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极端”-中国民主事业的大敌-再谈六四 一个人的行为，要到他的动机中去找；一个人的动机，要到他的思想中去找；一个 人的思想要到他的习惯中去找；一个人的习惯要到他所处的文化中去找。而文化， 又离不开他对文化的认识和思维认知水准。因果事物的链条不总是单向的，在它的 顶端，往往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孤立僵化的“定性”不利于思维认知水平的提 高。 当我们把六四的当事人，都定性为或者“改革派”，或者“保守派”，或者“激进 派”等等，就把自己的思想陷入到这种“标签”的定义中，而忽视事物的复杂性和 易变性质，不利于得出公允的判断。 事实是，每个人，每一“派”，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是会表现为不同的角 色。正象每个人心理都有自己利益和他人利益一样，每一派也是如此。他们都要掩 盖自己不好的一面，而展现自己好的一面。民主，就是这么个东西，它要强迫你贡 献好的一面，而不得不放弃坏的一面。 以邓小平为例。他下令开枪，无疑是六四第一屠夫。难道不是他又后来南巡，作了 经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保证了这二十年的继续改革开放吗？再看六四的学生 领袖和体制内的改革名士。他们当运动的一开始，代表了中国社会的良心。他们的 大部分人后来到了国外。没有共产党的压制，背负几百人的血流在广场，又有海外 唤起民众的捐款支持，按良心，按条件，哪一点可以逻辑地想象出他们会搞到今天 的样子呢？他们是在出以公心，搞中国民主吗？如果他们多数人都是肩负道义的责 任，象当年的孙中山那样，海外民运会是今天的样子吗？他们也是人，就像我们一 样，不过既然他们将自己放到“风口浪尖”，他们就比局外人担负了更大的责任， 我们只能要求他们贡献他们的“红心”。否则，他们无疑会失掉民众 所给予的一切 支持。 透过六四两边表面，你来我往，一轮又一轮的争夺，我们可以看到两边有许多共同 之处。学生一边与政府一边，都是在两个“极端”下来回摇摆，都不懂理性的理解 对方，都是一个“拳头”，不过一个大，一个小。就像海外民运被人比喻为和共产 党一样，是一个“大土匪”和“一群小土匪”的关系。谁也高明不到哪去。 一开始，学生上街纪念胡耀邦逝世，政府知道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学生运动 是冲着党内的官倒和社会利益不公的结果来的。共产党不是检讨自己，而是采取 “高压”的极端手段，既4.26社论出笼。青年人的正义感和血性，一下被激起，政 府遭致了学生明令不准上街的公然抵制。在学生争取到市民等更多的同盟军后，总 书记亲自到场求情，政府同意和转播与学生对话 - 一下变得有求于学生的另一极端， 而不是诉诸法律。学生当然知道政府会秋后算账，而不过是想法渡过这遭到一羞辱 尴尬的难关。同样，学生代表跪在人民大会堂前，一方面假装低三下四，在与总理 的谈判中又训斥领导人一样，在两个极端摇摆。没有一方是真正试图理性地解决问 题，从长远考虑，而真真是都有背后的动机。这样的结果导致了最后“拳头”的比 较，几乎是必然的。 走极端后面掩盖着不真诚，从开始不纠正，就注定了这场运动的结局-基因也决定了 结果。令人遗憾的是不论政府还是学生一边，都没有人当时能看到这一点。海外有 人说，这惨案主要是学生不知“见好就收”。如果这种感情用事的话能起作用，我 们老祖宗就不用告诉中国人要走“中庸之道”了。 进一步追究，不能不看到，“走极端”的思维深植于中国文化中 - 典型的“感性文 化”。只有中国民主学会了理性思考，学会了真诚，学会了如何科学地进行“社会 工程”，中国传统文化就开始走向“理性文化”了，中国人民的认知水平就提高了， 姗姗来迟的中国民主花轿，就已经到了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