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收穫：小女兒也跟着出書啦!

　　由美女作家徐徐主編的《我們這樣上中學》一書2011年10月已由吉林出版集團出版。該書已在全國各大書店開始出售。

　　這本書是由34位在德國出生、長大的華人第二代孩子及部分家長所寫。全書共25萬字。分為四個部分：1.在德國的精彩課堂 2.異彩紛呈的課外生活 3. 中德教育大不同 4.海爸海媽的觀點。

　　該書試圖通過孩子及家長的眼光和對比，全面、客觀、立體地表現德國教育的特點特徵，是本值得一讀的好書。

　　我小女兒的短文《雷昂的身世》以及我的一篇後續文章也被選入該本書中。現發出來，與大家分享。

　　雷昂的身世

　　胡顯(13歲)

　　(作者簡介：胡顯，女，1998年1月出生於德國。小學畢業時，拿着大滿貫“1分”的成績單去中學報名，中學校長吃驚地瞪大了眼睛說：這中學三十年來，還從沒見過這麼漂亮的成績單!之後，那所小學對所有中國學生都特別歡迎，特別友好。因為學校的校長和老師都認為：中國孩子很勤奮很聰明。喜歡小動物、彈鋼琴，喜歡跳芭蕾舞。最喜歡看書。)

　　我還在上小學的時候，有一天，姐姐帶着一個可愛的小嬰兒到家裡來。這是一個金頭髮、藍眼睛、頑皮的孩子。他的身世很特別——他媽媽生他的時候才十七歲，而他沒有爸爸，因為他媽媽不知道他爸爸叫什麼名字也不知道他在哪兒。

　　雷昂的媽媽叫安娜,她是姐姐的同班同學，也是姐姐的朋友。當雷昂——這就是嬰兒的名字——在媽媽肚子裡的時候，他媽媽還是一個學生。安娜發現，自己懷孕了，她就得到政府的幫助:社會救濟，兒童金，還有母親補助，都是為了幫助嬰兒的成長。為了雷昂，安娜在懷孕的第八個月和生孩子一年以後，就休學在家。

　　在德國，像這種事情，不是唯一的。還有不少才十四歲的女孩子就懷孕生孩子。這種情況雖然在德國被接受，但不被讚賞。

　　姐姐幫安娜捐了款，還送了我小時候的玩具和衣服。

　　雖然媽媽也幫助了雷昂和安娜，但她覺得這樣的事情很丟臉，教育我和姐姐千萬不能像安娜這樣。

　　引導、啟發的結果

　　劉瑛依舊(胡顯的媽媽)

　　為這篇短短400多字的作文，我們家吵翻了天：小女兒跟我爭論，大女兒跟我爭論，小女兒跟大女兒爭論，最後，我們三人攪在一起爭論——三個女人一台戲呀!

　　本來，這只是中文學校布置的一篇作文。為讓孩子能夠從容地選題、作文，老師給出了兩個星期的足夠時間，並要求，必須讓孩子獨立完成，家長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到孩子頭上，更不能左右孩子作文。

　　直到交作文的最後一天，女兒拿出了上述寫好的超短作文。我要求小女兒增加字數，並引導她：安娜是怎樣一位姑娘?她是怎麼有孩子的?她為什麼不知道雷昂爸爸叫什麼名字也不知道他在哪兒?

　　這些小女兒都清楚：安娜是個文靜漂亮的女孩，一直學習優異，行為良好。十六歲那年，就因為一次到迪斯科去蹦迪，喝了陌生人給的莫名飲料，興奮異常。從迪斯科出來後，跟着一位自稱是柏林來的陌生男子在外過夜，結果懷了雷昂。當時她自己並不知道，直到懷孕第五個月才發覺。產前檢查孩子很健康。按德國有關規定，沒有特殊原因，原則上不能做引產。安娜決定休學在家，生下雷昂。

　　可小女兒不願寫這些。她說：我寫的是“雷昂的身世”，而不是“安娜的故事”。再說，這些事是安娜的隱私，沒有經過安娜的同意，我不能隨便寫她。

　　我想也對，孩子懂得尊重他人隱私，這應該肯定。於是，我轉而從另一個方面進一步引導她：知道安娜懷孕的事後，安娜媽媽有什麼反應?她是怎麼做的?學校是什麼態度?姐姐和安娜的同學是怎麼做的?我們家對這事又是怎麼做、怎麼看的?

　　我的意圖很明顯：引導孩子寫出德國母親、德國學校、德國同學、德國社會對這事的態度和處理方式——這一切與中國截然不同。

　　不過，小女兒當時還小，不太清楚這裡面的事。我告訴她：在中國，一個未成年的在校女學生未婚先孕，在所有人眼裡，是一件非常丟臉的事。她不僅得不到社會福利制度的種種保護，而且，還會面臨着中斷學業、身敗名裂，更會遭致各種歧視和流言蜚語。母親能做的、唯一的選擇，就是幫女兒儘快把孩子做掉，再想方設法掩蓋事實，消除影響。而在德國，情況完全不一樣。安娜媽媽沒有灰頭土臉、鬼鬼祟祟地逼着女兒去墮胎，反而光明正大地支持女兒把孩子生下來，並理直氣壯地到政府有關部門為安娜申請種種福利保護。安娜所在的學校知道情況後，沒有開除安娜，而是同意保留其學籍，允許她在1-3年之後，再回到學校重新完成中學學業。安娜的同學們呢?他們不僅沒有因此歧視她、躲避她、看不起她，反而更加熱心地幫助她。安娜挺着大肚子，在學校愉快地度過了這段懷孕時光。姐姐(我大女兒)作為安娜的好朋友，義不容辭地為安娜做了許多事情，到最後，還熱心地當上了雷昂的乾媽。

　　我還告訴了小女兒另一件事：當得知安娜媽媽支持安娜生下孩子的決定之後，我曾非常震驚——這跟中國媽媽太不一樣了!為此，我專門到安娜家，跟安娜媽媽就這件事交換過看法。安娜媽媽在大學所學專業是社會學。她反對墮胎，不光因為她是天主教徒，更因為她站在社會學角度，從更高的層次、以宏觀的眼光堅定地認為，這世界上沒有什麼比生命更值得呵護、沒有什麼比生命更重要的了。她似乎並不對女兒將來的生計和前途擔憂。安娜媽媽這副泰然處之、遇驚不變的態度和對事件的社會學眼光以及處理方式，都曾經讓我感慨良多。

　　對於這些中外比較，小女兒沒什麼感受。畢竟她在德國出生，才十三歲。她感興趣的是另一件事：“姐姐當過雷昂的乾媽?” 之前，她還壓根兒不知道這事兒呢!姐妹倆相差十一歲。妹妹一貫崇拜姐姐，有什麼話都願意對姐姐說。她拿起電話，打給姐姐，去求證這件事。沒想到，這個節外生枝的電話，引發了我們家的軒然大波。

　　姐姐在電話里對妹妹嘰里呱啦說了一大通，態度鮮明地強烈反對把這件事寫成作文。她認為，這是安娜的隱私，她不願讓別人拿着當故事去說。放下電話後，小女兒以不容商議的口吻對我說：姐姐不同意寫安娜的事情。我得尊重她的意願。這篇作文得重寫。並且她還跟我這當媽的爭論，她認為，我這樣不尊重別人的意願和隱私，太不文明、太沒有修養了!

　　“尊重他人”的觀念已深深根植在孩子的心中，我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說服孩子，更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到孩子頭上。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就是回過頭去，先做通大女兒的思想工作。只有得到她的首肯，才有可能讓這篇作文面世。

　　大女兒的反對態度比小女兒要激烈得多。她情緒激動、竹筒倒豆般地說了很多積鬱在心中多年的怨氣——都是她青春叛逆期想對我說而最終沒能說出口的話。我這才突然明白，當年，由這件事所引起的我與她之間的矛盾衝突，並沒隨着時間的推移而徹底淡忘。對她來說，這一頁並沒有徹底翻過去。

　　安娜曾是女兒最好的朋友，經常到我們家來。在我眼裡，安娜是個懂規矩、明事理、頭腦清醒的姑娘。女兒跟別人在一起，我會不放心，跟安娜在一起，任何時候我都放心。因而，當得知安娜懷孕消息的一霎那，我的感覺可以毫不誇張地用“晴天響雷”來形容，怎麼偏偏是這個讓我最放心的人，做出了讓人最不放心的事?在此之前，我跟大女兒沒什麼矛盾衝突。雖然有時她對我說的話左耳進右耳出，但總體還是個聽話理智的孩子。

　　安妮懷孕事件出現伊始，大女兒的反應和種種表現，曾讓我這個當媽的感到欣慰和自豪：她沒有帶着勢利的眼光疏遠安娜，而是更加熱心真誠地幫助安娜，關照安娜。她牽頭組織大家為安娜捐款，帶頭組成一個學習小組，幫助安娜完成各種筆記，輪流幫安娜背沉重的書包。問題出現在後來，雷昂出生後，安娜沒有繼續住在父母家中，而是帶着孩子搬出去另立門戶。一個17歲的年輕姑娘，自己還是個孩子呢，正處在貪睡的年齡段，卻要每晚起來好幾次，照顧鬧夜的小嬰兒。脫離了學校和同學，整天手忙腳亂地在奶瓶、尿片中窮應付，那份孤獨和艱難可想而知。大女兒這時成了安娜的最佳傾訴對象。每天放學一到家，安娜的電話隨後就到。電話一打就是一小時，甚至幾小時。不但如此，安娜還三天兩頭請大女兒去她那兒陪伴她。有時，還把雷昂放到我們家，讓我替她照看孩子，她自己則和同伴們逛街購物，外出郊遊。

　　這種事情偶爾為之，當然可以。問題是，這一切慢慢變成一種常態，開始嚴重影響和干擾到大女兒的作息和學習。 一天半夜，安娜在雷昂無休止的啼哭中情緒失常，打來電話，向大女兒哭訴。大女兒推醒睡夢中的我，請我開車立刻送她到安娜那兒去。我斷然拒絕。因為，第二天大女兒還有考試。再說，碰到這種問題，安娜應該向她媽媽求助，而不是向毫無育兒經驗、同是孩子的大女兒哭訴。

　　“你三更半夜到她那兒去，能解決什麼實際問題?”我問。

　　“她現在孤立無援，非常孤獨。需要別人陪伴。”大女兒說。

　　“那也應該是她媽媽陪伴她，而不是你。再說，你明天還有考試。”我說。

　　可大女兒不聽。堅持要做她剛才在電話中已經承諾的事：馬上到安娜那兒去陪伴她。見我不肯開車送她，她乾脆自己到車庫拿出自行車，獨自一人騎着車走了。而我因為擔心女兒的安全，只好氣急敗壞又極不情願地開車尾隨過去。那一個晚上，全家都被折騰得沒睡安穩。可想而知，第二天女兒在睡眠嚴重不足的狀態下，那考試成績能好到哪兒去?

　　我開始阻攔女兒跟安娜的這種交往，旗幟鮮明地向女兒說明我的觀點：女人的每個年齡段，都有特定的任務和使命。女人在其一生中，要擔當不同的角色。對於16、7歲的在校女孩來說，她的角色主要是學生，學生的任務就是要搞好自己的學習，讓自己健康成長。以後，女孩也要為人妻為人母，也要養育孩子。但這一切，都是在將來，而不是現在。安娜的問題，在於她過早地做了不該做的事，過早地扮演了自己不能勝任的角色。她的生活是錯位的。我們應該幫她，但不能把自己的生活也卷進去。安娜母親是安娜的監護人。她既然支持女兒生下孩子，就不能“站着說話不腰疼”，把麻煩推給別人，而應該更多地擔負起對女兒的責任，花更多的時間去陪伴女兒。

　　正處在青春叛逆期的女兒與我的衝突就此開始。麻煩的是，在這種衝突之外，我們之間還有另一種讓人更傷腦筋的衝突：安娜的意外懷孕，給我敲響了警鐘，讓我對迪斯科如臨大敵。我明確禁止大女兒涉足迪斯科。可問題是，在德國，迪斯科允許18歲以上成年人進入。有些迪斯科得到准許，甚至讓十六歲的青少年進入。處在青春叛逆期的孩子，都特別希望證明自己已長大成人。迪斯科就成了他們證明自己的一個重要方式。就像中了邪似的，16、7歲的孩子都偏偏把周末聚會啦、生日慶祝啦，一股腦兒地搬到了迪斯科。

　　由於我的禁令，導致大女兒不能參加同學們的這種聚會。人緣關係一向不錯的她，逐漸顯得不合群，還居然成了個別調皮男生的嘲笑對象，他們戲稱她是“小兒科”。對女兒來說，怎麼能容忍這種戲稱?怎麼能忍受被人孤立?每一次聚會都會引發我們之間的衝突。在這一點上，我毫不讓步，表現得比“虎媽”還要強悍十倍百倍。對女兒的感情傷害在所難免。

　　現在，大女兒已長大成人。對於是非已有自己的辨別;對人與事也有自己的評判。倒出了心裡的一大堆不滿之後，最終，她還是同意妹妹把這段故事寫出來，畢竟，她認同當年我對她灌輸的觀點。

　　事實上，孩子在這種簡單和真實中，反過來引導啟發了我，給我上了一堂生動的人生課：在孩子面前，父母總喜歡以教育者自居。而作為父母，真正懂得並做到“尊重他人”了嗎?

　　徐徐點評：當初，胡顯同學的稿子一上來，按照編輯的慣有思維，就是想讓她把這個社會問題深入下去，寫出一篇出色的文章來。結果沒想到，這事引發了一樁家庭“戰爭”。而且，文章重心由“未婚媽媽”這個社會問題轉向了“兩代爭辯”的教育問題。

　　其實，這文章裡面的深意，家長都已經寫得很清楚。這樣一個形式，很獨特。我們出版這麼一本“移二代”的書，目的並不是要呈現“漂亮作文”，而是要展示德國孩子的原生態的思想狀態和教育狀態。

　　家庭爭辯，是教育模式里的重要一部分。誰說只能家長教育孩子?在家庭爭辯里，父母照樣可以是“受教育”的一方。只是，能放下家長的臉面來反省自己的中國家長，實在不多。幸好這位家長樹立了一個榜樣。

　　哎，都什麼時代了，當家長也要當得酷一點兒，自己不讀書不上進但又以權威自居，這樣的父母，最老土了......孩子其實是最講理的，若連孩子都不願與自己爭辯，如此讓自家孩子糾結和無語的家長，真的是完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