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一共有六个兄弟：

刘兆宁∶台大学士，伊利诺大学电脑博士。
刘兆华∶台大学士，伊利诺大学博士，早逝。
刘兆汉∶台大学士，布朗大学电机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现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曾任伊利诺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1966-1993），中央大学校长（1990-2003）。
刘兆藜∶台大地质学士，伊利诺大学博士，教授。
刘兆玄∶台大化学学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化学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现任东吴大学校长，将出任行政院院长。曾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987-1993），交通部部长（1993-1996），行政院副院长（1997-2000）。
刘兆凯∶台大电机工程学士，伊利诺大学电机工程博士，现任东元电机董事长。

最有趣的是一家六兄弟，全都从师大附中毕业后考上台大。

刘兆玄年轻时曾醉迷于武侠小说，与哥哥兆藜、弟弟兆凯共同以上官鼎的笔名从事过武侠小说的写作，以兆玄为主要执笔者。作品包括七步干戈、沉沙谷等十余部。也曾帮古龙代笔续完剑毒梅香。记得金庸说过,他最喜欢的武侠小说家,第一是古龙,第二是上官鼎!

国立台湾大学通识教育论坛

【我的学思历程】

时 间：民国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时间：晚上七时至九时
地 点：国立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
主讲人：刘兆玄 校长
主持人：陈维昭 校长

刘兆玄：我的学思历程-1

陈校长、黄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到母校来，跟大家谈一下我的学思历程，这是跟黄教授很久以前讲好的就赖不掉了，其实是很难讲的东西，因为要讲自己，好像有点像「被迫坦白」做交代，觉得很不容易，我想还是把我过去一些从求学到做事情的一些经验、感受，藉这机会提供给同学─学弟、学妹们，做一个参考。

第一章要讲的是我的少年─惨绿少年求学成长的过程。其实今天回想起来，当时我算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年轻人，甚至在我的一生，我都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人。我生长在一个很特别家庭，我们家里面有六个兄弟，头尾刚好十二年，我妈妈很厉害，生六个儿子的或然率是二分之一的六次方，她十二年生了六个儿子。我们这六个人从小到大，念书是同一个小学、同一个中学、同一个大学，都出国留学，只有我一个人跑到加拿大去，其他的人全部都是 University of Illinois，不是那个学校的Ph. D.，就是那个学校的教授，刘兆汉是Brown的Ph. D.，后来在Illinois那里教了二十几年的书，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I was the black sheep of the family，我们真的是跟其他的兄弟不一样的，我们不但是兄弟，还是校友，从小到大的校友。

那时我们遇到的老师，都是第一流的老师，他不需要什么理论，有爱心、自己本身很优秀，就可以把我们教得非常的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是一批大陆的流亡学生，到台湾的时候只有去教小学，正好教到我们。因为他们没有钱，所以又跑去考师大公费生，好几位老师师大毕业是第一名，进到师大附中来当老师，又回头来教我们。所以那是一群非常优秀的老师。我举个例子：我记得很清楚，小学三年级去圆山动物园远足，回来以后老师就叫我们把「你今天一天觉得最有价值的一句话讲给大家听。」他叫大家站起来讲，讲完之后就记在黑板上，他就说：「刘兆玄，你把它通通串起来编成一篇文章。」我就把它编成一篇文章。因为老师很好，我记得这件事情，很得意啊，他就把这篇文章用很漂亮的粉笔字写好，还画了插图，用小黑板架放在外面，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全校就效仿这样子，每一班都做类似的事情，让其他班经过他们班的时候有点羡慕。你看这些教学方式多么的活泼，在民国四十年代，物质条件这么缺乏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教我们。所以我是非常幸运的，在家庭、良师、益友的影响下成长，进了台湾大学，在台大化学系。

在台大，说实在很惭愧，在台大四年真的不怎么用功，那时还有保送制度，学校要保送我去成大念建筑系，因为我一直很喜欢画画，我一直觉得理科也很喜欢，理科加上艺术的话，比较接近的应该是建筑系，可那时候你们是否还记得，杨振宁、李政道刚获得物理的诺贝尔奖，每个人都想进台大物理系，因为这个虚荣心，没有去念建筑，考物理系没考取，就考到化学系去了，后来念念挺好的，我就不转了，化学系的老师还满认真的。那时候觉得生活很无聊，天天在看武侠小说，有一天去租武侠小说的时候，小说店贴了公告，说有位作家叫做古龙，他写了一部作品叫做「剑毒梅香」，写了四本以后就没写了，拖了几个月都没有后面的故事，那个老板说：「谁愿意把它接下去，我给五百块一本。」五百块钱很多啊，那时去西门町，有很多进口的东西是在寄卖行里面，现在大概没有这种行业了，我们看到窗橱里面有支气枪很漂亮，国外进口的，要五百块，我就很想买那支枪，没有钱哪，后来心里面一想，就应征去写这本书，写下去之后，据说是很红，然后赚的得钱就滚滚而来，可是一签约以后就很惨，哪怕明天要联考，今天还要交稿，所以在这压迫之下，为了买那支气枪而写了那本小说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合同而写那本小说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痛苦，被压着写小说的生活一直到台大毕业，所以在台大的时候就不是很用功，所以台大化学系的成绩单你们不要去查。

我想台大化学系还是很好的环境，给了我们很多的训练，那时台大人是：「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要去美国，可是美国的大使馆的规定很妙，如果一个家庭里面有一半的家人在美国，另外的人就不准去了，很特别的规定，我们家不是六个兄弟吗？刘兆汉是老三，我是老五，前面三个人都去了美国，老四刘兆藜是台大地质系毕业的，他、还有我，跟我弟弟刘兆凯─他是台大电机系毕业的，我们三个都去了加拿大，我为什么会去加拿大，就是这样来的，可是加拿大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那时淡水有个英国临时馆，到那边去查所有大英国协的学校，看看学校资料，结果看到一个学校，那个logo好漂亮，后来我才知道不怎样的学校logo越漂亮，我看了就说这个学校我非去不可，我就写信去申请，那个学校叫做University of Sherbrooke。我是跟陈英茂老师做放射化学的四年级专题，刚好对方要找一个research assistant，不怕放射线的，教授就立刻给我奖学金，我那么烂的成绩，他立刻就给我奖学金，主要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就非常高兴啦，那时候收到学校来封正式的信告诉我说：来我们学校你最好会法文。我才知道加拿大是双语的国家，那学校在魁北克省，魁北克是讲法语的，那我怎么办呢？我在台大学过一学期法语，那位神父教授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勉强给我六十分的，那我怎么办呢？就到新生南路对面的教堂跟一位神父一、两个礼拜，才学会几句什么Bonjour这之类的，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我是被允许用英文作答，我的法文非常棒，刚好可以看懂题目，多一点都不行，我看懂题目就用英文答，可是长此以往也不是个办法，所以就尽快把硕士读完，花了十二个月就读完了要转，就面临了是否要去University of Illinois？真的给了我奖学金，那就我们全部六兄弟就是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博士都在同一所学校，That will be a good story to tell.可是那个时候，我为了另外一个原因留在加拿大了，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女朋友，后来变成我的太太，她是台大植物系毕业的，她申请到 University of Toronto，我在想去完成那个story重要还是到这边去保住半壁江山重要？当然我就去了多伦多，这件事情到现在是不后悔的，Toronto是非常好的university。

这边我就要讲一下为什么我会认得她，其实是很偶然的，我四年级，她二年级，植物系办了一个送毕业生晚会，朋友告诉我有个女生你非要去看不可，当天晚上有个营火会，去了以后才发现取消了，所以就变成在舞台上表演舞台剧，我从头到尾看错一个人，我觉得很漂亮的女生，并不是我同学告诉我的那位，而是钱明赛，这就是我们认识的开始。那天我见了她之后，偷偷拍了她一张照片，在照片背后写了一首短词：今霄原赏火燕，却到舞台盼看，不闻骊歌声，只恨玉人不见，如幻如幻，那人忽在灯畔。这是少年情怀。

到了加拿大以后，那时还在Sherbrooke，有一天吃完饭，整个学校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回到学校路上的时候，听到宿舍扩音机说：「Mr. Liu. Telephone.」我就赶快跑到公共电话去接，那通电话是长途电话，告诉我我父亲过世。我受我父亲影响非常的深，那时我大哥他们就赶快坐飞机回来奔丧，我是没有办法回来，因为没有钱，就留在哪里。后来回忆，当时坐在学校的山坡上看着太阳，我找到那个晚上当时所写的几句话：「太平洋电缆传来的晴天霹雳，波音七零七载走了奔丧孝子，但是还有北原上遗留的孤儿，看着一轮红日，而那轮红日终于沉下去了。」这是写在我实验报告本上的几句话，我用这几句话告别我的少年，写完那几句话我跟自己说：「刘兆玄，You are on your own.你自己去面对世界。」所以我的第一章就讲到这里了。

刘兆玄：我的学思历程-2

第二章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九三年这段，我自己取个名字，假设我要来写书或回忆录的话─从喇叭裤的教授到牛仔裤的校长。一九七一年我二十八岁回到清华大学做教授，先跟陈校长报告，我有先申请我的母校，可是母校不理我，连信都不回。后来我去了清华，清华很好，一个月就回我信，后来听我学生跟我讲说，我是全校唯一穿喇叭裤的教授，所以她们就叫我「喇叭裤」。我在学校里面拼个人的学术、教学，从副教授、教授到理学院院长、校长。这段时间当中，除了自己的学术，我自认为在当时做到了一个高峰以外，我设法把清华的学术拉到一个高点，在一九九一年的时候，清华大学的教授同时得到理科、工科、文科的教育部学术奖，所以从那时开始，有人开始说台湾最有名的大学是台大，学术最好的搞不好是清华，那时就有这样的评鉴出来。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间，把一个学校的学术水平提升。一九九一年刚好是清华大学第八十周年的校庆，我们清华大学是跟中华民国同样寿命，所以是「与国同寿」，在一九一二年成立。这个时候我请了四位清华大学校友，给同学们一个座谈庆祝，这四位是：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硕士是清华大学的)、陈省身数学家)─数学没有诺贝尔奖，但他对数学的贡献恐怕比得诺贝尔奖还厉害。这四个人回来之后，给我们清华大学学生的启发是不可思议，杨振宁跟李政道已经吵翻了，所以我请他们的时候，李远哲还跟我说：「刘兆玄你好大胆，你居然敢请他们一道回来。」我说：「我有秘密武器！」我去找吴大猷写信给他们，最后是「恩师」加上「母校」的面子，他们两个不得不来，来了以后同台演出，居然没有吵架，只不过稍微争论了一下，研究物理的人到底是物理的直觉重要？还是数学重要？杨振宁认为数学重要，你们都知道杨振宁的数学好得不得了，李政道认为物理的直觉才重要，他们两个人各执一端怎么办呢？我是主持人，我就去问陈省身，赶快把这问题解掉，我说：「陈教授这个问题您的意见是什么？」陈省身说：「数学是没有什么用的东西，」我们全都呆了，「可是没有它什么都不能做。」这是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个故事。

那时候，我们同时进行改革。我讲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大学法修改之前，我们把大学的组织章程先做出来，就是我们自己的单行法，我觉得那个组织章程比现在的大学法还要好。现在选校长的方法是很差的方法，我们那个时候，在一切都强烈要求要校园民主的时候，清华大学通过一本它自己的宪法，里面居然是校长任期不受限的。因为我们是认为花那么大力气去选一个校长的话，必须假设他是很好的校长，应该尽量让他发挥，给他很大的权，他如果做得不好，不管任期，马上就可让他下来，有一条这个就好了啊，所以不需要任期，像哈佛大学等的校长一做是十来年的，而不是说你花这么大力气去选一位校长，然后假设他是坏人，下面有一系列的设计防他如防贼，当时我们居然可以通过这样的条例，我非常的骄傲。

第二件事情，也是很难忘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发生了学潮，我当校长的时候，是每天都在闹学潮的时候，那时候台大是龙头，清华的学生觉得很「郁卒」，所以有一次他们出头天了，一个学生被调查局抓去了，就是那个「独台案」，调查局人员晚上埋伏在学校里面，在天亮时抓走一位历史所学生，我早上七点钟被电话吵醒告知学生被抓走了。那个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平抚学生的激情，我们一方面对政府做最大的抗议，你知道那个时候还在戒严中，没有解严，所有的校长都是官派的，没有人会expect清华的校长会准许学生去调查局抗议，我们只是表达意见，我们是教授带着去的，我说：一个都不准少，要带回来，你要负责他们的安全，你要让他们理性，不要让他们做stupid things。我是基于这番好意派校车送他们去的，结果校车被拍进新闻片以后，变成了是我在指使这件事情，第二天报纸头条就是「刘兆玄挑起学运」。这件事情对台湾民主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学校毕竟是学校，我记得当时在中正纪念堂，大家都不散，叫什么「野百合」是不是？清华的学生就聚在那里，可是教授还是继续上课，这些学生好可爱，拿着书包跑来这边静坐一下，轮班又回去继续上课，教育部叫我们校长们去把学生劝回学校去，我也跑到中正纪念堂去跟学生们讲，许多校长上去都被嘘啊，结果我上去就先跟学生们说：「我不是来劝你们回去的，我是来教你们怎么下台的，你去问问旁边的市民，他们已经对你们很烦了，你们该表达的都表达过了，政府也都做了响应，你们毕竟是学生，已经尽了你们的责任，该回去了。」清华的学生就回去了，那个时候，清华的学生表现的非常理性，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段时间，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想法，体制内的改革更需要勇气，在体制外的话，我反正上街头去把你打烂，体制内来改革更需要勇气，而且需要智慧，所以更困难。

我这一段时间担任校长、教授，我把当老师的感受写在两首诗里面，「闻道一代三十年，各领风骚忆从前，学与孔庄直对话，思难跨越父子间，卅年教学清华苑，曾历学潮一代迁，如今一年经数代，反觉代沟细相连，新潮旧浪相对撞，但见飞沫漫长滩，待得千沟连层断，谁起文衰再回天。」我另外写了一首，是我去云林技术学院演讲后写的。开车回来的晚上，有月亮跟着我走，我把一个做老师的感触，写在下面这一首里面，这叫「北斗南针」，大家都知道，斗南、北斗都是云林的地名，我那天开车过去，一下过斗南，一下过北斗：「圆月伴我一刻走，便从斗南到北斗，在地未曾越一岭，在天须跨十万顷，银光泄地不藏辉，路人皆可载月归，安得赠言如此月，学子各抱南针回。」我用这两首诗作一个段落。

刘兆玄：我的学思历程-3

我下面一章要讲一九九三年到二○○○年这一段。这一段我是从交通部长、国科会主委到行政院副院长，我先讲一下我为什么会去做官。你看我这样子去做官实在是很奇怪的，一九九三年的时候，有天晚上我正在宴请新竹县长跟新竹市长，我是要他们把一块地给清华，清华后面有块地，一半跨在新竹市，一半跨在新竹县，拿了最上等的金门高梁，就在那边应酬，这时接到一个电话，「你今晚有没有空？连战先生想跟你谈。」我说我今晚没有空，对方就挂掉了。过了一下又打电话来：「连先生说你可不可以饭局完以后再过来。」，我说：「好。」就去了，九点钟才碰到他，他劈头就跟我说：「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要请刘先生做。」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想请您来负责交通部。」我想他一定是从早一直会客，头昏掉了一点，才会请我做交通部长，然后他就说交通部是跟科技相关的事情，像是：电信、铁路、民航这些，都是跟科技有关的，你来做非常的适合，我心里想：「他是玩真的，不是开玩笑的。」那我就跟他说：「这不太恰当吧，我没有搞过这些东西啊。」我就告诉他不行，他问说：「你不是附中毕业的吗？」我说：「是啊。」「那你记不记得校歌里面有句话？」他说：「附中青年绝不怕艰难，附中『中』年应该也不怕艰难。」我说我回去想一想，他也是附中毕业的，长我六、七届吧，就这样子我后来就去了交通部。

那个时候是交通黑暗期，所有的交通设施不敷使用，但是赶快赶工的时候，又会把原有的路通通挖烂掉，台北市开始建捷运了，二高、十二条东西向快速道路、高铁，所有东西都是那时规划要开始动，原有的拥塞雪上加霜，所以真的是黑暗期。我记得很有趣，那时是三月，我离开清华大学，三月新竹有个大事─梅竹赛，所以我要去交通部的这件事情出来以后，清华校园里面拉了很多的白布条、红布条，上面写的是：「清华校长整顿交通」，把交大气死了，这个很好笑喔。我去的时候是交通黑暗期，国营事业进入谷底，为什么？那时国营事业全都是所谓的独占事业，民间的力量已经大到一个程度进军这些事业，国营事业已经是怀璧其罪，你还在那边独占？所以每天都有弊案，你没有弊案也会弄几个案子出来跟你闹。交通事业是黑暗期，国营事业是谷底，飞安亮起红灯，为什么呢？因为我前一任部长，突然之间「开放天空」，台湾这么小一块地方，突然间出现了十一家航空公司，你知道吗？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只有一家航空公司，另一家是它的分公司，日本现在有两家，台湾这么弹丸之地，有十一家公司，其中一家公司只有一架飞机，为了促销，它曾经卖过一张从台北到高雄的一块钱的机票，就这么干的，所以飞安当然亮起红灯。交通部有八大行业，我们还有一个行业─观光，观光客开始下降，观光客到台北来连路都不会走，每条路都是挖烂的；还有一个行业─气象，刚好那时天气也特别坏。八大行业通通很糟糕，我的办公室曾经被民众打电话进来抱怨说：「为什么今年来了六个台风都是去日本，没有一个到台湾来？我们干旱得这样子，一滴水都没有了。」我们只好跟他说：「最近台风不好管啊。」所以来访的外宾问我：「你坐在这个办公室最重要的job是什么？」我说：「我的job是management of complaint」。

我这就举几个例子，从这里面我怎么学着来做，我真的不懂交通，但是我们不是只说不怕艰难就可以做得好，好在交通部有专家可以教我，如毛治国、张家祝他们，因为我们做过教授，做过研究工作，所以我们晓得解决难题要靠学问、要靠研究，我们遇到一个真正实际上的困难，要先去了解真正的问题所在，把问题搞清楚，就像是去查文献一样的嘛，那么你要想一个有创意的方法去解决它，别人都试过而无效的东西当然不行嘛，所以你要想个别人都没想过的东西，这是要有创意，要试这创意，要小规模的去试，有不对的话，你要去修正，这不是跟做研究一样吗？最后做成功以后，还要写个报告，这不是跟做研究完全一样吗？我是具有这样的背景，用这样的精神，把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用到实务上面去，所以我们就开始来推动很多以前大家不敢做的事情。

比如我举个例子。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次质询，就是现在的内政部长余政宪，那时他刚选上立法委员，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昨天从高雄回台北用了多少时间？」我说：「多少时间？」他说：「十五个半钟头。你这是高速公路，还是低速公路？」我说：「这个对不起。」回去就研究，所有的人告诉我最简单的答案是：「我们正在兴建第二高速公路，等建好之后，就可以很快了。」这是标准答案，但是这样的答案是负责任的答案吗？我就跟他们讲：「不行，我们要从管理面来着手，现在有的道路有没有用到最佳的状况？」他们就搬出从前研究过的匝道仪控的案子，但都不敢试，这些案子如果非常成功的话，可以改进百分之十到十五的，「Are you serious？」我说：「Of course.」我们要用百分之百的能力去做，今天我们要告诉老百姓的不只是增加百分之十五的效率，而是要告诉老百姓这不是一个束手无策的政府，虽然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的效益，你要像百分之百那样去拼，那么人民会觉得这是我要的政府。「等我第二条公路修好了，问题就解决了。」这不是我要的答案，可是人家就警告我：「现在塞十五个钟头的话，人家顶多骂一句：『怎么这么糟糕！』又不是你搞坏掉的，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用了新方法没搞好的话，那全部都是你的责任。你还要不要做？」我说：「我还是要做。」你要好好规划，在一个节日开始试做，那个时候没有电子仪控，全部都是用人工在回报，是我们的志工、同学们在匝道测车速，回报到指挥中心来，看看匝道上管制是三十秒、是四十秒、还是五十秒，用人工的输入，动用一、两百人来做这件事情，结果很顺畅，因为在匝道上被 Q几秒你不会太气，因为你上了高速公路以后可以六个小时到高雄，。所以，这个连续假日完了以后，第二天报纸上就出现：刘兆玄真「行」！那我就觉得非常安慰了。

再跟各位说一个HOV─High occupancy vehicle高承载，就是高速公路上划一条单独的线让高承载车走，可是我们那时候大部分的中山高是双线的，只有两个lane，有一条拿来做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结果我们还是要试，就想出用时间换取空间的办法，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全线用高承载，但是时段只有六个钟头，别国是空间上分出一条走高承载，我们是时间上有一段是全部都走高承载，这件事情全世界都没有试过，我们在试做的时候，日本的交通研究所还全程录像，所以我们就要很小心的配套，告诉这些管理的人，如果真的没有坐满四个人要硬闯上去，你就不要管他，记下他的车牌，让他上去，因为你这样跟他争执，就耽误到大家，因为第一次做，有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有一辆车子要上去，可是前面只有三个人，他说：「我这是四个人，一个在后面。」后面是棺材，你碰到这种硬拗是四个人，你就让他过嘛，因为你没有细节规定棺材里的人不是人啊，这是他们回报给我的真的事情喔，所以你看这些事情就很好玩，但是你要处理这些公众事务的时候，你就要拿捏好哪些地方该紧，哪些地方该松，现在高承载管理已经变成每年的惯例。

下面我要再举很有趣的例子，就是电信自由化，这跟你们现在每个人打手机这么方便是非常有关系的，那时全国经常有两万多人在排队等门号，你说好不好笑？电信局只要卖出一个门号，就能赚一个门号的钱，可是他每天要人家等，为什么呢？因为来不及建设。为什么来不及建设呢？它每一次建设都要招标，都会被立法委员干涉，得不到标的就说，这边有弊案，那边有弊案，所以来不及建设。所以民间就有很大压力要求开放，但是要怎么开放呢？第一要修法，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邮政、电信是由国家为之，民间不可以做的，第二个就是要开放市场；第三个在市场开放后有够多竞争的时候，市场机制就会出现，那时质量就会提高─因为竞争，价钱会下降─因为竞争。可是我很快就学会这件事情跟牛肉面馆可以自由开放是两回事，开电信局跟开牛肉面完全不一样，交通部的所有事情，几乎都是又要开放、又要管制，假如通讯的质量下降，就算再便宜，价钱再低廉，这不是老百姓要的。第二，全部开放以后，就没人去服务偏远地区了，因为那些不是黄金路线。电信开放后，我们不能够说偏远地区一分钟，就比台北的人打一分钟来得贵几倍，这些都要先想好，所以定好开放政策，决心要开放了，电信局有些同仁非常生气，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国营事业的模范生，这么多年来建设了台湾，让人人家里都有电话，我没用国家一毛钱，我都用营收来的钱，再继续投资下去建设，每年上缴给国库三百到四百亿，这样的模范生有什么不好？」我就跟她们说：「大势所趋的事情，与其花力气去挡，不如花力气好好规范开放以后的事情。」刚刚我说的程序：第一要立法，第二要开放，第三要有市场机制。可是第一步就走不通，全世界任何国家立法都是很痛苦的事情，可是以中华民国第一痛苦，第一个就走不通，那怎么办呢？当时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倒过来做。

所以我们就委托台湾经济研究院帮我们做一个虚拟的市场。我们的电话费非常不合理，我们有全世界最贵的长途电话费，可是有全世界最便宜的市话，市话只要一块钱可以打三分钟，全世界没有这样子的。但是我们长途电话这么贵，我们又要搞亚太营运中心，叫全世界的跨国公司到我们这里来营运，你的长途电话比全世界贵三倍的话，怎么去吸引人家来？所以有的要调高，有的要调低，我们要建立一个虚拟的市场，做出来之后，一个一个族群来分析，每个月交五十块到一百块的人，他是损失多少钱？还是赚到多少钱？用新制跟旧制的差别有多大？全部这样做过一次以后，再增增补补。比方说九月份开始实施新制，那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你改变了全国每个人的电话费账单，做不好的话，马上就要下台，我要让绝大多数的用户在十月份收到九月份账单的时候，觉得合理，至少可以忍受，计算的方式去模拟虚拟市场，把当时最适的价钱先弄出来，大家接受了，我就宣布几月几号开放大哥大，几月几号开放固网，然后形成电信法非在这之前通过不可的形势，因为已经要开放了，民间已经要投资下去了，最后逼得立法通过。

立法通过还可以讲个有趣的故事，这个立法最后要通过的时候，还是有三千个电信员工在街上示威。李登辉总统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我在选总统？」我说：「知道。」他说：「那你为什么给我搞这东西？你搞得这三千人扬言要把什么切断什么的。」那时民进党是在野党，我说：「我已经把两边所有有意见的立法委员，一个、一个通通都说服了，现在你要我收兵，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用英文跟总统讲一句话：「It’s now or never.」因为你选完之后马上选立法委员，全部都改选了，第一我部长不再干了，我讲好部长只干三年，我不干了，又换了所有立法委员，你再重头来吧。他很生气说：「好，那你负责让三千人回家去。」我说：「今天晚上修法通过后，他们就回去了。」结果我们搞到晚上一点钟，我在立法院站在门口，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要是出来我就把他推回去，一定要逼到人数够才行，所以通过了，才有今天的大哥大。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提的是，有时候你可以逆向操作，完全不按牌理的逆向操作，我跟好几个管理学者谈这问题的时候，他们都说要把它写成管理学的案例。后来我做了国科会主委、行政院副院长，到二○○○年的时候，选举失败，下台一鞠躬，回到学校里面，不好意思占个教授缺，所以担任讲座教授，追随我们黄教授搞通识教育，其实今天我为什么会跑来演讲，是因为通识教育的缘故。

在这里面一再鼓励我的，是我从小的想法。我小时候的想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会问自己：我想做什么？我喜欢什么？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不太重要，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两件事，一个是Do what you like─做你喜欢的事情，另外一个是Like what you do─喜欢你做的事情，而我认为喜欢你做的事情，比你去做喜欢的事情更重要。因为你不见得知道你喜欢什么，我从来就不知道自己最喜欢什么，我好像什么都很喜欢，但又有点不太喜欢，包括写武侠小说、画画、作诗、做化学。其实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假如你从小就知道你要变成钢琴家，那我祝你幸运，你是属于极少数的人，You know exactly你要做什么，绝大多数的人不是这样，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真实的人生中，开始是你做该做的事情，后来那个事情变成你真正喜欢的事情，因为你做得好，就会有成就感，本来是该做的事情会变成喜欢的事情，所以你一辈子都在Like what you do，但最后你会发现你这一生都在Do what you like。反过来讲，如果你坚持一开始要找一个最爱，你找不到，会花很多时间在那里wondering：我到底喜欢什么？从读书到做教授、做公共服务，我更相信这句话，我年轻的时候思考这句话，还有点半信半疑，因为觉得说不定是因为不晓得自己到底要干嘛，只是给自己安慰的话，后来发现更多的人，跟我的情况是一样的，只是没有我那么快乐，因为他没有想通这件事情。我们其实这样说，年轻的时候你憧憬很多很多想做的事情，长大之后，事实上你只能做该做的事情，然后你学着去喜欢你该做的事情，等到你喜欢它的时候，回想起来，好像有一点点无奈，可是别人都会说：你成熟了。That’s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