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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丁:年代縱視
送交者: 吾丁 2010年02月20日05:34:00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年代縱視

  
吾丁

  
本文將以年代為縱軸,以教育環境和社會大背景為橫軸,對幾個不同時代的人做一個對比。對比的中心是6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筆者這一代人),和75年至80年前後出生的人,同時對其他時代的人亦有所涉獵。論述不周之處,請方家指正。

  
必須指出的是,對不同時代的人,無論是論述還是對比,筆者都沒有一概而論的意圖,不同時代的普遍性特徵存在的同時,一定有某些不同於普遍性特徵的特例,這些特例的存在,不應被視作本文論述的自我矛盾之處。

  
1.

  
對於我們60年代中期出生的這一代人來說,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對我們而言,尤其是對於一般家庭的孩子來說,並沒有深刻的印象,因為我們還是很小的孩子。萬幸的是,我們沒有因為文革而被耽誤學業。我們的教育,如果一定要說受到文革的影響的話,也僅限於小學時代,上課也還算正常,只是多一些割草積肥拾麥穗之類學工學農的內容。小學畢業時文革結束,進入“撥亂反正”,我們的教育沒有中斷,而且趕上中學恢復六年制,進入初中,就趕上初中恢復三年制;進入高中,又趕上高中恢復三年制。然後參加高考。到我84年參加高考時,被文革打碎而遭廢棄的大學教育,也已經恢復了7年,基本上重新進入正常的教育環境,而且教育質量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從大的社會環境來說,文革結束以後,中國的知識界進入了一個“反思與批判”的高潮期,反思整個國家所遭受的災難的原因,同時開始對執政党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套用一句簡單的說法,那是一個“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時代。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某些年輕人指責我們這一代人有“文革式的餘毒”,這個指責是不正確的。從上述論述可以看出,文革時期我們還是小孩子,還不具備接受環境影響的能力;而當我們開始會思考的時候,恰恰趕上了一個“反思與批判”的全社會性的新思維大潮,所以我們所受到的影響,與其說是“文革式的思維”,毋寧說是“批判文革的思維”。

  
許多人用“垮掉的一代”“頹廢的一代”“苦難的一代”等等名稱來歸納不同時代的人,我們這一代人應該用一個什麼名稱呢?想來想去,我覺得,我們是“吃飽了撐的一代”。

  
文革期間國家經濟停滯,執政黨坦言“到了崩潰的邊緣”,民眾的生計之艱難可以想見。到我們的成長期,文革結束,進入80年代,日常生活的物質水準,有了明顯的提高。那時候的中國,真是讓人充滿希望,我們高中時經常唱《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我們真誠地為了祖國的明天歌唱,準備為祖國貢獻青春。80年代初期,我們體會到從“吃不飽”到“吃飽了”的轉變。

  
吃飽了以後,摸摸肚皮,覺得撐得慌,摸摸腦袋,開始思考一些比吃飯更高級的東西。吃飽了是前提,但是僅僅有前提並不能推導出結論,比如豬也會吃飽,但是豬沒有結論,因為豬不會思考。我們思考的是民主政治,思考多黨制,思考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當然,那時我們年齡尚小,我們的老一代“吃飽了撐的”精神導師級的人物,列舉不能詳盡,比如劉賓雁,李澤厚,劉再復,嚴家祺,胡平,遠志明等等,他們引導了我們“吃飽了撐的一代”的崛起。在我們還不具備完備的思考能力的時候,這些導師們已經在中國文化思想的大舞台上呼風喚雨,燃起燈盞,開闢道路。

  
我的大學時代是84年至88年。套用中共官方的話語,這四年是公認的“建國以來文化知識思想界環境最好的時期”。而且我們的老師還特意強調:不是最好的之一,而是最好的。

  
這時的中國,剛剛走出深淵,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執政黨也表現出了某種程度的“寬容”,又趕上趙紫陽胡耀邦兩個比較開明的首領,成就了一個全社會性的開放性思維,反思式思維,以及批判性思維的文化思想環境。我們的大學時代,恰逢這個空前絕後的自由思想環境,實乃三生有幸。我們的大學校園裡,幾乎每天都有各種各樣的專題講座(好像沒有金融股票房地產之類的講座),各種學生社團也非常活躍,各種思潮,學說,西方思想的介紹鋪天蓋地,對本民族歷史的再思考,對民族文化缺點的批判,對於發達國家的羨慕和追趕世界水平的渴望,構成我們大學時代的最主要的內容。電視片《河殤》可算為那個時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巔峰之作。

  
這種全社會性的反思批判的傾向,蘊蓄到最後,首先爆發了86年的大規模學潮,那時候我們就明確地打出了“民主政治,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主張。但是這場運動被平息,並導致開明領導人胡耀邦的黯然下台。

  
但是,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並沒有停息,又進入了一個蘊蓄能量的時期。在下一次更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來到之前,我在1988年大學畢業。我們這四年大學,是最開放最自由的思想開放期,而且沒有遭到血腥鎮壓,可以說我們經歷了四年寶貴的象牙塔歲月以後,全身而退。

  
1989年,槍聲響起。中國的歷史驟然轉向,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2.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比我小10幾歲,大概在1975年到1980年前後出生的那一代人。

  
僅僅出於論述的方便,我也給他們一個名稱,姑且成為“槍後族”,槍指的是89年的槍聲。我界定年代的思維模式是一貫的:不以出生時間,而已開始接受外界影響的時間來界定。在我們經歷中國最好的思想環境時,他們還是小孩子,還不具備接受外部影響的能力。等到他們可以接受外界影響時,就是開槍以後緊急轉向的中國了。

  
我們這一代人,和槍後族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怎樣的關係呢?

  
我們與他們,僅僅是出生年代不同而已,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如果把我們的關係擴展到各自的父母那一代,就有了直接的關聯。

  
我的父親是教師,槍後族的父母親是我父親的學生輩。當年,我父親是在台上低頭認罪的人,槍後族的父母親是在台下揮舞着拳頭高呼打倒,甚至衝上台來毆打老師的那些人。

  
也就是說,槍後族的父輩和我的父輩的關係是:批判與被批判,毆打與挨打,打倒與被打倒的關係。

  
這個例子可以很好地表述我的父輩和槍後族的父輩的關係。時至今日,當年批判與被批判的雙方,孰是孰非,相信已經由歷史給出了公斷。

  
槍後族的父母親們,在應該接受教育的年齡,教育停頓了。他們不再上學,還被趕到了農村。對於他們那一代人的辛酸描述是:出生就挨餓,上學就停課,畢業就下鄉,回城沒工作。時至今日,下崗大潮的首當其衝者,也以那一代人為主體。

  
那一代人,很複雜。難以一概而論。首先,他們年幼時,中國還有一些殘存的傳統文化的底子,從國外傳入的,包括蘇俄的作品,也還有一些比較美好的東西。他們小時候受過這些東西的薰陶,從這角度來看,他們的性格中還有單純的一面。但是,這種單純的環境,到了文革,就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文革開始後,這一代人中的許多人,成為窮凶極惡的破壞者,在破壞“舊世界”的同時,他們自身也成為可憐的受害者。

  
其惡果就是:整整一代人沒有接受教育。到今天,中國還在為這個“迷失的環節”不斷地付出巨大的代價。

  
高考恢復伊始的幾屆大學生,很多都是20大幾30歲左右的人,而且他們基本沒有紮實的中學教育基礎,大多數是從插隊的農村“考”進大學的,其“考試”的水準,可想而知。當然,如上所述,那一代人中,有某些天資很好,又一直堅持學習的人,雖然黃金歲月也被耽誤了,但是一旦有機會,他們仍然會成為很出色的人才。我認識一位本校中文系的77級的學兄,就屬於天資很好又肯鑽研的人,令我敬佩。

  
但是,這種特例不能掩蓋一個普遍性的時代特徵,那就是:槍後族的父母親,成長在一個沒有教育的年代。

  
3.

  
槍後族的父母親,即那些紅衛兵或造反派,一代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如何教育他們的孩子,這是思考槍後族成長背景的一個側面。另一個更重要的側面,就是全社會性的教育背景。

  
槍後族的成長期,是一個怎樣的社會背景呢?

  
他們開始接受教育,性格和思維開始成型的時期,就是六四開槍以後,原為上海的地方首長進京成為國家最高領導人以後的年代。簡單地說,整個社會背景有如下幾個特點。

  
A. 中國政府採用一切手段,強制所有人忘卻“六四”。對於“六四”的鎮壓,當然不允許批評,同時也不允許讚美,只能遺忘,“誰都不許再提起”。這是中共對待自己的不光彩歷史的一貫做法。其後果就是,今天的年輕一代,很多人已經不知道1989年發生了什麼。有些人對那次運動已經產生了深刻的誤解和歪曲。

  
B.為了轉移大眾的關注焦點,中共開始進一步強化經濟的發展。新的黨首公開宣稱“悶聲發大財”,直接鼓勵全民搞經濟,並且在經濟領域裡給了所有人更多的自由,鼓勵大眾發財致富。其結果,第一,在全國成功地造成了一股經濟熱潮,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變成了經濟動物,所有的價值觀都變成圍繞“賺錢和利益”而展開的價值判斷。第二,我們這一代大學生曾經提起過的政治改革的訴求,在被槍聲打斷之後,復在經濟大潮的衝擊下,淡漠得無影無蹤。

  
C.隨着全民參與的經濟大潮,中國把歐洲當年原始積累時的血腥和殘酷的歷史過程,幾乎分毫不差地重溫了一遍,既沒有借鑑其失當之處,也沒有改善其落後的一面。甚至在殘忍和血腥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時至今日,我們回首經濟的改革開放,可以發現,這場不觸動政治體制的單純的“經濟改革”,既沒有建立起一個有效的社會公平機制,更沒有建立起一套良性的自由民主的政治體系。這兩個現代社會生活中最關鍵的環節,都告缺失。經濟改革,其實質就是權力的角逐,有權者在絕對壟斷了國家權力和國家機器的同時,又以絕對優勢壟斷了絕大部分的財富,無權者則徹底地失去一切。

  
D.隨着絕對的權力而產生的絕對腐敗,在一個沒有監督機制的社會中愈演愈烈。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為了自己的好處而不顧一切,類似的價值觀成為社會的主流。毫無誠信,人與人之間互相猜忌,不撒謊辦不成事,成為中國社會生活的“常識”。

  
E.為了重新確立“黨和政府的威信”,一方面開動國家宣傳機器歪曲歷史,片面地誇大經濟發展的成果,同時,將民眾批判的注意力轉向外國,樹立外敵,重新樹立起“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旗幟,引導民眾回歸到冷戰思維方式,敵視西方,並把中國社會問題的根源歸咎於“西方的反華勢力”。

  
…………………………

  
偶爾與槍後族交往,我們會發現他們身上很明顯的時代特徵。

  
……比如,他們沒有相對確定的價值判斷標準。他們判斷事物的標準是可變式的,完全取決於事物對他是否有利。同樣一件事,如果今天對他有利,他就說那是好的,如果明天對他沒有好處,他就會破口大罵。對他們來說,利益就是一切,道理是無關緊要的。

  
……比如,他們的價值觀完全是以自己為中心。只要對他自己有好處,別人的一切都可以不再考慮範圍之內。

  
……比如,他們一般都很有城府,沒有年輕人的單純,年紀雖然不大卻仿佛洞察一切,尤其對於中國人之間的暗算與詭計,非常精通。在這方面,我們空長10幾歲,甘拜下風。

  
……比如,他們的大部分人是中國政府的擁護者。他們一直錯誤地認為他們是“愛國者”,實質上他們對“國”不甚了了,他們所擁護和讚美的,不是中國,而是“黨和政府”。

  
4.關於“憤青”。

  
筆者認為“憤青”這個詞應該屬於中性,沒有強烈的貶義。但凡青年人,情緒容易激動,容易憤怒,也是人之常情。我們在80年代,也是充滿了愛國熱情的憤青。我們那一代憤青和槍後族這一代憤青,其本質性的區別在於:我們憤怒的對象和內容根本不同。

  
如上所述,我們讀書的年代,是一個充滿着批判反思精神,開放式思維的年代。我們主張,中國的落後,首先是自身文化的弊病所導致,因此我們反思和批判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同時我們看到,經濟的改革不能徹底治療中國社會的頑疾,需要改變政治體制,因此我們向政府抗議,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自由和法制,要建立監督體系來保障政治的清明。

  
對外,我們嚮往民主自由的國家,我們認為中國與他們有差距,我們應該向他們學習。

  
我們愛的是“國”,我們批判政府和黨,我們批判自身文化的缺點。

  
槍後族跟我們不一樣,他們受教育的年代,中國的思想界已經倒退到文革時期的意識形態,即封閉性的,政府主導型的,自我滿足型的思維狀態,一方面,他們在政府的宣傳灌輸下,大部分都成為經濟動物,對政府的評價,僅僅用一個“經濟增長率”作為標準,在他們眼裡,在黨的領導下經濟不斷增長,所以黨和政府就是好的;另外,同樣在政府的灌輸下,他們在對發達國家的態度上,迅速地倒退到他們父輩以先,一直倒退到義和拳的思維水準。表現在對發達國家的蔑視,仇恨,憤怒,隔膜。此次對CNN的大規模批判以及最近狂滅莎朗斯通,參與者大部分是槍後族,就是很好的例證。

  
有些槍後族偶爾以挑釁性的口吻質問我們“愛國何罪之有?”,對此我一笑置之。對於中國,筆者認為他們連提“愛國”的資格都沒有。跟我們討論“愛國”,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重申一下,筆者沒有一概而論的意圖,我承認,即便是槍後族裡,也有一些頭腦清醒的高智商者。但是這種人屬於少數。

  
5.關於“文化的血脈”。

  
從中國文化血脈的角度來看,槍後族具有雙重的先天性缺陷。第一,他們的父輩,即紅衛兵造反派那些人,在一個瘋狂的年代,親手破壞了中國文化的傳承的同時,自己也淪為沒有受教育的一代。然後槍後族誕生在他們的家庭里;第二,槍後族在開始接受外界影響,開始形成思考能力的時候,恰恰是偉大的六四運動被瘋狂鎮壓,中國的思想文化界發生了巨大的扭曲和倒退的年代。

  
這兩個因素,從根本上影響了槍後族的人生,使他們在中國文化的血脈方面,成為先天性貧血兒。

  
6.展望90年代

  
我對90年代的孩子們抱有期待。因為這個時期出生的孩子,主體是我們吃飽了撐得這一代的孩子。

  
種種跡象表明,90年代的孩子,已經顯示出了超過槍後族的秉性和特徵。

  


  
7.結語

  
從本文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個年代交替的脈絡。

  
紅衛兵造反派一代之後,是我們吃飽了撐得一代,我們以後是槍後族,槍後族以後是90年代的孩子。

  
我在期待着90年代健康成長之餘,也為槍後族禱告,畢竟他們比我們年輕,我希望他們能夠認清自身的致命缺陷,能夠儘快地洗清自己文化血脈中的污垢,儘快地擺脫他們的父輩傳給他們的不良遺傳因素,同時糾正自己成長過程中的後天性不良影響,否則,在不久的將來,當他們成為中國的主要社會力量以後,中國的前途堪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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