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渤海時代（1）
1）渤海的學校教育
渤海是當時世界上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被史學界稱為“文化甚高，國勢亦強”的“海東盛國”。
渤海在廣泛吸取周邊國家的教育制度的基礎之上，形成了自己獨具特點的教育制度。
這首先表現在渤海有比較完備的學校教育系統。渤海的官制中有“胄子監有監長”。“胄子”，名源於《尚書-堯典》：“帝曰：！命汝典樂教胄子。”後世用“胄子”泛稱國學學生。可見“胄子監”是主管教育的最高行政機構。“胄子監有監有長。《唐志》：國子監掌儒學訓導之事，祭酒一人，從三品，司業二人，從四品下。渤海胄子監仿之，監擬祭酒，長擬司業”。渤海的胄子監設監一人，是最高的教育行政長官。
渤海的學校教育分國學、地方官學和私學。
關於官學史無記載，但據考古發現，大清時代在寧古塔尚有渤海時代遺留下來的“國學碑”，又稱“紫石碑”，而得到確證。“寧古塔……往時存一紫石碑。康熙初，大興劉侍御命人往觀，其人椎而碎之，取一角還。僅十三字作四行，首行曰：
‘深契’；次曰：‘聖’；次曰：‘儒生盛於東觀’；次曰：‘下瞰闕庭’。書類率更令，蓋國學碑也”。“石壁之上，別有一郎崗。即寧古鎮……宮殿基址尚存，殿前有石台。有八角井，有國學碑，僅有天會紀元數字，余皆剝蝕不可辨識……”
從這僅存的13個字的碑文以及相關人士對宮闕基址的考證推斷看來，渤海國學確實存在。其中“儒學盛於東觀”，是說國學的儒生濟濟，遠勝於尼堪東漢宮廷藏書之所的“東觀”；“下瞰闕庭”，是說國學的校舍建築相當大，宏偉。當然，碑文中未必沒有誇張溢贊的因素，但起碼也說明當時渤海官學中的學生人數不會太少，規模也相當可觀。以此，有人推斷設想云：“掘地得斷碑，有‘下瞰台城，儒生盛於東觀’十字，皆漢字，字畫莊楷，蓋國學碑也……想像當時建國荒漠，重學重儒如是”。
關於渤海官學的詳細情況，因史無記載，我們還難以了解和盡述。但是，渤海既然沒有胄子監和國學，勢必有地方官學和其他形式的學校與之相適應，《遼史-百官志》中有多處關於設學養士，設置博士助教的記載，不僅有“五京學”、“黃龍府學”，而且東京道所屬37州也設“州學”，甚至各縣都設博士，助教等學官，執掌學政。遼國遍及各京、州縣的官學，大都設置在原渤海境內或渤海移民集中的區域。這顯然是沿襲了渤海過在各京、州、縣的教育體制。由此不難推斷，渤海建國後，自大欽茂始，就在京、府及州縣設置各級官學。
另一根據是，當時新羅建立了國學和算學，而渤海當時的官職有“右錄事”，“試大理評事”（法官），出訪日本的使團有“大錄事、中錄事、小錄事及天文生”等配置，不難推斷渤海也設置了算學、律學、書學等專門學校。渤海的文學十分發達，許多貴族、官員都能詩善賦。渤海的歌舞譽滿日本和中國，日本一再派人來渤海學習音樂。南鄰新羅有“音聲署”，渤海很可能在太常寺內設置音聲署作為培養歌舞伎人等專業人才的場所。有據渤海出訪日本的使團中往往配有醫師的情況，可以斷定渤海時代已有一支醫藥專業隊伍，也可能有專門培養醫師，藥師的學校。渤海的航海業十分發達，渤海出訪日本多達30次，也會注重天文等航海技術的培養。另外，《冊府元龜》卷九七六關於渤海出使唐國的使節中有官居“學堂親衛”的記載，就是渤海時代學校教育存在的明證。
渤海時代，私學更為普遍，在渤海建國前，古代滿洲就較普遍地存在着“ 堂”這種形式的私學。進入渤海時代後。“ 堂”就成了一種儒教教育形式。以後來仕遼的渤海後裔如張氏、高氏、王氏三大名門望族成員都受過良好的教育等情況，可以看出，渤海的私學教育是相當發達的。在上京、東京、中京等地發掘出來的大量“文字瓦”、“文字磚”，一般認為這些文字是工匠們印而成，有的文字書法圓熟，有一定功夫。匠人們的文字知識，只能是接受堂私學教育的結果。這表明渤海的堂私學已普及到部分庶民百姓。引人注目的是，渤海貴族的女子也同男子一樣獲得了了受教育的權利。在今吉林烏拉的敦化縣六頂山出土的渤海貞惠公主墓與和龍縣西古城出土的貞孝公主墓碑中，都有“早受女師之教，克比思齊”的文句。這說明，兩位公主年青是都曾受過“女師”的教育。“女師”是以教書為業的婦女。
此外，後來的契丹東丹王耶律倍在醫巫閭山藏書萬卷，其中大部分都是渤海的遺物。
渤海時代的各類專科學校的教學內容中有“律學”、“書學”、“算學”、“醫學”等。“律學”以律令為專業，“格式法例兼習之”。“書學”以〈石經〉、〈說文〉、〈字林〉為專業，“余字書兼習之”。“算學”以〈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骨卑〉、〈五經算〉、〈輟術〉、〈緝石〉為專業，兼習〈記遺〉、〈三等數〉，“醫學”以〈本草經〉、〈甲乙經〉及〈脈經〉等“為之業”。
渤海時代的學校還實行祭孔，束侑之禮和“督課”、試舉等管理制度。渤海以儒教為教育內容，實行釋奠祭孔至於束侑之禮，“生出入，置束帛一節，酒一壺，侑一案”，“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作為對老師的見面禮。至於考試制度，史無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