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一千多年前就該開始的兩大原生古老傳統間的對話，這是兩個一千多年前就該相遇的兩個卓越的文明之間的正式見面。在錯過無數良機，歷經種種曲折之後，猶太與中華兩大傳統終於在公元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結尾處開啟了對話的歷程。

【歷史回顧】

公元十世紀前後，當開封猶太社區的猶太人風塵僕僕來到中國定居時，他們帶來了古老的希伯來文經卷、真實的猶太教傳統、以及這種傳統的載體——猶太教拉比。在隨後的一千多年裡，他們與中華文明朝夕相處、和睦共存，同時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保持了自己的傳統的傳承。然而在這個猶太文明在中國的存在始終是標本式的，它從未發展到引人對其獨特的傳統價值感興趣的規模和程度。

從十九世紀開始，新的猶太社團從中東、俄羅斯、歐洲先後移居中國，定居於哈爾濱、上海、天津等地，他們帶着猶太教文明的所有經卷儀文，保守着自己的古老傳統，又創建了新的近現代特色的社區文化，出版了自己的報紙、雜誌、書刊，甚至建立了自己樂隊、劇團。然而，跟他們的開封先輩們一樣，這些社區的傳統與文化活動始終局限於自己的圈子裡，從未考慮過與中華文明的對話交流問題，而他們周邊的中國人雖然與之友好相處，卻也從未對他們的文化或者傳統發生過真正的興趣。

就這樣，在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文明在中國廣為傳播的同時，作為世界上規模最大、影響力最強的一神教大系的源頭宗教——猶太教卻在中國默默無聞，無人問津。如果不是當年耶穌會教士試圖從開封猶太社區的古老經典中找尋一點反對《塔木德》的證據，開封猶太社區大概在湮沒之後也不會有人知曉。

直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中國人對猶太教和猶太文明的知識基本上還可以說是一篇空白，除了基督教帶入中國的《舊約聖經》和隨着現代文明一起傳播的幾個猶太名人的思想之外，我們對猶太思維所知甚少，對於猶太教的主體、猶太思維的核心根源——拉比猶太教的知識更是聊勝於無。相比之下，猶太民族對中華文明的了解卻極其深入，美國的漢學名家中有大批猶太學者，以色列的漢學研究也有了幾十年的歷史，並向希伯來語讀者翻譯介紹了大批中國經典。

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來自中國、以色列和世界其他國家的一批有識之士開始了推動這兩大原生古老文明相遇的進程。對猶太傳統的翻譯、介紹和研究活動在中國大地初露端倪。有關猶太文明的知識也通過互聯網和盜版書籍向普通民眾普及。雖然我們離出現中國籍的猶太學研究名家還路途遙遠，但任何進步都是值得慶賀的。

在這種情況下，兩大文明的主體傳統——拉比猶太教和儒家的高層直接對話的實現不但是大勢所趨，而且也是意義深遠的。

【特拉維夫對話】

“特拉維夫對話”於2009年12月16日、17日兩天舉行於特拉維夫大學校園。這場對話是在“儒家與跨宗教對話（Confucianism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學術會議的框架內進行的。這次會議由特拉維夫大學東亞學系和孔子學院聯合主辦，由我本人和我的同事Galia Patt-Shamir聯合組織，參加者包括來自中國、美國、歐洲、以色列的20多位學者，研究領域包括漢學、猶太學、基督教、伊斯蘭教。在最初策劃時，我們曾經打算將會議主題確定為“跨宗教對話：儒家與猶太教”，後來考慮到從事該領域研究的學者人數有限，決定擴大對話範圍，邀請包括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方面的學者參加。儘管如此，該會議的特色仍然在儒家與猶太教的對話方面，會議的參加者以從事中猶兩方面研究的學者為主，論文題目也多與中國與猶太文明的關係有關。

這場會議的高潮是杜維明與阿丁•施坦澤茲的當面公開對話。杜維明是當代新儒家的領航者之一，阿丁•施坦澤茲則被某些人稱為猶太教歷史上千年一出的超級賢哲，兩人間的對話是兩大傳統的領袖人物有史以來第一次當面過招，歷史與現實意義均不可低估。為了突出這場對話的地位，我們將兩人間的對話緊緊地安排在了開幕式之後，先請兩位表述各自傳統對“對話”概念的理解，然後留出了半個小時的時間自由辯論。

對話那天，到場聽眾近四百人，以至原來預定的會場不夠大，臨時轉往大講堂開會。又因為該講堂並非事先預定，兩小時後另有活動，不得不在兩人演講結束後又將辯論轉回原會場。辯論由杜維明開場。他緊扣阿丁•施坦澤茲在演講中提出的“對話的主要形式是發問”這一理論，問道：“如果不斷發問，由發問造成的緊張狀態怎樣處理？”阿丁•施坦澤茲的答覆則聚焦於“我們為什麼要發問？”強調由於我們不可全知，發問是無法避免的。隨後辯論又轉入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問題。辯論時間結束時恰逢杜維明發言，他用妥協的表示作了發言的開頭，表示同意我們不是全知的，隨後再次闡述了自己的觀點，由此結束了這場精彩的辯論。

杜維明的問題看似平淡，其實卻是直奔猶太教命門的實質性問題。因為猶太教沒有“和諧”的概念，強調爭辯精神，將人際關係與學養追求分而治之，因此不但不把緊張狀態看作問題，反而有意無意地鼓勵求知過程中的緊張狀態的出現。正因為如此，阿丁•施坦澤茲並未理會“緊張狀態”的問題，而將話題集中在“我們如何獲得知識”方面。雙方的傳統差異在各自的辯論方式上也表現得非常明顯，阿丁•施坦澤茲秉承拉比猶太教“求異”的傳統精神，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並不照顧辯論空間的整體氣氛。杜維明則明顯有一種“經天緯地”的氣象，試圖營造一個整體上具有某種和諧特徵的空間，他最後的“妥協”實際上可以被看作是以退為進，多多少少把阿丁•施坦澤茲收入了這個空間之中。阿丁•施坦澤茲時間用完，只好眼睜睜地被和諧了一把，會後仍通過他的助手轉告我說：“拉比認為對話不意味着要雙方達成一致”。

弔詭的是，發言中強調“發問精神”的是阿丁•施坦澤茲，辯論時真正發問的卻是杜維明。同樣，強調“緊張狀態應該得到解決”的是杜維明，避免引發緊張狀態的卻是阿丁•施坦澤茲。兩人間這種“哲理倒錯”的精彩表現讓人不能不沉思兩大傳統間的差異是否真象表面上所顯示的那麼大，還是象老歐常常說的：拉比猶太教與儒家思想的相似之處是驚人的。

會議最後在“猶太——阿拉伯青年聯合樂隊”的音樂演奏中結束，顯示作為組織者，我們希望繼承猶太——中國傳統中共有的“知行合一”精神，讓傳統、宗教間的對話與現實問題的解決聯繫起來。

【台北對話】

“台北對話”於2010年3月22日、23日兩天在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舉行。與“特拉維夫對話”不同，這次國際會議的主題便是“猶太與中國傳統的對話國際研討會”，這是有史以來猶太與中國傳統，特別是儒家思想與拉比猶太教傳統之間第一次“名正言順”的對話交流。因此，中國文哲研究所所長鍾彩鈞在會議結束時的圓桌論壇上所作的“這是一次開創性的會議”的結論是恰如其分的。

這次會議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與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聯合主辦，文哲研究所所長鍾彩鈞、政治大學宗教所所長蔡彥仁、以色列辦事處主任甘若飛、辦事處員工魏卓生等人為會議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與特拉維夫對話相比，這次會議的組織工作極其出色。會前文哲所舉行了《阿伯特——猶太智慧書》的讀書會，使參加會議的學者對拉比猶太教文獻有了感性的了解。會議對旁聽參加者採用報名登記的辦法，事先便準確預計原定會議室不夠大，因而將會場移往地下室大廳。會議上的每篇論文收入論文集，會上人手一份，且都安排了相關學者的認真回應。會後則將所有會議資料，包括圓桌論壇的發言整理成集，即將在《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出版專輯。相比之下，特拉維夫會議因為臨時多次更換會場，無法錄音，以至象杜維明和阿丁•施坦澤茲的辯論這樣重要的資料都未能保留下來，作為會議的組織者之一，我本人對此深感愧疚。

台北對話的形式也與特拉維夫對話不同，在七場演講中，四場由我和歐永福主講，台灣學者則主要從儒學及比較宗教學的角度作出深度回應。從某種意義上說，每位參加者都是對話的中介者與參加者，而不再具有明顯的雙邊界限。在內容方面，我跟歐永福為這場對話進行了近兩年的準備和構思，在對四個題目的設計上，首先選定了中國傳統中最重要的兩個文本——《論語》和《老子》進行文本對話。隨後又選定中國傳統中的兩個核心價值觀念——孝親與尊師，進行價值觀對話。後因我們兩人與美國猶太學家Ronald Kiener聯合進行的有關中國猶太傳統禮宴比較的研究進展順利，便替換掉了孝親的主題。

與特拉維夫對話相比，台北對話是拉比猶太教與中國傳統間更加系統、更加深入的對話，對話的內容涉及到了兩大傳統中最核心的價值觀：包括道、上帝與《托拉》、經典的詮釋、行動性、時空觀念等大量問題。台灣學者的三場演講則涉及了中國猶太社區、《舊約聖經》的倫理觀念等不同領域的問題。總的來說，台北對話少了一點象徵性，但實質意義更為顯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猶太與中國傳統對話的真正開端。

【幾個特點】

回顧這兩場對話，首先引人關注的是新儒家的積極參與。特拉維夫對話中，“波士頓儒家”的主帥杜維明與重鎮大將白詩朗都親自到場，並積極參加了對話的進程。台北對話中，新儒家元老劉述先不僅每場必到，而且幾乎每場都發表精闢的見解，並且在最後主持圓桌論壇，對這場會議做出了出色的總結，充分顯示出其不凡的學養和高度的開放精神。新儒家的出色之處原在其開放性，不僅保守傳統，而且認真研究世界各家傳統之短長，如牟宗三先生對康德的研究，梁漱溟、熊十力對佛教的批評，都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新儒家的理論色譜。因此，新儒家在猶太與中國傳統對話中的積極參與，不僅是對新儒家自身特色的一貫保持，也為這場對話的成功奠定了基礎——真正的對話應該是保留自己文化根源者之間的對話。與此同時，我也真誠希望與拉比猶太教的對話能進一步豐富新儒家的資源，為中華傳統的長存與進步提供更多的生命力來源。

其次，基督教社區的參與也同樣引人關注。特別是在台北對話中，不僅基督教學者們提出了高水準的論文，做出了有份量的回應；而且報名出席的聽眾中基督教徒也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基督教最早將猶太文明介紹到中國來的，猶太傳統與中國傳統間的對話很大程度上也與基督教傳統與中國傳統間的對話有着密切的關係。我真心地希望中國的基督教社區能積極參與到這場對話中來，並起到推動的作用。

第三，雖然初次見面，但對話中卻顯示出高度的真誠性。對於這兩場對話，我個人最滿意的是對話沒有停留在“你好我好”的客套階段，而是鞭辟入裡，從一開始就觸及實質性問題，全無廢話。從杜維明對阿丁•施坦澤茲單刀直入的提問，到劉述先、鍾彩鈞、蔡彥仁等學者對我和歐永福的論說的毫不遮掩的深度批評，這場對話從一開始就顯示出良好的、健康的坦誠氣氛，我希望這種氣氛能在今後的對話中保持下去。

如果說有什麼問題的話，我最大的遺憾是某伊斯蘭教權威婉拒了參加特拉維夫對話的邀請，使這場本來策劃的四教對話未能實現。我承認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作為宗教領袖，應該明白在是非之上，另有一個超越的層次；在那個層次里，是是非非失去了其日常的意義，人們所尋找的是超越是非之上的共性。只有達到這個層次，宗教領袖們才能像猶太教賢哲希列長老所說的那樣：“熱愛和平，並帶領人類追求和平。”因此，宗教領袖斷不該象普通教徒那樣拘泥於是非，耿耿不忘。我真誠地希望有份量的伊斯蘭教領袖能夠加入下一次對話，在增加了儒家維度的情況下，也許對話能給一神教的宿敵們帶來新的相互理解。

【結束語】

馬丁•布伯告訴我們說：“凡真實的人生皆是相遇。”

人如此，傳統如此，文化亦如此。唯交流能使文化生生不息，唯對話能使傳統綿延不絕，唯相遇能使人類的夢想成為真實的世界。

猶太傳統與中國傳統的相遇已經開始，讓我們祝願這夢想最終將成為真實！

張平 2010年4月2日 於特拉維夫

特拉維夫對話招貼

台北對話招貼

台北對話前《阿伯特——猶太智慧書》讀書會招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