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方社会精神危机的原因，拙文《应当明确，西方精神危机之原因?》已予说明，即是由人的问题所致。对此，著名思想家雅斯贝斯也予指出：“并不是各门科学的长足发展，而是科学情景所涉及到的人，才导致了危机的加深。不是科学本身，而是科学中的人本身处于危机之中。”(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127页)。那么，又为什么会出现“人的问题”呢?这种对于原因的原因的探求，则是对西方社会精神危机深层原因的探秘。本文就发前人之未发，对此深层原因略予说明。当然，记住这种深层原因是有益的，将在你今后对人的观念与理论进行判断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对此，下面就谈三点。

　　一，再说人的问题的重要性

　　在对深层的原因说明之前，由于人的问题的重要性，仍有再做一些说明的必要。所谓人的问题，是人“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语)所形成的观念与理论。人的问题是一个既古老又常新的问题。说其古老，在遥远的古代即引起人们的注重;说其常新，是因为人要生存下去，人的问题就将永远存在。这又是一个既具普遍性又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说其具有普遍性，是由于这是一个人人都必须面对和需要予以思考的问题，因而也是历来哲学家与思想家不断追问的问题。说其是一个引起广泛性的问题，是各个民族与国家都予以极大地关注，对此可说是概莫能外。

　　那么，人类为什么这样注重对于自身的认识呢?对此仅说两点：其一，人类不能不更多地关注自己，因为人的生存已经不是一种仅仅依靠本能的生存，而是一种理性地生存、智慧地生存。这种智慧的生存必须要过一种明智的生活，即必须明确人为什么活着?人怎样才能活得更好?人若不能明确这样的问题，人就无法生活;因为糊涂的人生对于人类来说，无疑是一种最大的痛苦。人只有有了对于人生的明确认识，才会充满希望，才会获得人生的动力。虽然对于人生的追求一时达不到，但是有了努力的方向将使人具有不断追求的活力。这因为，只有明智的人生才适宜于人的理性追求，才符合正常的人生状态。其二，“认识你自己”所以成为人类探索的重要问题，是因为人并非盲目地生存，而是以理性的认知要求自己;所以人怎样认识自己，就将致力于使自己成为那样的人。因此对人的认识就具有重要的目的性与方向性，因而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从上可知，人认识自身对于人生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以物观人”的方法之误

　　正是由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所以自古以来人们进行了不懈地探求，各种见解层出不穷，各种学说异彩纷呈，从中可以看出前人对此问题的极大热情与展现的不凡智慧。但是，最终的效果又是如何呢?虽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从总体来看，至今仍未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因而使人至今仍在探寻精神的家园。也就是说，自古至今，人类是长期地在一些错误的人的观念与理论的影响下生活。那么，为什么这一问题会成为一个“千古难题”呢?若予深究即会明确，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即是由于前人长期以来采用了错误的方法。这种错误的方法可以四字予以概括，即“以物观人”，这即是造成西方精神危机的深层原因。

　　那么，什么是“以物观人”呢?望文见义，就是以看待“物”的方法来看待人，以对“物”的认知与把握的方式对人进行认知与把握。那么，什么是看“物”的方法呢?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以探求“物”的性质、本质等为依据，从而做出对于“物”的断定。其二，通过对生物、动物的本性、本能、基因等为依据，从而对生物或动物做出断定。概而言之，实质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方法。从“观物”来说，这种方法或许是有效的、也是颇为重要的。但是，运用这种“观物”的方法来“观人”的话，却并非完全地适宜。为什么呢?这是由于人与物及生物有着巨大的差异性，因为人是我们至今已知的世界中最为复杂的事物。为什么说人是最为复杂的呢?因为人既生活在自然之中，是自然的产物;又生存在社会之中，是社会的存在物。人还是漫长年代进化的结果，既有其本能，又有其理性。而且与本能相比人的理性的作用更为重要。如果看一看不同的人生状况的重大差别，就可以认识到后天的作用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人既是通过遗传生于世间，有先天的确定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后天的选择性，因而是先天与后天的结合物。先天确定存在的特性，往往确定人存在的目的;后天维护生命的生存与发展，要选择“适者生存”的最佳途径。所以，对人的探求与把握应当是先天与后天的结合，自然与社会的结合，本能与理性的结合，总之是多种方面的全面地综合。而不是象“物”那样仅仅依赖本性、本质、性质、本能等就可以做出确切把握的。所以，对于人的认知与把握，应当有适宜于人的方法，即“观人”的方法，而不能仅仅依赖于“观物”的方法。那种简单化地将“观物”的方法套用到对人的认知上，又怎会不出现问题呢?所以前人的探求虽然竭尽全力，贡献巨大，但是并未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因为，以“观物”的方法来“观人”，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偏执性的结论。这种偏执性的结论不可能实现对人的全面的认知，因而必然带来许多的问题，必然造成许多的危害。

　　三，

　　对人的问题应注重全面性的原则

　　当然，这并非是说对人不可以进行本质、本性、人性、本能等方面的探讨，这当然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这种对于个别的、某个方面的探讨必须要与其他方面做到相互联系、融合贯通，并在全面权衡的基础上，做出恰当而准确的判断。应从全面综合地认知出发，确定某个方面的确切作用;而不是相互割裂、顾此失彼、突出一点、以偏概全，过分强调、把握失当，成为一种偏执的理论。人既然是复杂的，对人探讨就应与人的本身的完整性相符合。由于“以物观人”只是探求某种本质、本性、性质，这恰恰违背了这一全面性原则。以偏概全正是造成长期以来问题犹存、使人的问题成为一个难于破解的千古难题的根本原因。由于人的复杂性，所以注重全面性的原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只有全面性才符合人的复杂性，才能克服“以物观人”的方法之误。

　　[附：举例说明。如无时间，可略去不看。如有兴趣，看一下有助于对人的问题的全面性的理解。]

　　前人由于未能注重人的问题的全面性，所以出现许多的偏执之论。为了说明这种错误的偏执性，下面就举例予以说明。举例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其一是“横向联系的复杂性”，其二是“纵向联系的复杂性”。所谓“纵向联系的复杂性”，是指从人类的进化历史予以证明。所谓“横向联系的复杂性”是指人的存在的空间联系的复杂性。这里仅说明“横向联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是由三个复杂的因素相互交织而成的。这三个方面是：其一，人的复杂性;其二，自然的复杂性;其三，社会的复杂性。自然围绕着社会，社会围绕着人，人生活在自然与社会的双重环抱之中，这样就形成了三种复杂因素的相互交错、错综纷纭。这种人、自然、社会三者相互交织的复杂性，是一种难于厘清头绪的复杂结构。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结构，使人的问题成为极为困难的问题。人们往往是抓住一点，因而出现各有侧重。限于篇幅，这里只举“横向联系的复杂性”予以说明。下面就选取前人的部分见解，分别说明这种各有侧重的情况。

　　一，侧重于自然者

　　从自然探求人的问题，是对人的探求中极为重要的方面，自古至今进行这种探求者可谓是不乏其人。下面就举数例以证之。

　　在中国古代就有“天人感应”之说。如《尚书》就有：“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五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尚书，虞书，臬陶谟》)。即认为典、礼、法、德、刑、政，皆源于天的命令与意志。汉代的董仲舒则有“天人相通”，“受命于天”的理论。他认为：“人的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为。人之好恶，化天之温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之有喜怒哀乐之别，春秋冬夏之类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这是一种典型的“天人感应”的看法。宋代朱熹的“理学”主张“天理人心”，也是依据天理来解释人事的学说。这些都是侧重于自然对人的问题做出的解释。对此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天有的是指自然界，有的则是指天帝。因为有人认为天地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上帝就是自然的总代表。

　　与此相类，在古希腊以自然为依据探求人的问题的也同样是大有人在，如斯多亚派的口号就是“按照自然生活”。在他们看来，人是自然的有机部分，所以人的生活服从于自然则是必然的。他们认为自然律是宇宙理性或 “逻各斯”的无声命令，是应当无条件地被人类理性所接受的。自然律还把道德准则铭刻在人的心灵之中，它默默无闻地指导人的行动。这其中也包含宗教的命运观的影响，所以认为人应当服从天命。斯多亚派根据人类共同的自然起源和本质，还提出了“世界公民“的思想，这在伦理学、政治学与人类学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著名的思想家笛卡尔，拉美特利等人，是以机械论的自然观对人进行理性分析的。如拉美特利就写出了《人是机器》的名著，认为人和其他自然物一样，都是自然界用同样的“面粉团子捏出来的”。人的特殊性在于他的动物性，人 “归根结底是一些动物和一些在地面上直立着爬行的机器而已。”为此，他从多方面对人进行论证，如在组织结构方面，他认为“人的身体是一架钟表，不过这是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的、极其巧妙的钟表。”在思维意识方面，他认为人与动物没有质的差别。他利用医学和生理学的成果，把人的心理活动还原为身体的生理反应，认为心灵只是肉体的属性而已。但是他肯定人的精神活动与脑组织有关，与动物相比“按照脑与身体体积的比例来看，在一切动物里面，人的脑子最大，表面的皱纹也是曲折。”所以人是一切动物中最聪明的。(拉美特利：《人是机器》，商务印书馆，1959年。)

　　早在资产阶级在西欧兴起的时候，法国著名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让，博丹(1530-1596 年)在其名著《国家论》中就提出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看法。后经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斯鸡和法国人文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 (1844-1904年)等人加以发展，诞生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某国的国家制度、政体、人口素质与分布、人的生理及心理、民族的道德风貌、宗教信仰、法律的性质和风俗等，都是由气候、土壤及人们居住领土的大小等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并认为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普遍地起决定性作用。后来爱伦·丘吉尔、辛普尔等人指出地理环境对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影响，进一步指出：地理环境通过它所提供的自然资源性质和丰盛状况，维持人类基本生活的难易程度，环境提供的进行农业、工商业的可能性以及交通环境影响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本质方面。孟德斯鸠做为著名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在《论法的精神》这部名著中，论述了地理因素对民族性格、风俗和精神面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人怎样因气候的差异而不同”一节中，他详细阐述了气候对人的性格、情感等的作用。在他看来。在寒冷的气候下，人们具有充沛的精力、较大的勇气、较为直爽、较少猜疑。相反，在气候闷热的地方，炎热的空气使人们感到精神萎靡。人们就会缺少勇气，产生惧怕。他认为，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人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像青年一样勇敢。他更认为，极度炎热的气候会使身体完全丧失力量，使人没有好奇心，没有任何高尚的进取心，也没有宽容豁达的情感，性情懒惰、不肯动脑、忍受奴役。这因为，在极度炎热的条件下，懒惰就是幸福。除气候因素之外，孟德斯鸠还认为土壤因素对民族精神也有决定性的作用。应当说，重视地理环境对于人的影响作用是有其道理的，但是，过分地夸大这种作用，甚至认为这是唯一的决定性的作用，却是失之于偏颇。理环境决定论总的来讲是片面的，但在反对神学决定论方面起到决定性的历史进步作用，某些观点也含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并不能完全否定它。

　　侧重于自然者既不乏精彩的论证，也说出了人确是自然的产物的明确道理。因为自然是先于人而存在的，作为自然之母是生命养成的根本之因。人类世世代代在地球的怀抱里生活、成长、繁衍，因此自然对于人类来说具有本原、基础的性质。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它来源于自然，并将自然作为它生存的外部环境，最终又复归于自然。由此看来，侧重于自然者有其不可动摇的优势。但是，从以上的见解看，如果只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这是难于将自然对人的作用讲清楚的。在这里只须问一下：据生物学家统计，生物圈中已查明的生物约有250多万种，其中动物约200万种，植物约34万种，微生物约37万种。世界的物种是这样的丰富多样，都是出于怎样的对应关系呢?尤其对于人的问题，自然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如何起作用，这些问题都未能予以确切而令人信服的论证。对于这些严重的不足，只有新的自然论者即进化论，才能做出科学的解答。

　　二，侧重于社会者

　　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因撰写著名的《历史》一书被称为“历史学之父”。他认为习俗统治人的一切。他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波斯国王大流士问希腊人，他要花多大代价，他们才愿意吃掉自己父母的尸体，而不去焚烧尸体。希腊人的回答是，不论他花费多么大的代价，也休想让他们这样做。大流士又问一个有着吃父母尸体习惯的印度氏族成员，是否能够焚烧自己父母的尸体，这些人恳求他不要想这样的事。希罗多德认为习俗的力量是极大的。

　　十八世纪法国的思想家爱尔维修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他这里说的“环境”是指社会环境，即人们生活于其间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以及所接受的教育等。在他看来，这些都是造成人的性格，道德和观念差异的重要因素。爱尔维修不赞成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人的精神面貌的主张，他认为地理环境对民族精神的影响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例如一些民族虽然长期地居住一地，但并注定永远地繁荣昌盛，而另一些民族同样也不注定永远地贫困愚昧。与此不同的是，“人们在一种自由的统治之下，是坦率的、忠诚的、勤奋的、人道的;在一种专制的统治之下，则是卑鄙的、欺诈的、恶劣的、没有天才也没有勇气的，他们性格上的这种区别，乃是这两种统治之下所受教育不同的结果。”他注重人们“意见”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意见支配世界”的见解，认为“教育使我们成为现在的样子”，而“道德的人完全是教育和模仿的结果。”(《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539页，第537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他的见解产生极大的反响，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但是，他既认为社会环境对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又认为“意见支配世界”，其实已经陷入了“意见决定环境，环境决定意见”的相互作用的循环论的怪圈之中。

　　德国启蒙思想家赫德尔认为：“人本质上是群体的、社会的生物。所以语言的发现对于人来说是自然而然，必不可免的”。语言是做为人的本质的体现，只有在群体之中，语言才能得到发展。一个与社会隔绝的人，必然退化到野蛮人甚至普通动物的状态。因此，人绝不是卢梭式的孤独的林中人，因为他时刻需要别人;也不是霍布斯式的狼，因为人至少需要配偶，家庭和社会的合作。他的结论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为自身而存在的，他是整个人类中的一分子使人类发展的链带延续不断，个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节点。”(赫德尔：《论语言的起源》第76页，第87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

　　美国伦理学家弗莱彻的境遇伦理学是以基督教的“爱”为原则，对于在任何情况下如何符合爱，提出符合 “境遇”的主张。他认为，人们通常做出道德决定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守法主义的，是对包括各种传统宗教的方法都要严格地恪守。第二种是反守法主义的，这种方法反对任何律令，他们的道德决定是任意的。第三种是境况论的方法，它介于前两者之间，一方面它部分地遵守自然律，接受理性作为道德判断的工具，愿意尊重道德原则;另一方面又不僵化地恪守这些律令与规定。弗莱彻认为这是道德抉择时的最好方法。他认为，如何行动必须根据自己应当负起责任的对环境的评估上，即认为道德就是从实际出发做出抉择的道德选择学。

　　麦金太尔是当代英国著名哲学家，德性伦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德性之后》一书产生的极大的影响。他认为，我们处于一个无法解决争执和无法摆脱困境的严重的危机时代。现代社会所出现的这种危机的历史根源，在于启蒙运动以来对道德合理性论证的失败，在于现代道德研究的非历史主认倾向。由于各种理论的明显缺陷，所以每一主张都在争论中被其他立场的理论所批判，其总和便是全部地陷入失败的结果。因而使我们失去了文化道德的公共性，缺少应有的正当性，这便是造成现代信仰缺乏的根本原因。那么，如何予以拯救呢?麦金泰尔提出的任务是：一，识别和描述过去已丧失的道德，评价以往道德对客观性和权威性的要求，即重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传统道德。二，完成他本人关于当代特殊性的论点，即建立自己的德性理论，并恢复亚里士多德的传统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命力。于是，他沿历史之河上溯，探察了中世纪，亚里士多德，雅典及英雄社会等各个时期的德性理论，其目的就是要在这一整体历史背景中去把握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的真义，以拯救西方社会。但是，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理论由于缺乏现代的科学性，所以在终极性的追问中缺乏论证的力量，因此并不具有让人为之确信的确凿性;这样以来，麦金太尔也就未能真正找到帮助西方道德及其理论走出困境的正确道路。正如他自已认为的，仅仅通过回归亚里士多德传统，我们的道德、社会和责任仍然难以恢复其合理性。这也正如我国对于儒家等学说一样，假若不能以合理性予以新的确凿性的论证，也会同样因为缺乏让人为之信服的力量，而难于令人为之确信。

　　哈贝马斯是德国著名思想家，他的哲学是交往哲学，或者说是交往行为哲学。哈贝马斯设计了一种能够完全展现“沟通理性”的情景，在这个情景中，沟通在自由、平等，没有压制的情况下进行，一切不同意和冲突都能理性地获得解决;而且在这个情景中，只有更好的论证能力才会取得优势。哈贝马斯的伦理学捍卫了现代社会里人的尊严、地位和价值。而这种尊严和价值只有在人与人的相方互关系当中才能够做到，只有在“主体间性”中才能实现。我们都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主体，都是一个个独立主体，是“我们”共同构成了这个社会，所以，我们也要转换视角，不能从单主体出发来考虑 “我”的存在，而要从“我们”这个交互主体来考虑我们的存在，考虑我们的道德的生存方式。所以，从这两个意义来看，哈贝马斯对当代伦理学的建构(或走向)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但是，他仍然没有指明这种交往的最终目的与依据是什么，所以最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得以解决。

　　侧重于社会者的论证同样丰富而且深入，从中可以看出社会对于人的影响作用的重要性。这因为，自社会产生以来，对于人类来说，社会已经成为比自然更为重要的生存依托。人降生之后，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化的过程，这说明社会对人的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是，自然与人类自身的重要性仍然是不能忽视的，况且人类在前社会时期，人的根本问题仍然是存在的。对于这些方面，侧重于社会者的见解给人留下的疑问仍然甚多。

　　三，侧重于人者

　　在中国，人性是人们对于人的认知的重要内容。如孟子就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即是说，仁义礼智四德，是人的内心所固有的，它发端于人皆有之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正是由于这些善端是先天赋予的，所以是“不学而能”的“良能”，是“不虑而知”的“良知”。

　　在古希腊，苏格拉底以“认识你自己”要求人要首先认识自身。他认为，人的本质是灵魂，而灵魂的特点就是精神和理性，是能够自我认识的理性。所以他提出“德性就是知识”，德性是指导人生的原则，因而德性就成为人们唯一值得追求的目的。他认为只有德性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而没有德性的生活没有价值。他说，未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目的茫然无知，他就没有认识自己，他的生活与动物就没有什么两样，这样的生活如行尸走肉，生不如死，是没有价值的。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的目的有不同的层级，较低级的目的服从较高级的目的。例如，服安眠药的目的是为了睡觉，睡觉的目的是为了健康，健康的目的是为了快乐，快乐的目的是为了幸福。幸福是生命的自然目的，也是最高的目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自然倾向，幸福以自身为目的，同时又是其它一切目的之目的。再者，自然所产生的一切东西，都有目的和能力相适应的共同特征，无能力实现的目的或无目的之能力，都是非自然的。人的生命也是目的与能力的自然统一。

　　马基雅维里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也是近代政治学说的先驱。马基雅维里认为人性是恶的，他说：“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马基雅维里正是从人与生俱来的欲望或利益入手，分析社会与政治，得出结论的。他认为，国家之所以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的邪恶本性。君主要基于人性采取其统治术，所以对于被统治者既要施与“恩义”，又要施与“畏惧”。他说：“君主必需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该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制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1页，第83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

　　著名的《人性论》的著者休谟将人的科学称为“人性科学”。他认为，人性科学是一门基础科学，是一切科学唯一稳固的基础，“一旦掌握了人性之后，我们在其他各方面就有希望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了。”(休谟：《人性论》，第7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他特别强调一切科学同人性有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能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甚至数学，自然科学和自然宗教也靠人的能力和机能来判断。说到底，任何科学都不是上帝的科学，也不是动物或其他什么生灵的科学，而是属人的科学，也就是说与人性有关。他要求，要像解剖学家那样，对构成人性的各种成分，对人心的各种活动，能力和作用进行剖析和描述，以发现它的最奥妙的源泉和原则。他认为人性的一致性是由于人的同情心，而道德则来自人的情感。

　　费希特是康德的继承者，他确立了“实践领先”的原则，把“自我”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从知识论的领域推广到实践的领域。他认为“自我是第一原则”。于是他设定了关于自我意识的三条原则：自我设定自身，自我设定非我，自我和非我统一。“自我设定自身”的意义是：自我是纯粹的主体，纯粹的行动，它没有、也不需要任何不同于自身的依据。换而言之，自我是自身的依据，这即是自我设定自身。费希特强调，一切都因自我意识的活动而发生，都将作为自我意识的表象而存在。“自我设定非我”的意义是：当自我意识以自身为对象时，它既是主体，又是对象，但这不是外来的对象，而是自我为自己设定的对象。那些看起来是外物对象也是自我为自己设定的表象，是自我意识的内容，它们是自我设定的。“自我与非我的统一”的意义是：非我不仅仅是自我的对立面，而且也是自我的展开，由此非我在自我之中，这是自我和非我的并存关系。费希特认为，自我不仅是反思的主体，认识的主体，自我主动地创造世界。费希特把哲学第一原则的问题归结为人的存在方式的高低，这表现了他以实践为根本的主张。所以他说：“人本身就是目的，他应当自己决定自己，绝不应当让某种异己的东西来决定自己;他之所以应当是他所是的东西，是因为他希望成为这种东西，而且应当希求这种东西。”人的行动是追求自由的奋斗，他认为：“人的生存目的，就在于道德的日益自我完善，就在于把自己周围的一切弄得更合乎道德，从而使人本身日益幸福。”(费希特：《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第9页，第12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叔本华首先在哲学上提出了意志主义，“世界是我的意志”是意志主义的核心。他认为：“一切表象，不管是哪一类，一切客体，都是现象。唯有意志是自在之物”。作为自在之物的生命意志是一种永远不可满足的冲动。当生命意志的追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产生痛苦感;得到满足时才会有幸福感。而且“生物愈高等，意志现象愈完全，智力愈发达，烦恼痛苦也就愈显著。”所以“人在整个根性上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人生在本质上是一个形态繁多的痛苦。”把一种痛苦从前门赶走，另外一种痛苦会不请自来，由后门而入。因此，“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着。”(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164页，第68页，第427页，第42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尼采曾受叔本华的影响，但是他将叔本华的“生活意志”改为“权力意志”，“权力意志”实际就是生命力。他认为真正的选择是意志对生命的选择，所以权力意志是一切价值的不言而喻、无可置疑的标准。尼采以重估一切价值，猛烈地抨击基督教道德。他认为基督教道德是“颓废的道德”，“虚伪的意志”是对生命意志的违抗，他发出“上帝死了”的呐喊。他把人分为强者和弱者两个等级，强者与弱者的区分是生命力的向上还是向下，前者是健康，正当的，后者是堕落，虚伪的。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天然合理的，强者与弱者是不可能平等的，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总是混合地并存于强者与弱者之中。于是他呼唤“超人”的出现，超人是完全按照强力意志行动，完全摆脱奴隶意志的纯粹的强者。超人具有巨大的创造力，是超越芸芸众生的“充实，丰富，伟大而又完全的人”。尼采的思想虽然对人有重要的激励作用，但是也包含罕见的非人道，反人道的因素。

　　功利主义的影响无疑是重大的，所谓功利即功用，效益之意。功利主义总的倾向是一种行为后果论，从功利主义后果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看行为后果是否对行为者即对已有利，一种是看行为后果是否普遍地对大多数人有利。以边沁为首的是利己的功利主义，以穆勒为代表的是普遍的功利主义。

　　边沁认为，求乐避苦是人类固有的本性，人的苦乐是可以在量上加以计算的，即根据所谓的感受苦乐的强弱度，感受苦乐的时间长度，确实的程度以及远近的程度等。在理论上，其根据个人感官或精神上的快乐原则必然导致主观主义;在实践上，每个行为者按自己利益行事，不等于社会利益得到实现，从而也妨碍个人实现自己最大的幸福。穆勒认为，感官快乐是低级的，而精神快乐是高级的，而且快乐的层次越高愈能有更多的人共同享受。如果这一类行为被人们普遍地去做，就会产生普遍的善与幸福。个人的良心，同情心，社会感情都可以在利益发生冲突时成为起到调节作用的砝码。从两种不同的功利主义的争执不下可以看出，二者的争执只有获得更高的整合才能达到一致，也就是说，只有做进一步的新探索才能解决这一矛盾。

　　对于人的根本问题的探求侧重于人的方面，似乎是更加地顺理成章，所以在这方面进行探求的更是大有人在。从许多的探讨来看，其中精彩的论述，睿智的见解，令人赞叹不已。但是，如果以更高的要求来看，仍然缺乏进一步追问的力量。例如，为什么必然地会出现这样的人性、本能与基因呢?如果能够进行这样的追问，就会看到在这些问题的背后，仍然还有更为深层的答案。做为“终极理性”来说，这仍然尚未实现其终极性，依然还有再做进一步追问的需要。既然如此，更加深入地探讨就是极为必要的事情。

　　人、自然、社会，三者是联系紧密，侧重于那一方面都将因忽略广泛地联系而难于实现人的问题的全面性。指出横向联系的复杂性，就是为了克服各种孤立片面性理论的弊端，有利于防止偏执论的继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