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的金融危機，給美國社會帶來了震盪。近來的“茶黨”運動和“占領華爾街”運動，就反映了人們的躁動不安。其實，美國社會的一些深刻變化已經開始了二三十年了。作為新移民，我們面對的是更個人，更獨特的生存和融入社會的奮鬥，而對於社會本身的演變，特別是媒體上不常見到的高層白領生活的演變，也許體會不深。然而對於這種演變的了解卻是認識美國近幾年劇烈變化和今後走向的基石之一。而《錯位的美國》（Elsewhere,U.S.A. by Dalton Conley, 2010）就提供了一個觀察和理解幾十年來美國白領生活變化的窗口。

《錯位的美國》的書名概括了作者對於當今美國生活的看法：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只有當他們奔向下一個目標時才覺得自己適得其所。不論在辦公室，家裡還是孩子的運動場上，我們都被不同的角色所爭奪，被無所不在的網絡和電子玩意兒所纏繞，被“應該做更多”的感覺所困擾。我們從不缺席，卻總是“錯位”。這種“錯位”並不一定是貶義的，而只是我們的生活相對於傳統的一種背離趨勢。

《錯位的美國》的作者康利（DaltonConley）是個很有實力和潛力的社會學家。４０歲剛出頭的康利目前是紐約大學的社會科學院長，大學講席教授。２００５年，３６歲的他成為首個獲得瓦特曼獎(AlanT. Waterman Award)的社會學家。這個獎是美國國家基金會獎勵科學和工程領域的傑出青年研究者的。他已經出版了多本學術與通俗著作。然而，《錯位的美國》卻談不上是一本學術著作，而更象一本散文集。它的大多數議論並不基於統計或邏輯推理，而是源於個人的觀察和有限的事例。儘管如此，康利以他社會學家的敏銳目光，為我們描繪了當代白領生活圖景並試圖揭示背後的原因。相信我們不少人看了之後會暗暗點頭：“他說的不就是我嗎？”【注一】

本書的中心就是這樣一個悖論：當今的美國，單位時間收入越高的人工作的時間卻越長。這種現象是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截然相反的：那時候的有錢人不需要每分每秒賺錢，而可以花很多時間在高爾夫，教堂等休閒活動上。而今天的公司高管，律師，銀行家，每周工作６０到８０小時是很普通的事，更別提通過手機，電郵全天候與工作連接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呢？作者總結了三個基本原因。第一，由於工作的性質從單調重複變得有趣有挑戰，人們選擇工作的自由也增加，使得工作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生活的中心而不僅是賺錢的手段。同時工作成績和職業名聲也成為一個人的“自我”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人拼命工作的動力。第二，收入差別上的“紅移”現象：收入越高的人的收入增加也越快。所以職場上的人雖然自己收入也在增加，但與自己的上級相比時卻感到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似乎自己的收入在降低，需要更多工作來彌補。同時，由於單位時間的收入很高而帶來了“替代成本”，也就是說每一個不工作的小時看來都象一筆可觀的損失。第三，現代白領有日益增加的不安全感。由於媒體的渲染，白領裁員的現象給人帶來很大的心理影響。同時現代經濟活動中有很多真正價值可疑的工作（如廣告），所以從業人員看不到自己的收入來自什麼貢獻，因而對未來是否能保持收入也心存疑慮。由於這些因素，我們看到了社會物質豐富，人們卻更勞累的奇怪現象。

而書中分析的其他種種現象，可以說都與“工作狂”有關。這些現象可以用幾個“模糊”來概括。首先是工作與生活的界限模糊了。這年頭，一方面工作場所流行提供生活協助如托兒服務，餐飲，乾洗衣服等，讓員工解除“後顧之憂”，另一方面由於通信手段的發達，員工（特別是白領員工）也被要求“日夜待命”，即使在家裡也不能脫離工作。而且業餘愛好也變得與工作有關。例如從事“開源軟件”開發的“業餘愛好者”，很多就是專業的軟件工程師。他們參與開源軟件一方面是自己的愛好，一方面也希望能建立名聲，有益於自己的專業生涯。

第二個是消費與投資之間的模糊。把豪宅，名車等消費品當作可以增值的“投資”已經是中產階級的通病了。而且對今天的白領來說，高檔消費不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而是營造職業形象，建構關係網的一種“投資”。另一方面，當今社會雖然物質及其豐富，但“社會地位”仍然是稀缺商品，而其“價格”隨着人們收入的增長而水漲船高。也就是說，高收入人群為了表徵自己的社會地位必須大筆消費某些奢侈品。這兩方面的動力造成了消費的無止境增長，也反過來成為了人們多工作多賺錢的另一個動力。

第三個“模糊”，是“人情”與“金錢”界限的模糊。由於大量時間用於工作，許多本來的家庭活動就“外包”給了專業服務者：育兒交給了學校，精神支持交給了心理醫生，身體放鬆找按摩師，等等。這些原來由家庭成員無償提供的“服務”，現在需要從不同的來源“購買”。這就造成人的社會關係鬆散和脆弱。而且，原來朋友間的交往聚會現在也帶上了“金錢”色彩。每一個朋友都被看作潛在的生意合作者。這幾個“模糊”，帶來了個人生活和社會結構的深遠變化。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把婦女參加工作看成是這些社會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顯而易見的是，婦女參加工作對於家庭的結構，工作與家庭的關係都會產生巨大影響。但作者進而提出，婦女參加工作也是社會上收入差距加大的一個重要原因。由於職業人士甚至高級白領中女性人數的增加，“成功男士”更趨於尋找具有同樣收入能力的女士作伴侶，而這種“強強聯合”造就了收入超高的家庭。而另一方面，低收入人群中單親家庭的比例更高。所以在家庭收入的比較上，兩者的差距就更大了。（關於收入差距我將另文探討。）需要指出的是，原作者與本博主對婦女參加工作都沒有負面看法。這裡只是說一種社會現象。

雖然作者聲明，他只是分析當今社會的大趨勢並不作道德判斷，而且還忠告讀者不要抗拒這些趨勢，但他的總思路應該是繼承了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他的“錯位”就與“異化”異曲同工，也就是認為這些社會趨勢是違背人性的，是損害社會，而不是社會的進步。我想，馬克思時代的工人，追求的是生理需要的滿足。而今天的高級白領追求的是精神層次的滿足：社會地位，成就感等。當然這些滿足，不管層次，都是自身行為合理的動力。但高層的需求被自己定義和選擇的空間更大。也就是說，今天的白領對於自己行為有更大的選擇權，而不像馬克思時代的工人那樣在時代趨勢面前無能為力。從這個意義上說，《錯位的美國》這本書對我們不僅帶來理至上的思考，也對指導行動有實際的意義。

【注一】需要指出的是，書中談到的很多現象，其實都只限於白領或高層白領之中，並不能算作美國社會的普遍現象。當然本書的對象就是高層白領，這並不是問題。但如果忘了這一點，讀來就往往會有“何不食肉糜”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