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学术殿堂受污染的问题确实存在。真文凭，真知识，得来不易，十年寒窗；有些人已经没有那些耐心了，但他们对文凭、对荣誉所能带来的东西，是毫不含糊的。于是就投机取巧。”2003年年初，就假文凭对社会的危害问题，蒋民华院士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这样说。

　　让他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是，仅仅几个月后，他所批判的问题落到了他自己身上：他的名字，随着一封署名于锡玲的检举信的流传使他成为媒体、网友、同事及其学生关注的对象。

　　这封长达数万字的检举信详细叙述了蒋民华在山东大学五十年来如何利用各种途径剽窃或占有同事、学生学术成果，以致当选中科院院士、获得多项科研成果奖或其他奖项的经历。

　　这封检举信早在2月9日就出现在“新语丝”网站。随后，国内诸多大学或知名网站的BBS纷纷转载。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道德建设委员会、国家基金委、教育部、山东大学党委、诸多院士、学者、媒体纷纷收到该检举信的文字版。

　　这封检举信举证材料翔实，检举人于锡玲系山东大学晶体所教授、晶体界专家；被检举人系中科院院士、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现任山东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检举人所言属实，蒋民华作为院士的资格将成为问题。

　　质疑ＤＫＤＰ一号受奖人

　　于锡玲称，至少有六项科研成果“所写情况均为伪证，其中数项成果与他毫无关系”。她所指的六项成果，均为山东大学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研制成功的晶体。

　　对DKDP（亚稳相生长磷酸二氘钾）一号受奖人归属的争执一直贯串在蒋于两人的恩怨中，也是促使于锡玲不惜耗时数年到处反映蒋剽窃的关键点。自1981年该项目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以来，于锡玲为此奔波了二十二年。

　　对于双方就此产生的争执，早在1988年5月26日山东大学组织部就作过说明，认为“于锡玲同志名列第二，这是其他原因造成的。事实是该同志在此项研究中作出了主要贡献。”

　　“然而，这一说明实际上并没有起到纠正事实的作用，1991年蒋民华评选院士，DKDP获奖一事仍被列为主要证明材料。”于锡玲说。

　　根据于锡玲所言，记者在蒋民华当选院士推荐书中得到证实。该推荐书称，蒋民华在亚稳相生长DKDP晶体中“名列第一，课题组长，全面指导”，并“提出亚稳相生长理论和方法”。

　　“其实，在研究理论和方法期间，蒋不是课题组长，甚至连研究小组成员也不是。名列第一纯属剽窃。”于锡玲说。

　　据于锡玲介绍，该项目是1969年4月山东大学晶体所接受的国防任务，起初的研制人员有高樟寿（组长）、于锡玲、房昌水、蒋民华等。“理论和方法（工艺）是研究小组在1970-1977年间攻关完成的。而1969年底蒋民华就调离了研究小组。这时的研究小组，由我担任组长，成员有荣全祥（刚毕业学生）及高风春、鹿玉珍等工人。”于锡玲回忆说。

　　于锡玲举证说：1974年她因病住院，实验工作由高樟寿主持；1975年她将研究技术推广给大连油脂化工厂；1978年该研究被全国科学大会和山东省科学大会评为受奖项目，她代表晶体所出席了这两个盛会。

　　蒋民华仅起到领导作用？

　　针对于锡玲的说法，蒋民华院士给了记者一份1983年3月10号他写给山大党委的信。蒋院士信中讲，参加人员和研究时间与于锡玲所言一致，两人的分歧在各自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认定上。

　　对于锡玲认定的剽窃步骤，蒋有自己的说法：“1977年参加全国基础学科规划会议后，考虑到晶体所实际贡献多而文章少，开始成立DKDP课题组。后在生长组的基础上吸收测试组、X光组和分析组同志参加。1979年8月，三个课题组成果较好，我在房昌水、王民实验总结基础上写作《DKDP晶体的多形性与亚稳四方相生长》一文，并带往西德交流。”

　　“开始只有两三个人，都是我监督着干的。我的文章在总结的基础上进行拔高，完全上了一个水准。于锡玲的那部分不够水准。”蒋民华院士称。

　　但于锡玲回忆说：“我们当时一拿到奖状，就提出了质疑。张克从（知情人，晶体研究前辈、专家，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向孙汉卿（时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

　　汇报，孙书记指派邓丛豪副校长专门就此事展开调查，并公布了事实。蒋找吴富恒校长诉苦，吴校长批评邓校长做事太过分了，邓校长回答说‘你看事实去’。”

　　于锡玲所言是否属实？九十多岁的孙汉卿书记去了青岛疗养，记者没能联系上；邓丛豪校长已经去世。不过，张克从教授和吕广田书记（知情人、晶体所上任总支书记）向记者证实，确实有学校党委组织调查这回事。“大概是20世纪80 年代，邓校长召集全所人员，专门开了大会，大会上既肯定了于锡玲所做的研究工作，也说了蒋民华发表文章未经于锡玲同意一事的不妥之处。”吕广田回忆说。

　　“我个人认为，邓校长讲得比较客观。”吕说。他1970年到晶体生长实验室工作，见证了晶体所的发展壮大。

　　吕进一步回忆说，DKDP是“文革”后晶体所第一个获奖的项目，主要分歧在名次上。记者问两个人到底谁的贡献大的时候，吕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老于的材料都属实”：“她是共产党员，又签了名。签名就表示了负责，诽谤诬告要受处分的！”

　　张克从教授也回忆说，起初于锡玲是主要角色，后来郑道泓接手，“郑道泓一直在搞这个工作，蒋民华没有参加亚稳相实验，他起到的是领导作用。”

　　对于成果的认定，山大组织部是这么说明的：于锡玲是“晶体所水溶性晶体生长动力学研究的主要骨干”；“主持并解决了亚稳相生长高氘化程度DKDP晶体的技术关键和工艺条件”；“对亚稳生长规律进行全面研究，其理论和方法有新的突破，她首次用激光纹影法精确地测定了两相稳定区的界限，并于1977年提出了亚稳相生长DKDP晶体理论。并用此理论指导了DKDP晶体的生长，长出的晶体首次出口美国。”；“主持并参加建立了亚稳相生长DKDP晶体中间试验，承担了DKDP晶体国外定货任务，满足了国内外的需要。”

　　对各人成果的认定，也可从1999年10月14日存放校科研处的《DKDP开发提成金对发明者分配方案》看出端倪。该方案中，于锡玲分配比例45%，蒋民华14%。

　　罗氏盐的故事

　　KNT（酒石酸钾钠），又名洛瑟尔氏盐、罗氏盐，无色透明或白色结晶物，在医药、试剂、制镜业用途十分广泛。

　　这一用途极广的化学晶体，一问世就伴随着故事。

　　蒋民华院士在《推荐书》主要成就与贡献栏称：“在20世纪50年代末，他直接参与研制的酒石酸钾纳（KNT）大晶体曾闻名国内。”

　　“这是拿同事的成绩往自己脸上‘贴金’！”于锡玲称，蒋民华没有参加该项研究的任何工作，该研究当时由山大化学系的一个教研组负责，组长是张克从。

　　“这个晶体由许承晃（原山大研究人员，现华侨大学教授）研制成功，赵觉（时任化学系总支书记，已离休）抱着大晶体参加全国群英会。”她证实说。

　　“KNT是我第一个搞的，第一块大晶体是我做的！”蒋民华称。

　　记者就此向许承晃证实，许教授接电话十分激动：“工作刚开始是我做的。

　　我不愿提这些事情。谁都很清楚当时是怎么回事。我被迫离开山大的嘛。事情过去这么久，还有提起的必要吗？谁都很清楚！”他反复说。

　　“这是海军905研究所的一个项目，主要是许承晃带着龙英才、谢晓超做。

　　蒋民华当时在带X光实验，基本上不大进实验室，也不可能提出指导。”刘清舜（晶体所工程师、晶体所创始人）说。

　　张克从教授承认他当时担任组长、许承晃负责的事实，但没有就此更多评论。

　　ＡＤＰ晶体与蒋无关？

　　ADP主要用于军舰上探测回声，解放后中国开始重视这一晶体的研究。蒋民华院士推荐书这样描述：磷酸二氢铵（ADP）大晶体：1964年国家新产品二等奖，集体，科研组负责人，直接领导和参与研制。

　　这一说法遭到于锡玲的驳斥，“研制ADP晶体时，山大晶体所尚未成立，有关小组还是山大化学系一个教研组，组长为张克从先生。主要研究人员是龙英才先生。和蒋民华没有任何关系。”

　　为了说明这一事实，于锡玲给了记者一封2002年3月24日张克从写给她的信，信称“关于研制获国家新产品二等奖ADP大晶体的过程，始终与蒋XX无关，您可查看《山东大学人物志》编委会编写的山东大学教授名录一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242页。”记者就此向张克从教授求证，张教授不愿再详细回忆这些细节，不过他和夫人王希敏教授还是肯定地证实主要研究人员是龙英才，“没有他（蒋）任何事情”。

　　“1958年‘大跃进’时，我参加过一个类似课题，毕业前夕（龙系山东大学毕业生）开始搞ADP，”龙英才教授回忆说，当时由张克从牵头，和他一起研究的还有刘清舜（实验员）、许承晃、徐文竹和谢晓超。徐和谢是他带的两个学生，而蒋民华那时在做氯化钠、硫酸锂和TGS晶体，“大约花了三四年时间。”

　　蒋民华院士则对记者说：“ADP是我领导的小组搞的！”

　　ＫＴＰ：从带回信息到课题负责人

　　《推荐书》中称，蒋民华院士“在KTP助熔剂生长方面取得重大突破”，“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名列第四，课题负责人，全面指导”。

　　今年，蒋民华被评为山东省最高科技奖的介绍中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主持的磷酸钛氧钾（KTP）晶体生长的研究和开发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发明专利，并出口日、美等国，被誉为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零的突破”。

　　记者了解到，1985年2月，该研制任务已经完成并通过技术鉴定。

　　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研制KTP是徐斌和韩建儒两人先开始的，后来刘耀岗参加进来。先是徐斌的组长，后由刘耀岗担任。蒋不是研究组成员，也没参加过实际研究，惟一的贡献是从国外带回助熔剂方法的信息。

　　记者就此向有关当事人或知情人了解，陆宝生（山大教授，知情人）证实蒋的功劳是“从国外拿些资料回来”，吕广田记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获奖人次序依次是“刘耀岗、韩建儒、徐斌和蒋民华”。张克从教授只记得刘耀岗负责，至于其他人倒是不大清楚了。

　　“蒋民华在偷梁换柱。那时他担任晶体所所长，并不是课题负责人。不能随便更换概念。”于锡玲认为。

　　ＬＡＰ晶体：师徒成果认定

　　《推荐书》称，蒋民华在LAP（L精氨酸磷酸盐）晶体获国家发明一等奖中“名列第三，确定方向，提出课题，全面指导”。

　　于锡玲说：“该成果实际上是许东教授完成的。”

　　针对于的说法，蒋民华院士反驳：“这样说很可笑，许东是我的学生，比我更需要这个奖，我就把第一给了许东。”

　　蒋院士的说法，还流传着另一个版本，说是许东在研究该课题时还在念研究生，没有毕业，而获奖时他已经留校任教。该项目1994年获得省科委二等奖，后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许东都是第一号受奖人。不过，据说获奖前双方曾就获奖名次闹过不愉快。

　　记者致电许东教授，他表示记者还是不要介入这个事件的好，他拒绝发表意见。记者转向有关人员求证，张克从教授记得是许东当时在负责，还经常就此项目找他交流。

　　对张克从教授的说法，吕广田表示：“研究生做工作多没什么，导师也应该有功劳。”

　　ＮＹＡＢ名次之争

　　四硼酸铝钇钕（NYAB）曾经是一个十分显赫的科技成绩，除了1988年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外，还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科技成果奖，名列第七。这一奖项，自然免不了相关争执。

　　在蒋民华1991年申报院士《推荐书》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获奖“名列第二，提出课题，全面指导。”

　　针对蒋的介绍，于锡玲的说法是陆宝生教授出访德国与友人合作研究的项目，回国后申请了山东省科研项目，陆除了提出研究思路、实验方案外，还亲自领导着做实验，“蒋民华没有做任何工作。倒是后来报奖是出现插曲，蒋民华强迫陆把他写为第一，陆坚决反对，两人为此拍了桌子，最后以蒋列为第二而告终。”

　　为此，记者致电陆宝生，他自称没见过蒋民华院士《推荐书》上的说法，记者向他念了一遍，他对“提出课题、全面指导”八个字反应强烈：“这叫‘扯蛋’！他不可能做的！”

　　陆回忆说，这个项目是1980-1981年他在西德汉堡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和德国学者共同研究的，回国后向山东省申请项目基金，获得科委8万元支持。由于他当时是副教授，依据自身知识领域独个完成有些困难，又不能招收研究生帮忙，就要来了潘恒福讲师和王军（蒋的研究生）做助手。研究进展顺利，到1986 年，周炳坤、姚建铨等院士称他们的研究是“国际首创、世界先进水平”。

　　陆认为，在整个研究中，他和潘恒福、王军三人起了主要作用，尽管蒋民华未作任何工作，但鉴于王军是他的研究生，准备把报奖名次写为陆宝生、王军、潘恒福、蒋民华。但蒋民华看到这一名次排列，十分恼火，和当时的支部书记说上报名次应由领导决定（蒋当时是所长），并称他指导王军前的那个研究生做过NAB晶体的硕士论文，而《光明日报》也报道说是他领导搞出这个成果的，要和报纸一致。陆不同意，拍着桌子质问。后双方妥协，鉴于王军是蒋的学生，二人换个名次关系不大，就把蒋民华提到第二的位置上。

　　蒋民华对陆的说法不以为然，“王军是我的学生，是我让他帮我做的。我从来不和人家拍桌子，陆宝生和我拍桌子！我怕得罪他，让了他。让了还是得罪了他！”

　　那么，究竟谁在主要负责这项工作呢？记者联系王军、潘恒福，王军在国外，没能联系上。倒是张克从教授证实说“是陆宝生在做”。

　　校党委：向蒋民华学习

　　“我不清楚这件事情，不好发表意见。不过我觉得剽窃不剽窃，时代不同了，历史的问题历史解决。”山东大学纪检处杨副处长告诉记者，“蒋民华院士所带的实验室，连续三次评优，学校对这块投资很大，专门盖了实验楼。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7月11日下午，记者来到山东大学校长办公室，碰巧展涛校长、王琪珑副校长都参加山东大学公开选拔副校长的考试。记者和办公室一位女同志讲清来意，该同志称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如果真的这样，可是很大的事情哦。”当记者执意要了解校方的说法时，她向记者要介绍信，看了介绍信，她说帮记者了解一下。她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帮记者打印了一份2003年4月2日发布的《中共山东大学委员会关于向蒋民华院士学习的决定》（山大党字[2003]5号），称这是学校对这件事的正面回复，目的是为了堵住一些人的谣言，也是学校的最终回复。

　　决定称蒋民华院士是该校晶体材料研究工作的创业人和学术带头人，也是我国公认的人工晶体领域的学术领导人，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活跃在功能晶体材料科学与技术领域最前沿，把握着此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的最新方向。蒋院士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严谨的科学精神和端正的学术风气，特别强调团队协作精神。

　　北京官方：我们会有个说法

　　早在2002年3月份，于锡玲就把申诉书向有关职能部门投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5月27日致函于锡玲称，该问题不在他们的受理范围之内，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2003年第二次办公会讨论决定，已将来信转给中科院及教育部。

　　“该课题当时不属于基金委下拨基金，不归我们管辖。”基金委监督委员会一名工作人员对《外滩画报》说。

　　“这是院士的学术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应找中科院。”教育部称。

　　“我们十分重视。具体细节我没法透露，不过我可以明确地答复你们，我们正在研究这件事的处理办法，会给你们一个说法。”中科院道德建设委员会孟辉女士称。

　　■附文一：蒋民华VS于锡玲:学术道德的较量

　　于锡玲：恩怨２２年

　　7月10日，于锡玲就蒋民华和她以往的“过节”话题接受了《外滩画报》的采访。

　　“1981年，我在支委会上对其剽窃行为提出批评，他就开始对我利用各种机会打击报复。对我承担的科研任务不支持，在分配人力、物力和实验室上都给我造成很多障碍，在提升职称时，也想方设法阻挠。”

　　“1985年评副教授，晶体所（蒋民华时任所长）向学校推荐九人，没有我。

　　我按照学校标准，请蒋民华给我打分。结果我得分90分以上。当时我问蒋为什么没有我？他说是‘忘了’。”

　　“1993年评教授，晶体所学术委员会和学科学术委员会向学校推荐五人，我排第二。但在确定聘任名单前，蒋提出：‘承担863任务者优先’，此条显然是针对本人承担的不是863任务而提出的。结果，蒋把两级基层学术委员会推荐方案推翻了。把一、三、五名聘为教授。在晶体所引起不小的振动，排在第四名的徐忠斌先生愤然调离山大。”

　　“1996年遴选博导，我一开始就报了名，但蒋始终不给我申请表。待我听到遴选结果，该工作已结束了。1997年学校遴选，学校给了晶体所一个名额，经所学术委员会投票后，确定将本人和另一位同志的材料送校外专家评审。校外专家对我评审打分皆为优。在研究所向学校推荐时，我还没戏。得到消息后，我根据学校关于遴选博导实施细则，向学校正式写了‘申诉’。学校学术委员会三位副主任研究后认为‘申诉’有理。决定给本人增加一个博导名额。但在征求蒋民华意见时被拒绝。

　　由于本人当时已到59岁，第二年不能再参加博导遴选，就这样蒋民华不顾晶体材料国家实验室惟一基础研究中断、重点项目将泡汤的危险，最终剥夺了本人遴选博导的机会。”于锡玲和记者讲述说。

　　关于1997年评选博导一事，记者采访当事人之一王承瑞，王称当时学校很重视，曾经就此专门召开碰头会，“有人认为她不够条件。”记者问是什么人认为她不够条件时，王承瑞说，“当时所在单位不同意。而单位和申请者个人都很坚持，只好搁置下来。”

　　这件事在赵明义这里这样解释：于锡玲说增加一个名额，我们的工作人员到她所在单位征求意见，蒋先生说不增加。蒋先生当时是我们山大惟一的院士，去年又受到一个表扬。至于为什么不增加，我们也不清楚。

　　“博导未能批下来，直接影响到我的科研工作开展。”于锡玲说。于在山大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从事“功能晶体材料动力学和生长机理”的基础研究工作，该方向是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大主要研究方向惟一的基础研究方向。“不能成为博导，我将面临退休，就不能继续从事该研究方向，也不能继续培养人才。

　　当时以我为主申请立项的重点项目，也面临泡汤。后来在安光所（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所）、上硅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上海大学等同行的支持下，才得以进行该项目的开展工作。”于锡玲惋惜地说。

　　蒋民华：“树欲静而风不止”

　　7月12日中午，记者来到山东大学院士楼，按响了蒋民华院士家的门铃。

　　记者：蒋院士，网上盛传您涉嫌剽窃，我想找您了解一下情况。

　　蒋：一听到这个，我气得胸口都痛。这是她（指于锡玲）在整我。

　　身正不怕影子歪。我从来不看这些材料。一年来，我没有（就此）说过一个字，我不予置理。

　　我带的实验室（指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三次被评为优秀。耍手段是不能长久的。

　　记者：最近您获得了一个山东省科技奖？

　　蒋：省里奖励我50万，我认为是大家伙积累了这么多年的成果，我们再三考虑，把这笔钱作为研究生的奖励。但她污蔑我，我看了不好受。我不去告，是因为大家理解我。我毕竟在晶体界干了四五十年，别人了解我，我还算欣慰。我的心还是放在事业上。

　　蒋夫人：（这件事）对晶体所没受什么影响，对他个人也没什么影响。

　　记者：我想了解一下于锡玲说的那些事实细节。

　　蒋：具体事，我都有旁证。所有的资料我都站得住。陆宝生博导没当上，心态不平衡。许东是我的学生，怎么能说我剽窃？

　　记者：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蒋：我觉得事实最重要，黑的不会变成白的。谣言就是谣言，真理就是真理！

　　要整你，什么事情都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附文二：院士腐败挑战规则漏洞

　　邹承鲁院士

　　杜绝剽窃他人成果入选院士；衡量院士的只能是学术

　　要想杜绝剽窃他人成果的人入选院士，关键在选举这一关。选举过程中要有人调查，如果有人质疑该候选人资格，我建议该选举人缓选。七月份公布候选人名单，从公布到投票选举，只有一二个月的调查时间，这样很仓促。如果投诉证据显而易见，倒还容易解决。如果吃不准，可以保留其候选人资格，实行缓选，倒是一个解决办法。

　　这种事情，拿到过硬的证据特别困难。所以撤消一个人的院士资格与否，不在于五名院士提出，难点在于2/3票数的通过。

　　除此之外，科学院和工程院也没有合适的调查机构。院士章程中称由院士所在的学部负责，但第一院士所在的学部，主要人员构成是院士，也就是说由院士自己去做调查。而院士哪有那么多时间去调查类似事情呢？即使去调查，难度肯定也很大，碍于情面等等都成为调查的阻碍。况且，地方上院士的地位特别高，很多单位为了有院士办事方便，就拼命保某人为院士。这又给调查带来了难度。

　　鉴于这种情况，我觉得科学院工程院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组织来调查院士腐败的投诉。明年科学院大会，我准备向科学院提出类似的建议。

　　领导能力不能作为院士评选的依据，作为院士，必须要在学术上有能力。院士腐败，应该严肃处理，必须严肃处理。

　　另外，院士也要从道德上自我约束自己。我记得美国有一位院士，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校长、诺贝尔奖得主Baltimore所署名的一篇文章被揭发伪造数据。这个实验是他同事做的，但他的名字也被署到了论文上面。结果，多位资深教授联名写信给学校董事长，说：弄虚作假的作者在做我们的校长，我们要集体辞职了。

　　董事长没办法，只好劝Baltimore自己辞了职。后来经过严格的调查，伪造数据之事他确实不知情。该校长怕影响学校声誉，自己主动辞去校长职务。

　　学生论文抄袭，不能认为与导师无关。论文一发表，名字一署上去，自己就得负责。像那个东南大学校长，我觉得他就应该引咎辞职！

　　张克从教授：院士终身制有问题

　　院士的终生福利不应该，很多院士都不念书了。院士终身制，很多人当上院士之后就不再花精力搞科研，都忙于应酬或者为个人争取名利。科学家的生命就是科研，没有科研的院士不够院士的资格。

　　我觉得这是这个制度出了问题。国家一把手都没有终身制。为什么我们国家一些科学家在国内不能获得诺贝尔奖，到了国外就获奖？这个制度不更新，我觉得会影响到国家发展。

　　我的老师卢嘉锡（中科院前院长）活着的时候常讲，他的帽子该摘掉一些了。

　　这些帽子成为他的累赘。很多院士"权大了，事多了，工作多了，但做的事少"。

　　对科学家而言，有贡献就该奖，没有贡献就该散伙。

　　我并不是说学者不参加社会活动，但学者弄很多杂事影响科研工作，不合适。

　　就院士的选拔，要看其著作在什么地方？新发明创造在什么地方？

　　我有一些学生都不愿回来，原因就是国内的学术风气太不正了。现在很多博导的水分很大，来做我的博士生我都不会要。

　　杨弘远院士：撤消院士称号要谨慎

　　于锡玲的《控告书》盖有指控人印鉴，我个人认为应该引起科学院学部的重视。

　　院士的科学道德是众人关心的问题，院士虽然应该在道德上起表率作用；然而院士也是常人，难免有不同程度的缺点、弱点与错误。

　　处理这类问题，多数情况下要靠院士个人的自律和院士群体的自律，是可以通过教育来解决的；如果情节严重到超过一定的界限，当然只有通过处分来解决。

　　至于院士称号的撤消，那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需要多方面周密的调查核实，在所在学部反复讨论，通过投票形成多数意见，还要经学部主席团研究批准，才能慎重决定。

　　过去有过先例。一名院士的除名，要经过相当长时间，而一旦公布之后，在院士群体和学术界所起的教育与震慑是很大的。

　　（文/许凯，摘自《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