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死后评价差异如此巨大

    10月31日，2009年10月最后一个星期六，万圣节。中国小孩子正在埋头做周末作业，少有人点南瓜灯，更少有孩子敢去邻居家肆无忌惮地要糖果。

    钱学森死了，死于中国人陌生的万圣节。

    各网站的头条都是这个新闻。“中国两弹一星元勋”、“火箭之父”、“航天之父”、“爱国知识分子”，媒体在这种时候是不吝惜溢美之词的。

    然而，网络是多元的，平面媒体的统一口径已经越来越显得无聊、滑稽，他们唱着孤独的赞歌。当平面媒体在统一的口号下赞美钱大科学家的时候，网络并不避讳那 个被平面媒体为尊者讳的事实：“亩产万斤论的人妖挂了”。这个说法有点刻薄，但其本身所点出的事实却令平面媒体难堪。

    罗京死于6月5日。当时也有许多朋友说“肉喇叭死了”、“报应”什么的。

    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是不说死人坏话的。所以，那些揭钱学森疮疤的朋友，是勇敢的。

    钱学森在两弹中发挥出的作用，对中国百姓的影响、对世界人民的影响，很多年后才能被清醒地认识。

    关于他的亩产万斤论，有亩产8000斤、1万斤、3万斤、10万斤的种种说法，由于某些人对历史的遮掩、阉割、毁尸灭迹，我已经搞不清真相。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哪个数字，都是钱学森的耻辱。

    大跃进中饿死去的几千万人，有多少人可以记在钱学森的亩产万斤论账下，也根本说不清楚了。我们所知道的是，钱学森本人没有因亩产万斤论而饿死，某伟人则一边流着“爱民如子”的眼泪，一边吃着珍贵的红烧肉。亩产都万斤了，大人物吃个红烧肉算什么。

    钱学森的亩产万斤论，是中国知识分子悲剧的代表。以他那样的水平，竟然被逼迫得去从能量转化的角度证明亩产万斤的科学性，这种可耻的行为已经远远不是他一 个人的无耻。罪孽不能全记在他的头上。一个无耻的时代，总是要把所有人都拖下水，让大家都不干净，都成为罪孽的帮凶。然后，你们就乖乖跟着走了。

    钱学森晚年有没有为他的亩产万斤论忏悔？是如何忏悔的？我不知道。烦请知道的朋友告知一声。

    今天，那些媒体对钱学森亩产万斤论的逃避，则是中国新闻界的耻辱。我们不敢面对真相，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成了一种技巧。

    钱学森死了，一件爱国道具倒下了。就像媒体要回避亩产万斤论一样，另一件差点成为爱国道具的人，不能在媒体上提。那就是，钱学森的侄子，钱永键。钱永键刚 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国内愤青们很是兴奋，以为又找到一件爱国道具，于是想大肆炒作一下“华裔”科学家钱永键。然而，钱永键一句“我不是中国人，我是美国 人”，让所有愤青傻眼了，愤怒了，郁闷了。呵呵。

    我个人认为，钱学森的死，是一个爱国道具的死亡，是一个痛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解脱。

    钱学森，安息吧，你有什么功劳，有什么罪孽，交由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