，對於物理所的管理機制，作了重大的改革。在科大校長任內，對於科大的建設，有著卓越的貢獻，特別是對於學生邉擁牧私夂橢С鄭�受到國葼q叨鵲木粗亍�來到休嗰清華大學以後，致力於超導研究和教學，久而彌堅。管教授為人謙和，與他談話有如沐春風的感覺。從他身上，可以感受到由於受到中國文化的薰陶，而自然形成的長者風範。我們非常高興能夠完成這份口述歷史回憶錄，也對管教授的高風亮節而感到無限的欽佩。
李雅明
　　　　　　　　 　 清華大學電機系教授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28日
編後記：
本書在編好以後，經過管教授親自審閱，並為此做序，也同意接洽出版。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在清華大學做了少量的發行。但是，在書稿印行後不久的次年三月二十日，管教授不幸因為車禍過世，使得這本口述歷史回憶錄的正式出版耽擱了下來。現在本書終於得以和讀者見面，本書的出版，得到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教授，前教務長彭宗平教授的大力支持和鼓勵，謹在此表示最深的謝意。在出版的過程中，管夫人表示了一些保留的態度，我們也為此有過溝通。為了對歷史負責，也為了達成管教授的遺願，我們決定還是出版這本回憶錄。沈校長在出版記序中，也對此做了說明。
為了閱讀方便起見，我們參照每一講的內容，加上了篇名。在每一講中也加上了章節小標題。管教授講話中括號內的文字，是管教授在審閱初稿的時候，自己加的附註。在編輯的時候，編者也加了一些說明，這些說明都另外用「編注」標明。
中華民國 93年 11月 24日
管惟炎口述歷史回憶錄

序
管惟炎

　　人生的際遇莫不和所處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

　　廿世紀初，在我們棲息的星球上，發生了兩大變革：

　　其一是物理學方面的。相對論、量子力學的創立，顛覆了以牛頓為代表的經典理論。在廿世紀後續的年代裡，近代物理學引發了技術革新，開闢了全新的產業領域，使人類社會生活的面貌徹底改觀。廿世紀確是人類歷史上最多姿多彩的一百年。

　　其二是社會制度方面的。 一九一七年十月，阿芙羅拉號炮擊冬宮，推翻了沙皇的統治。列寧在幅員遼闊的俄羅斯，締造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帝國。涅瓦河上的事變，也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 一九二一年年中國的左翼知識份子組建了中國共產黨。在廿世紀後續的年代裡，共產黨人主導了中國人民的社會生活。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打倒四人幫、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開放，一系列政治運動，使神州大地波濤洶湧，幾度浮沉，經歷了華夏史上前所未有過的政治洗禮。

　　生逢其時，一九二八年八月十八日，我就在這兩大革命鋪陳的歷史舞台上出生，無可避免地被捲入時代洪流的漩渦里，遊走在物理學研究與共產主義事業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之間。我不是什麼偉人，沒有寫傳記的本錢。在這大變革時代的演藝圈內，我充當一個只有幾句台詞的配角，唯一可用以自娛的是，我把這跑龍套的角色演得很認真，自詡為有聲有色。

　　我喜愛物理學家的邏輯思維和窮於探索，我也仰慕早期共產黨人狂熱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崇高理想。在這個世界上，我懷著赤子之心的、天真的、稚氣的，有時卻又是執著的演出，居然也一度博得“又紅（共產黨員）又專（科學院院士）”的雅號，被人們戲稱為“一個紅小鬼出身的物理學家”。

　　我從娘胎來到這個陌生的世界時，曾經是中華民國的子民。我的祖父輩、父輩都是地主兼資產階級。從少年時代起，我就是一個叛逆者，我背叛了家庭，出生入死，把自己的青春獻給了解放勞苦大眾，推翻民國的浴血鬥爭。歷史往往嘲弄人，我在一九八七年離開大陸，在歐、美輾轉四年後，又再次叛逆投入民國的懷抱，重新成為中華民國的公民。為億萬事件所證實過的，辯證法的“否定的否定”律，我又為它增添了一項新的例證。

　　現在大概不會有人再說我是“又紅又專”的典型了。人們開始嘰嘰咕咕說，想不到某某人竟是一個“叛逆份子”。其實，“叛逆”未必是貶詞。廿世紀初的那些物理學巨匠、大師們，不都是因為追求真理而最終成為經典物理學的叛逆者。魯迅早年也是受封建禮教輔育的，但因為追求真理，在他晚年傲然自稱是封建禮教的“貳臣”。

　　與其說我畢生經歷過兩次叛逆，不如說我畢生執著於追求真理。一個追求真理的人，必然會走向叛逆，這是人生的一個方程式。

　　我一生所犯的錯誤，舉不勝舉，錯誤遠多於正確。十九世紀末物理學家認為宇宙間充滿“以太”，以為它是光和電磁波賴以傳播所必需的介質。任何略知近代物理的人，都知道“以太”的假設是錯誤的。但我們在給後輩講解狹義相對論時，仍然不得不提到“以太”。愛因斯坦正是因為不存在“以太”才不得不提出真空中光速不變（即與光源的運動無關）這一偉大自然法則的。錯誤是通往正確的必經之途，這是人生的另一個方程式。

　　我一生中最難忘的兩個場景，分別是：兒時在家鄉的范公堤上，依偎在母親懷裡，觀賞落日餘暉，那紅遍了半個天的晚霞，永遠是我心中最美的圖畫；還有，一九五六年卡皮查在莫斯科近郊他的辦公室里，首肯我進入他的物理問題研究所，他牽引著一個蒙童進入了奇妙的物理世界。

　　有人說：“廿幾歲的年青人不相信共產主義是缺乏熱情，四十歲以上的人仍然相信共產主義是缺乏智慧。”我要藉此自我膨風一下：“如此說來，我不成了一個既有熱情，又有智慧的人了。”當然，在芸芸眾生之中，我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員，但願讀者仍然可以在這裡觀察到一個大時代的投影。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八日誌於新竹清華園

沈序一——懷念

沈君山

管惟炎先生首先是位學者，忠於所學的學者，也是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忠於中國讀書人原則的知識分子，而且，我相信，他到最後還是一位原始的理想共產黨員，忠於原始理想（雖然他自己也知道那理想實踐起來終究是只是幻想）的原始共產黨員。

我第一次見到管先生是在一九九〇年美國加州的浩然營，一個聚兩岸精英於一堂的暑期研習營，一九九〇年是第一屆，那時六四剛過一年，管先生因為支持方勵之和學生運動，從合肥的科技大學校長位上被拉下來，海外聲望很高，而且確實學有專精，是理想的講員。他正在朱經武實驗室訪問，我打電話和他聯絡，他說很樂意來，不過不願意談民運的事，這我了解，但他的專業學員們一定聽不懂，商談之後，選定了講中國的科學和教育，這他當然是遊刃有餘，不過這不是一個刺激的題目，反映也就平平，但我看得出來，大陸的學員，無論國內海外，對他都很尊敬，私下我們也海闊天空地談了很多，短期內，他大陸肯定是回不去了，我問他是不是考慮到台灣，尤其是到清華來教一段時間書，他問了許多台灣的情形，但最後並未置可否。

回到台灣不久，就聽說管先生可能要來清華，國科會爭取他來台最是熱心，顯然也有政治動機。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他從德國打來的電話，說他考慮來台，不過不希望做“反共義士”，不要做“政治”教授。我向他保證，若來清華，學校絕對以物理教授相待，外界的活動，若他自己堅持不參加，想來也不會有人勉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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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管先生就來了清華，他的辦公室在一樓，我的辦公室在七樓，下班前後，只要他的房間燈亮，我又沒有事，就去敲門，他若是不忙，就坐下來海闊天空地聊。管先生是位傳奇人物，十四歲做紅小兵，很早就入團入黨——黨齡比江澤民還早——從蘇北家鄉游擊到東北，解放後在東北“幹了一段活”（他自己的用語），調回北京，被選拔去蘇聯讀書，應該算是“黨”刻意培訓的尖端紅專人才。他在蘇聯追隨卡皮查（Kapitza,一九七八年諾貝爾獎得主），扎紮實實地讀了幾年書，回到中國，留在科研專業，當然也當上專業中的領導，一度是北京中科院的院長人選，後來去了擔任合肥科技大學的校長，那時合肥科大是並不亞於清華北大的頂尖學府。後來，前面也提起過，因為支持方勵之和學生運動，去職出國。八九年秋，曾被海外民運人士推選為民運組織的領袖，但他並未接受，後來就來了台灣。

管先生卻是首先是學者，也極喜歡教書，和年輕人溝通。這對他去國後十幾年的生活適應，有極大幫助。八九年前後的大陸民運人士，流亡到海外，常常調適困難。他們言論生活是自由了，卻離開了群眾故國，“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土地”，他們擁抱了民主，但終究是馬列極權教育下孕育出來，西方的民主並不是他們血液中的一部分，水土不服。很多人，極聰明優秀的，也要一段時間才轉型過來。管先生是少數的例外，他從來沒有完全脫離本業，因此也很快地就又回到乾淨明亮的科學殿堂，怡然自得地過他的學者的生活，他並沒有自我放逐，遺世隔絕，關心大陸，也關心兩岸，偶爾也寫寫文章，不過絕大部分時間，他是在做一個真正的“物理教授”。

春去秋來，十幾年過去了，管先生退休，離開清華，到淡江教書，然後又回到清華做兼任教授。這期間有兩件大事，是他很得意的。一件發生在六七年前，有一天我走過他的辦公室，那時因為擔任行政職務，忙來忙去的，很久沒見到他和他聊天了，看見燈亮，就敲門進去，才聊了幾句，他忽然又神秘又興奮地從皮包夾中拿出一樣東西，說要向校長報告。我一看，原來是身份證，中華民國的身份證，他終於拿到中華民國的身份證了。那瞬間，他獻寶似的天真喜悅之情，就像一個拿到畢業證書的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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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就在一年多前，有一天我收到系裡的通知，說要辦茶會慶賀管先生得“傑出教學獎”，系裡過去也有教授得傑出教學獎，但多沒有由系裡出面辦茶會。可見系裡對這次管先生的得獎有多重視。這確是不容易，傑出教學獎由學生推選，全校競爭，是清華最受尊重的獎項。管先生已經七十多歲，退休了再回來教書，只是和學生自然相處，不多活動，忽然得了這麼個獎，系裡和他自己都感到意外，給他辦個慶賀茶會，是物理系的人情味和系主任的周到。那天我當然去了，好幾位已退休的老教授也到了，管先生喜氣洋洋，好像個新郎倌，到處打招呼，又拉着我和我照了好幾張相。

其實那一陣子，我們常見面，卻不是在辦公室，是在大操場。一九九九年我中風后常去操場散步復健，管先生也常去，兩個人就常碰上，我一跛一跛的，他倒走得筆挺，但兩眼往前目不旁視，我不打招呼，他還看不見我，畢竟我們都老了。最後一次相見，也就在他出事前三、四天，兩人一邊蹲躅着走，一邊閒聊，他說他現在又不能回大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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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年之後幾年，六四的事情漸漸淡下去，因此出亡的人士也陸陸續續地回去。管先生在北京的朋友，讓我傳話給他，歡迎他用開會或探親的名義申請回去，只要不公開、不活動就可以。但管先生不願意，要回去就公開回去，他沒有錯，不說平反，也得光光彩彩來個歡迎會之流。我給管先生說，這不是對錯的問題，大搖大擺地回去，有人臉上就掛不住，人家在台上，你就讓着點兒，可管先生不同意，因此有一陣就熬着沒去，或者這就是中國讀書人的原則（或者彆扭）吧。後來，大概是一次超導會議，管先生以一個科學家的身份回去了，這是中性的，大家都可以接受，以後就常常可以去，管夫人還在北京中科院工作呢。

但管先生畢竟是管先生，一年多前他去北京，不好好在家裡待着，卻四處地走，人家知道，也沒限制他，走着走着就到了合肥，和從前認識的學生教授見見面，人家也裝作不知道。可管先生或許覺得這樣還不夠光明正大，就去找學校的黨委書記，一個從前是他下屬，有些過節的人，還要求和學生開個座談會，其結果座談會當然是沒開成，那黨委書記想想，管惟炎來找他，很多人都知道，管還是名單上的人，並沒有正式拿下來，知情不報也不行，就給上報了。於是管先生就被勸着提前離開合肥，上火車後老覺得有人跟着，車到了徐州，果然露了面，是兩個人，很禮貌也很客氣，但說好說歹地要管先生趕快離開中國，不然他們不好交差。管先生和他們論理，可是他們只是苦着臉懇求，管先生到同情起他們來，當晚請他們好好的吃了一頓，第二天第一班飛機就出來了。從此，再申請也拿不到“台胞證”，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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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他不只講了一次，我也不只聽了一次，兩個上了年紀的老人嘛，可每次細節都多一些。那次在大操場上講了後，不過兩三天，忽然傳來一個消息，他在台中訪友，被摩托車撞着，昏迷過去，當晚就去世了。朋友同事知道，都十分震驚哀悼，想起來操場踽(ju3)踽獨行的身影，我當然懷念不已。但回首想想，人生一世，石光火中，須臾此生，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生老病死人之四苦，生死既不能免，只能求少些老病，管先生在老之方至，耳尚聰目尚明之際，忽然既無痛苦可能也不自知地走了，未必不是福氣。在這世界的大操場上，我看來還得多走幾圈，就將他講的故事先寫下來，他年有緣，在另一個世界的大操場，若偶然再逢，或者可再補充些細節吧。

管先生去世後三天，夫人自京趕來清理遺物，再攜骨灰返京，管先生終於光明自由地歸故鄉，再也不要什麼入境簽證了。在京開了個簡樸的追悼會，生前故交學生堂堂皇皇地來致祭，至於他不屑和不喜歡的官場人物，聽說就不在受歡迎之列，這樣，管先生在天之靈，也可以安慰了吧！

沈序二——出版記

沈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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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底一天的傍晚，我照例到清華的大操場去散步。和往常稍稍不同的一點是還帶了一本書的草印本，準備在散完步後，到操場後面山路旁的椅子上去看。

我第一次看這草印本是二〇〇二年底。也是在這大操場，碰見也在散步的管先生，他照例地慢下來，陪我一邊走一邊開聊。他告訴我口述回憶錄已經完成，相當滿意，準備出版，要我先看看，並且要我“寫幾個字”。

當天晚上，他就把書稿和序一塊兒拿來，我仔細地讀了序，也快快地翻閱了本文，一口地讀完了（當然有些地方是跳過的），很感動，也屢屢地掩卷反思。過了兩天，把書還給他，說等出版時，一定為它“寫幾個字”。

後來，我們在操場上還碰了幾次面，卻再沒提起此事，只是隱約知道出版的事正在進行。然後，就是二〇〇三年三月二十日，完全沒有預知，連手也沒有揮一揮，管先生就忽然地走了。

幾位朋友商談管先生的遺事，知道出版回憶錄的事，進行並不順利。雅明兄接洽了幾家出版社，都不太願意接，傳主在台灣的知名度不高，台灣的讀者，對大陸上建國前後一個紅專樣板的故事未必有興趣。管夫人來台短短三天，對出版本書也表示強烈的保留意見。這樣，出版的事就擱下來了。

二〇〇四年二月，雅明休假在美國，希望我協助完成出版的事，並且寫了正式的授權書。他在美那段時間，我的確也接洽了幾家出版社，但都碰了軟釘子。出版是極現實的事，台灣這麼一個小小的市場，一年有五、六萬本新書上市，有些書送到書店，還沒上架，就原裝退回出版社，一個出版社，賠個幾次，業績就會由盈轉虧，再多幾次可能就撐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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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最後還是回到原點，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天下文化協助發行。清大出版社是彭宗平教授的得意傑作。當時他任教務長時，有一天，他很興奮地告訴我，清大出版社終將成立，會幫學校開源。大學有個自己的出版社是好事，但是要靠它開源？我是極度懷疑。果然，出版社成立後爭取的第一本書也就是吳大猷先生的“Lectures on the Kinetic of Gases, Non-equilibrium Thermodynamics and Statistical Theories”，這是吳先生晚年盡瘁心力之作，但所講的是一個偏僻冷門的領域，所用的是嚴謹古典的方法，書名是如此詰屈聱牙（但此是吳先生自定的，誰也不敢改一字），其銷路可想而知。為了出版此書，出版社還認真和吳大猷學術基金會協商（因為吳先生家屬把吳先生著作的權益轉贈給基金會了），基金會當然慷慨同意，但後來究竟賣出幾本，我屢次相問，宗平都支吾其詞，漸漸地也就成為學校最高機密，諱莫如深不便觸碰的數字了。

但這也許就是清華之所以為清華吧。新竹清華的建校校長梅貽琦有句名言：“大學之大不在大樓在大師。”但大師之所以為大師不只授業還要傳道，更要領導風氣，這在以理工為重的新竹清華大學，想要承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四位真正大師之餘緒，就非常困難，而大師之為大師還有必要的一點，人品風格可為當世典範，學校當然也要有她的格。清大出版社年來出的書並不多，但都夠格，不與時俯仰，其事雖小亦足以窺大，很值得我們清華人引以為傲，只可惜在一切向“錢”看的今天，這樣的風格恐怕也維持不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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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的問題解決，管夫人的意見卻成為出版最大的阻力。管先生去世後管夫人大部分時間居留美國，她從美國打電話回來，反對此書此時出版。而且表達的方式，一次比一次強烈，一次比一次明確。她和我在電話中說着就哽咽起來：“你們外邊人不知道，這書的出版，會給我們管先生的家屬帶來多大的麻煩！”隔了三千里的重洋，還能感覺到電話中傳來的恐懼和不安。

我確實不知道不了解，被管夫人這樣一說，就又把管先生的回憶錄再讀了一遍。橫看豎看，怎麼都看不出有什麼問題。反右文革的回憶錄，我也看多了，比這本回憶錄寫得凶的多得是，唯一不同的是最後幾章里，管先生顯露出來的倔勁兒。我讀到那兒，都不禁“唉”一聲，真是個倔老頭！人家容着你，打馬虎，可你卻還纏着去爭是非、爭黑白，天下事除了棋盤上，哪有那麼多黑白分明的？但也就是這股倔勁兒，讓管先生在科學領域中，在社會活動里，得到真誠的尊敬。說不定，說不定哦，原始共產黨員也就是靠這股倔勁，贏得天下的。不過，管先生管夫人那一代，肯定為此付出太沉重的代價，到今天成了驚弓之鳥，再怎樣也不願多惹是非了。

在那個時代，你一定得遵命講一些自己不相信的話，現在你可不講自己不相信的話了，這叫做沉默的自由。從孩提時代起，把沉默的自由當作空氣一樣自然享受的人，就像不了解空氣的可貴一樣，當然不了解沉默自由的可貴。但對那曾經經過一切的一代，卻不會這樣不知天高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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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可以不講自己不相信的話了，幹嗎還要爭着去講自己相信的話呢？”他們會這樣想。

我雖然不懂管先生的回憶錄有什麼不妥，卻還懂管夫人為什麼會如此不安，而出版的事就這樣拖下來了。

春去秋來，二〇〇四年九月雅明從美國回來，又談起此書，他在美國也接到管夫人的電話，回來後又接到管夫人的信。一些清大物理系的同事，也接到類似的信，主要是附上一封以我為對象，要求不要出版的正式函件，寫得很嚴厲，有點依法論事的味道。

看來此事總要作個了斷，就問雅明，究竟還想不想出版？“這本回憶錄，你才是正主！”雅明想了好一會兒，回答是肯定的，我就說，那我幫你去問問。

問問的結果是，依法而言，管先生已經讓雅明錄音，並有書面授權，授權書是二〇〇二年三月十五日簽的，確有“此項錄音內容之發表，應在事先得到管惟炎教授同意”的但書，但一年之後，此書完成，管先生寫了序，又給不止一位朋友傳閱，顯然是同意出版，因此法上決無問題。

再說理，雅明和何淑鈴女士為此書作了二十餘次每次二小時許的錄音訪問，編排整理又不知若干次，因此，此書傳主雖是管惟炎，作者事實上是李雅明，就此“淹”了，對雅明太不公平，這是系上朋友共同的看法。其實，雅明編這個回憶錄，完全是義務的，只是希望為歷史留下一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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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來就是情了，出版了給管先生家屬添麻煩，不出版又讓管先生遺願未了，也對雅明不公平，怎麼辦呢？這可真令人為難了。

因此，這一天我帶着書稿來大操場，準備再看一遍作個決定，在這操場上，管先生第一次向我提起此書，也許他在天之靈，可以引導我吧。

清華的大操場是很有特色的，它是一個確確實實的公共財，也是有機體。晨昏午晚四時之景不同。當然，不是操場本身有什麼變化，是在那兒活動的人不同。

大約清晨四五時，第一批活動者就從十八尖山下來，他們是附近眷村的老榮民老榮眷，清早出來活動，操場是必經之途。有那麼固定的幾批人，帶頭的也很固定，一路走一路揮着拐杖，回憶往事評論今事。鄉音很重，語調也很權威，大概是從前帶部隊養成的習慣。初時七八人一夥，後來慢慢凋零，近年兩三人也是一組，或者竟有踽踽獨行的。六七點後，這批人過去了，就有早起的教職員，他們不成群結隊，是一個個的獨行俠，走得很快地穿過草場，幾年前劉炯朗校長就是代表的一員。七八點鐘以後，操場就寂靜起來。從前是有升旗禮的，八九年前，一位自由派的訓導長，認為強迫升旗沒有意義，改為一周一次象徵象徵，後來也維持不下去。現在，在這一段時間，老師去研究室，學生去課堂——當然也有賴在床上的，操場就很安靜了，直到午後，開始有上體育課的，才又有了生氣。下午四五點，是大操場最熱鬧最多元的時候。跑道上擠得滿滿的，練百米的，呼一下就過去了，但也有才牙牙學步的小baby，搖搖晃晃地在路中間晃，小狗前前後後的躥躍護衛着，baby們笑得好開心，這是他們試探這花花世界的第一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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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中間有一個我，肯定是全操場走得最慢最丑的，幾年前，剛退休時，學生還認識我，多有停下來說聲校長好的，漸漸地，當然都不認識了。一個雪白頭髮一扭一扭的中風老人，有點礙路，可也不必那些小狗小孩更礙。有那資深的學長，向剛入學的新生指點着說：“那是我們的老校長呢......”

“哦！”新生用眼角瞄那麼一瞄，一個蹣跚佝僂的影子罷了。

有一段時期，在我散步的時候，常有一位女教授帶着她實驗室的研究群一排展開地在跑道上呼嘯而過，第一次越過我時，總會齊聲叫一聲“校長好！”這位女教授的研究教學都挺出色，卻以“制衡”校長為己任，在做校長那一段時期，我真是吃足她的苦頭，不過因為她研究教學出色，總忍讓着，其實內心還是很尊敬她。後來我退休了，階級的矛盾沒有了，再後來又中風了，成了殘障弱勢族群的一員。弱勢族群，那是她要保護的。於是，我們的關係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彎，我出院返校那天，完全沒有預警地，她還捧了一大束花來獻給我，那一刻我真是激動，眼淚直在眼眶裡打轉。所以，當她第一次帶着她的研究群橫掃而過，叫“校長好”時，心中是充滿着溫馨的。但是，後來有一次，兩三天沒去過操場，再去時，她們又過來了，學生們叫“校長好”，教授卻回過頭來問：“怎麼前兩天沒見你呢？”我支吾地呢喃了兩句，一聽就是藉口的解釋，好在他們很快地跑過去了，但不久又遠遠地跑回來，那時心中竟惴惴起來，好像小學生逃課被老師抓着。我為什麼還怕她呢，真是的！好在一段日子後，研究群還來，教授卻不來了，又一次在路上碰見，她說是改爬十八尖山去了，也許吧，但總覺得這就把我們扯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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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陣子，有一位教授聽說是癌症末期，外表卻看不出來，每天下午到操場來散步，見面也常寒暄，但走走走走的後來就不見來了，再後來收到訃聞，才知道他已經走了。

還有一陣子，在操場北郊的一隅，常有一對穿了運動服的學生，靠在一起，往往是女的幫男的推拿按摩，是一起訓練什麼的選手吧，但看得出來是相愛着，一推一瞥都是柔情，溢滿了禁不住地要流出來，把四周的空氣都電化了。哦！青春和愛多麼的好，每經過那兒，我都感受着也感動着。

夕陽已經快沉下去，我從操場西端繞過欄杆出來。操場的東西兩端，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東端是入口處，總是擠滿了人，充滿了各種活動，西端卻是靜悄悄的，欄外有一條鋪了薄薄一層柏油的卻又斑斑駁駁的土路，向後山延伸上去，路旁有一張洋鐵皮做的，可容兩三人坐的靠椅，就這麼孤伶伶的一張，似乎被人遺忘在那兒。而且自從放在那兒以後，似乎也沒有什麼人坐過，我是那少數曾經的坐客之一，有一次還是和管先生一起。

稍稍地把椅子拂了拂，就很快地坐下來，今天走了三圈，可真累了，攤開書稿，想把那最後兩章再看一下，可沒一兩分鐘就打起盹來。打盹真好，老人是最能打盹的。坐着坐着，不管什麼場合，就打盹了。老人的記憶中，有太多的往事，一生的往事，在打盹中都跳躍出來，結合了想象自由地飛翔。身體不聽使喚了，但想象卻禁錮不着，四十九年前，當時還是滿頭黑髮青年的老者，曾陪着梅貽琦老校長來新竹看校地，當然不是這兒，是現在已是校門口的光復路口，但那通往深綠的土路豈不似曾相識？全校只有十八個學生，卻要八十一甲地，人家問：“幹嘛要那麼多？”老校長說：“將來有用嘛！”真的，現在還嫌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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遐想又回到那看台北端依偎着的情侶，二十四年前，已經深夜，他和她從梅園下來，也是依偎着，穿過操場，一道刺眼的燈光，忽然亮起，直射過來，一聲大喝：“誰......！”但是聲音馬上小下去：“哦哦哦，是沈院長，對不住，對不住......”

三個尷尬的人影，很快分開，校警急急忙忙像小偷般地逃走，他和她分得開開的，連手也不敢牽，連夜地她就趕回台北了，二十四年，快四分之一世紀了，現在她在哪兒？還記得那操場驚魂的一夜嗎？

夕陽的餘暉穿過層層的深綠，像一根根精心編制的黃金絲線，灑落在老人雪白的額頭，多麼安詳，多麼寧靜，誰能想象，那安詳寧靜的面容下，卻澎湃着如此的熱情？

但那是青春和愛的迴響呀，誰知道，誰知道呢，那迴響還能再來幾次？

最後的陽光，溫柔地拂過，老人微微地睜開眼，一片落葉，正緩緩飄落。台灣的樹，雖在深秋，也從不凋盡，新竹風大，葉子不等黃透，幾番風雨，就帶着殘綠，飄落下來。今天的風，算是溫和的，可那落葉，並不直接落下，東邊一盪，微微地翹起，一個轉折，一個俯仰，西邊一晃，再一個轉折，一個俯仰，又盪回來。它是在跳舞呢？這是它生命的最後一幕，下得好好的，認真地跳，終於落到地面，混入先來的枯葉。時辰到了，就必須走。但是不，一陣風過，它又飄起，迴旋轉折一番，對生命，它是多麼留戀，但是，時辰到了，它還是得走，終於落入塵土，這次它不再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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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忽然想起《真善美》中的一幕，so long, farwell的歌：

They compel us Cuckoo, cuckoo To say goodbye. Cuckoo! to you
So long, farwell, auf Wiedersehen, adieu
Adieu, adieu, to yieu and yieu and yien......

七兄妹一個個優雅地在舞台上舞着，但時辰到了，就必須告別，告別那一生的故鄉，從舞台上直接隱入深山。那最小最可愛的一個，卻不甘心，已經去到幕後，還伸個頭出來，搖搖可愛的小手，做個可愛的鬼臉，她還得謝幕呢。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業。安適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莊子曾經這麼說過，用來形容落葉的告別，再貼切不過。其實大自然的生命，何嘗不是如此，愈是優雅美麗生氣蓬勃的，愈是如此。獅子、獵豹，面臨生命的最後一刻的時候，總覓一陰涼隱蔽的所在，輕輕地跪下，頭一垂，毫不拖泥帶水地走了。早早地就等着的禿鷹胡狼，很快地來收拾殘局，這原是自然的法則。象有象牙谷，知道天命將近的大象，會自己走到那兒，接受自然的結局。當然也有長途跋涉中死亡的大象，在旅途中走不動了，很想休息一下，但這一倒下，卻不會再起來，旅伴們圍繞着它，盡力地鼓勵，實在不行，躺下了，還用長鼻子去協助，去鞭策，但爬不起來了。

旅途必須繼續，象群只好離去。旱季過後，它們又回來，昔日的旅伴，只剩下一根腿骨。領頭的母象，用敏感的長鼻把腿骨捲起，用鼻指輕輕地撫摸，其他的象，圍繞着慢慢地轉，掀起鼻子發出低沉的吼聲，它們在唱輓歌呢！但旅程必須繼續，輕柔地放下腿骨，在老母象的帶領下，象群離去了，但還有一隻最後的，也許是它的子女，也許是它生前的伴侶，留下來再用鼻子捲起腿骨，用鼻指撫摸，一次，兩次......終於放下，孤單的影子，追上同伴，一齊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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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感人的畫面！但是人，萬物之靈的人，對於死亡，生命中那麼重要的一個過程，又是怎樣的處理？身體扎遍了針，瓶瓶罐罐掛滿全身，再沒有那樣的醜陋，那樣的沒尊嚴。自己痛苦，家屬煎熬，社會負擔，真是三輸的結果。

這就不得不想起愛因斯坦。彌留之際，醫生秘書們問他，有什麼遺願沒有？他先問死亡是不是很痛苦，醫生說：有一點，可很快就會過去。愛因斯坦說：“那我就安心了，我已做到我此生可能做到的，了無遺憾，唯一希望的是，你們能讓我有尊嚴地走。”因此愛因斯坦完全沒用人為的方法延續他的生命，床邊小几上放着沒有做完的計算，停筆在手無握管之力的時刻，自然而有尊嚴地走了。

但有幾人能像愛因斯坦這樣理性，這樣幸運？哭哭啼啼的家屬，總在身邊拼死拼活用各種方法延續將死者的痛苦。我自己是寫好了安寧死亡的遺囑，也作好樹葬的打算，但最後能否如願，卻一點把握也沒有。

樹葉飄落下來，那是一個個體，相對於它，有幾百幾千片樹葉的樹是一個群體，但相對於整片樹林，單株的樹又是一個個體。個體的生命是在發揚延續群體的生命，今年不去舊黃，明年哪來新綠？這道理我們都懂，但是，站在落葉的立場，它的生命卻是它唯一的，就這麼來一次，沒了就是沒了，全沒了，可不只是統計數目中小數點後的一位，怎能不珍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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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想起管先生來。也曾吸取陽光，也曾承接雨露，努力地為樹的茁壯，做過一番貢獻。但是一陣風雨，被吹離故枝，從此飄零，再回不去。那葉片還綠着呀，為什麼呢？不過是想做一個有尊嚴有自由意志的中國人罷了！

“做一個有尊嚴有自由意志的中國人”，多麼謙卑的一個願望，但在今天不容易。海峽彼岸，穩定壓倒一切，什麼自由意志，只要一點點牴觸到穩定，哪怕只是某個單位某個個人的穩定，就必須排除。海峽此岸，中國人已愈來愈成為異類，是中國人就不是台灣人，不是台灣人當然就不愛台灣，一切中國，歷史的文化的，都要排除。管先生那麼稚子般天真地珍惜中華民國身份證，中華民國究竟是什麼呢？共產黨鄙夷它，一九四九年後就不存在的一個幽靈，民進黨怨恨它，一個外來的政權，讓人聯想起二二八、高雄事件這些悲痛的回憶。國民黨也想揚棄它，真是一個累贅，每到選舉就躲得遠遠，能不碰就不碰。

但十分弔詭，這樣一個被各方鄙夷，怨惡，揚棄的符號，竟存活下來，而且活得愈來愈堅定，現在連阿扁也都來擁護它，你說政治弔詭不弔詭？

天慢慢昏暗，暮色籠罩下來，風也慢慢大起來。該回去了，繞過欄杆，風卷着黃沙，滾滾呼呼地橫過跑道，操場早已沒人，明天當然另是一番氣象，又會熱鬧，又會充滿了人。明天，永遠會有明天，但對一個老人，過一個明天就少一個明天，連清華大學的名字也快消失了。那可是他看着誕生的呀，悲哀洋溢全身，蹣蹣跚跚的，老人橫過操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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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就給雅明通了個電話：“出版吧，我和你一起負責，老管在世，他一定會要出版的，我今天去了操場。”

管夫人，對不住了。但可以向您保證，這本回憶錄現在只出繁體字版，銷路不會超過一千冊，不會激起波瀾，恐怕連一絲漣漪也不會，我們只是想留下一個紀錄，一位原來有熱情有決心的革命青年，做了一輩子的科學家，最後，為了做一個有尊嚴有自由意志的中國人，流落異鄉，有家難歸，也許，也許，若干年後，這本回憶錄可以在他的故土出版，他的學生，他的子孫，翻閱之後，會認識到一個倔強高貴的靈魂，曾這樣地過了他唯一的一生。

管夫人，你已經盡力了。所有一切責任，政治或非政治的，雅明和我共同分擔，我們對管先生負責，也對中國的讀者負責，中國畢竟不再是文革的中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