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的问题，我想和你多说几句。

任何多于一个成员的团体，能够正常运作最重要的因素是内部交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而且成员越多，交流的重要性也就越大，复杂程度也就越高，对交流的效率和方式的也就越讲究。这点你同意吗？这属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组织行为学研究的内容。碘对点的交流，和点对多的交流就有不同，网络式的同级交流和多极的层次交流体制也不同，他们在结构方式效率通讯协议等方面都有不同。

总之，成员越多，通讯的方式就越复杂，效率就越低，对通讯规程的要求也就越高。这就是制度的基础。任何一个制度，都必须和他的交流效率匹配的，否则这个组织的内部交流就失效了，那么这个组织本身也就崩溃了，那么决定社会成员交流效率的是语言和文字信息，包括，传递速度，准确性，灵活性，可检索性，表达内容的容量，。。。和使用者的普及程度。。。等等。

其实，中国的专制独裁统治，和中国人使用的语言交流效率低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在某个层面放松独裁的程度，慢慢地增加民主的成分，很快，决策人就会感到语言交流不充分的压力，这个压力会把整个组织的整体性破坏掉，于是，它就有自然而然地收回到了独裁的方式上。

任何社会的管理形态，严重地取决于该社会的语言文字交流效率，不是一个可以随心所欲的选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企图实行西方民主的第三世界国家，最后都不成功，因为他们没有社会语言交流的基础来支撑这个制度。

制度，不仅取决于对某种制度的发明，更取决于这个制度在某个社会中的可行性，而这个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由该社会所有使用的语言文字应用水平决定。

这在组织行为学中可以找到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