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胡喬木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後，主管意識形態，人稱他是中國“頭號文化首長”。

　　其實，胡喬木本身，是一介書生。多年以來，胡喬木在知識界結交了諸多知識分子朋友。對於胡喬木，知識分子們各有各的印象，各有各的評價。把知識分子們眼中的胡喬木都一一寫出來，倒是從多角度勾勒出一個立體的胡喬木形象。

　　季羨林：“他是一個正直的人”

　　在胡喬木眾多的知識分子朋友之中，季羨林是不同於眾的一個，因為季羨林與胡喬木曾經是清華大學同學。

　　季羨林是北京大學教授，著名文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精通英語、德語、梵語、吠陀語、巴利語、吐火羅語，還能閱讀法語、俄語書籍。他早年留學歐洲，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回國後，長期在北京大學任教，在語言學、文化學、歷史學、佛教學、印度學和比較文學等方面卓有建樹，中國語言學家、文學翻譯家，作家，梵文、巴利文專家。他是山東清平（今臨清）縣人。

　　當年，季羨林與胡喬木同時考入清華大學，是老同學。如同季羨林所憶，那時候，“胡喬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歷史系學習”，而季羨林則是外語系的學生。胡喬木參加共青團，參加了地下工作，而季羨林則說：“我算是中間偏左的逍遙派。”

　　此後，胡喬木與季羨林闊別多年。胡喬木走的是革命政治之路，季羨林走的是學術研究之路。1949年春夏之交，正在北京大學任教的季羨林忽然接到一封胡喬木寫來的信。當時胡喬木已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胡喬木寫道：“你還記得當年在清華時的一個叫胡鼎新的同學嗎？那就是我，今天的胡喬木。”

　　胡喬木給季羨林寫信，為的是有關大學院系調整的一些問題，徵求這位老同學的意見。

　　從此，胡喬木與季羨林有了直接的聯繫。1951年，中國政府派出第一個大型文化代表團出訪印度和緬甸。此時兼任文化教育委員會秘書長的胡喬木，正參與組織派團出訪之事。胡喬木想到了季羨林，那時候季羨林擔任北京大學東語系主任，從事研究印度文化，卻一直無緣訪問印度。於是，胡喬木給季羨林寫信，問他是否願意參加代表團。季羨林非常感謝胡喬木的關心，愉快地加入訪問印度、緬甸之列。

　　1951年9月20日離開北京，到次年1月24目返回北京，季羨林隨團出訪達四個月。季羨林後來寫下了這次出訪的愉悅之情。

　　此後，胡喬木多次前往季羨林家中看望。

　　不過，季羨林卻“來而不往”。季羨林說，“我是一個上不得台盤的人，我很怕見官。”在季羨林看來，老同學胡喬木已經是個“大官”，作為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季羨林極力避免“攀龍附鳳”之嫌。胡喬木的“官”做得越大，季羨林越是與這位老同學拉開距離。如同季羨林所言：

　　他到我家來看過我。他的家我卻是一次也沒有去過。什麼人送給他上好的大米了，他也要送給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養，帶回來了許多個兒極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記送我一筐。他並非百萬富翁，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錢買的。

　　終於有一回，季羨林去了胡喬木家中。

　　1986年冬天，北京大學學生有一些活動，引起胡喬木的關注，很想找季羨林聊聊，聽聽他的看法。當時，胡喬木已經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在這個敏感的時候前往北京大學看望季羨林，諸多不便。他徵得季羨林的同意，把他接到中南海住所。那天上午，胡喬木跟季羨林一見面，就說：“今天我們是老校友會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而是六十年來的老朋友。”

　　季羨林如實地說出自己的看法：“對待青年學生，在上者和年長者唯一的態度是理解和愛護，誘導和教育……”

　　胡喬木一直靜靜地傾聽。最後，他說完全同意季羨林的意見，並且要把季羨林的意見帶到政治局去。

　　中午，胡喬木請季羨林在家中一起吃飯。季羨林回憶說：

　　他們全家以夫人谷羽同志為首和我們祖孫三代圍坐在一張非常大的圓桌旁。讓我吃驚的是，他們吃得竟是這樣菲薄，與一般人想象的什麼山珍海味，燕窩，魚翅，毫不沾邊兒。喬木是一個什麼樣的官兒，也就一清二楚了。

　　這一回去胡喬木家，使季羨林對胡喬木的生活情況有了直接的了解。

　　不過，胡喬木的“官位”和季羨林的“知識分子傳統心理”，畢竟還是阻礙了季羨林對於老同學的交往。他從不主動提出去看望胡喬木。

　　直至1992年，胡喬木病重，季羨林這才決定去醫院看望胡喬木。胡喬木見到老同學，非常興奮，久久地握着季羨林的手。

　　這是季羨林與胡喬木的訣別。不久，胡喬木離開了人世。

　　在胡喬木逝世之後，季羨林對胡喬木不再“迴避”，深情地寫了《懷念喬木》一文，發表於《大地》月刊1994年第2期。季羨林此時道出了對於胡喬木的真正的感情：

　　平心而論，喬木雖然表面上很嚴肅，不苟言笑，他實則是一個正直的人，一個正派的人，一個感情異常豐富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六十年的宦海風波，他不能無所感受，但是他對我半點也沒有流露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