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思：北大秀才的人格分裂――从张承志和余杰的“日本论”说开去
(博讯2003年12月24日)
作者：郑若思 (博讯 boxun.com)

出身北大的作家中，张承志（生于1948年，1975年毕业于历史系考古专业）和余杰（生于1973年，2000年中文系硕士毕业）无疑是尽领风骚的两个。尽管这两人相差二十五岁，从成长背景到理念都完全不同，张承志自诩的泛道德主义与余杰自诩的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看起来毫无共通之处，甚至有点水火不容，余杰成为张承志最严厉的批判者之一，可能缘由在此。然而当这两人谈及日本的文章摆放在一起的时候，从中却浮现出极其相似的逻辑混乱。

　　张承志是当代中国作家中稀有的懂日语、并有在日本长期生活经验的人，作为一个了解当代日本的作家，张承志向国人传达了些什么信息呢？只听他在《日本留言》中故弄玄虚地大喝一声：“我总觉得，做为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红军的故事，是可耻的。”

还好，笔者是一个对日本红军有些了解的中国人，总算可以侥幸逃过张承志抛来的“可耻”大帽子。不过，正因如此，才要指出张承志这篇写给“可耻的”中国人看的文章是如何歪曲历史的。

　　张写道：“日本红军的原称是日本联合赤军。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的话，日本赤军是在60年代波澜壮阔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群众运动失败以后，包括其中的“日本红卫兵”学生运动失败之后，不承认这种失败现实的一部分日本青年拿起了枪。他们的纲领和目的，非常清楚地讲明是：建立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实行革命的武装斗争，打破对中国的反动包围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切革命的和正义的斗争。”

首先，日本赤军和日本联合赤军是从日本六十年代左翼运动的赤军派分化出来的两个同时并存的派系，前者在中东活动，后者在日本国内活动，不存在什么“原称”的问题。张承志既然煞有介事要推销日本赤军的光辉事迹，至少应该做足功课再开口。

　　张接着写道：“他们多次阻截过日本首相的飞机，企图制造反对日美勾结包围中国的舆论。他们劫持大型客机甚至占领大使馆，借此成功地救出了被捕的同志。他们抢劫枪店和警察，其实至终也没有什么武器——浅间山庄枪击战，主要是用猎枪打的。他们逃到中东，在那里直到今天还在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而战（这是一个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非常深刻的注解）。”

“一个名叫的坂口宏（实为坂口弘—笔者注）的年轻人最近出版了他的珍贵回忆录。他是死刑囚。1971年（应为1972年—笔者注），他和他的战友在浅间山庄拘质笼城，与警察进行了震惊日本的枪击战。”

在张承志叙述的这些赤军的“丰功伟业”中，刻意忽略了几个重要的事实，即日本赤军和联合赤军在日本国内外针对平民发动的恐怖袭击，如1971年赤军派劫持日航鸽子号班机逃往北朝鲜；1972年5月三名日本赤军成员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乱枪扫射，造成24名无辜旅客死亡、80多人负伤；1973年7月日本赤军成员伙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劫持日本航空民航班机；1974年1月炸毁新加坡的蚬壳公司炼油厂；1977年于达卡劫持日航班机等等。至于坂口弘的回忆录中提到的浅间山庄事件，所谓“拘质笼城”并不是拘禁了一名“反动政客”或“反动军警”，而是将一名和政治毫无关联的旅馆女主人劫为人质，坂口等五名赤军成员将其非法拘禁十天之久，人质才由警察救出。该事件落幕不久，日本警察在附近山林挖出了十四具赤军成员的尸体，经调查得知在抵达浅间山庄前，联合赤军内部发动大清洗，三十个成员中竟有半数被自己的同志杀害，其中还包括一名孕妇。

张承志既然自称读过坂口弘的回忆录，肯定知道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但是他热心地告诉读者赤军成员“用的只是猎枪”，却只字不提其热衷内斗、残害无辜平民的行径，可能是生怕那些事实玷污了他所要塑造的赤军“光辉形象”。他还继续写道：“被当代西方国家体制称为恐怖主义的日本红军的行动，其实是伟大的60年代开端的左翼运动的一部分。日本红军派是这种正义的人民运动的产儿。”

“他们勇敢地支援了我们。日本赤军派审判结束后，出版的几部回忆录里，比比皆是他们昔日要‘打破反华包围圈’的初衷。”

这又是蒙骗读者的鬼话。日本赤军是恐怖组织，这不仅是西方国家体制的观点，也是了解事实真相的人们的共识。连日本国内那些参加过左翼运动，至今仍然极力要从中发掘正面意义的人，也对赤军的所作所为感到不齿。而张作家呢，读着他们的资料时，"几次忍不住要落泪。"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文革和红卫兵运动深恶痛绝、不堪回首的情况下，张承志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声称要“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青春叛逆性质，坚决地进行赞扬。”（《红卫兵时代》）这位“红卫兵”名词的创始人既然对自己的过去毫无悔意，那么对与他同时代的赤军份子惺惺相惜，大约是很自然的事情。既然他只顾讴歌“青春叛逆”，而只字不提红卫兵给中国大地带来的血腥岁月，为日本赤军隐恶扬善就是不足为奇的了。问题是，张承志在同一篇文章中（《日本留言》）笔锋一转，提及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开始痛骂无视历史的日本政府，把敢于捍卫真理的家永三郎教授引为知己，则令人作呕。

张承志摆出一副义正词严的姿态，写道：“侵略已是天下皆知，已是常识，但日本政府却坚决要把它从课本上改掉。事实上就是被改掉了。”笔者不禁要问：赤军的恐怖活动已是天下皆知，已是常识，但你张承志却坚决要把它从文章中改掉，事实上就是被改掉了，你不觉得这是五十步笑五十步吗？

张承志所主张的日本赤军的正义，根据就是这些恐怖分子天花乱坠的“纲领”，什么“建立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实行革命的武装斗争，打破对中国的反动包围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切革命的和正义的斗争”，这种伎俩与日本的右翼份子倒是很相似，他们不肯承认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理由是“皇军”要“把亚洲人民从欧美殖民地解放出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因此所有的暴行都可以不算数。偏偏就是这个与日本右翼用同样的思维逻辑诠释历史的张承志，还要假惺惺地给与历史修正主义斗争了大半生的家永教授送万年青，表示自己如何与正义的日本人民“站在一边”。到底是不知道日本赤军的中国人可耻，还是歪曲了历史而后又装出一副正义面孔的张承志可耻，答案不言自明。

余杰曾经辛辣地批评道：“张承志自以为‘纯粹’、‘清洁’的思想，却是一顶自己给自己加冕的纸糊的王冠，一件自己给自己制作的皇帝的新衣。”话虽尖刻，却是一语中的。

二十世纪的最后两年是余杰的黄金时代。1998年的北大百周年校庆，将中国知识分子关于自由主义的探索推到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黑马”余杰“醒着的、要前进的青年”的形象，和他敢向权威挑战犀利的笔锋，都给王小波之后沉闷的思想界注入了活力，余杰出道的最初几年受到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注目和赞许，是顺理成章的。

如果说张承志特立独行的旗帜是泛道德主义，那么余杰的旗帜就是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以及他奉为至高无上真理的“非暴力”， 尤其是2001年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后，这使他的亲美言论蒙上了一层美丽的理性光环。他在多篇文章中推崇印度圣雄甘地和美国黑人牧师马丁 路德金的非暴力理念，并大段引用甘地的名言：

“非暴力不是逆来顺受，而是要全身心投入与强权的斗争，是以仁爱同情对待敌人。”

“暴力只是打着解决问题的幌子播下苦痛仇恨的种子，最终落得两败俱伤。非暴力则是用爱来解决所有的难题，最后让敌对双方都走向幸福。”

余杰附和道：“我坚决地反对以支持恐怖主义的方式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我绝不接受那种因为爱国就得象野兽那样生活、就得放弃人类普遍的道义、放弃天赋的人权的理论。在我看来，爱国与追求世界的和平、反对现存的极权主义（包括本国的专制统治），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统一的。叫嚣战争、炫耀武力易；追求和平、传播爱心难。我愿意选择后者。”

“中国的进步和富强，其前提必然是一个和平的、人道主义占主流的国际环境。”

这些鼓吹非暴力的文章，无一例外都是针对“九一一恐怖袭击”而作的，非暴力的真理，是来谴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组织以及那些大叫“活该”的国人的。这位被中国的爱国网民骂成“一夜美国人”的亲美作家还循循善诱地写道：“中国与美国只能成为敌人而不能成为朋友吗？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离开了美国所创造的伟大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中国有没有可能孤立地发展？”俨然一位捍卫和平的国际主义者形象。

在余杰的第一部言情小说《香草山》中，又借妻子的书信描述道：“在甘地倒地的时候，他的嘴里反复诵念着从心灵深处涌上双唇的祈祷，他是在为那个残忍的凶手祈祷。他忍着剧痛，微笑着说："我宽恕你，我爱你，我祝福你。"甘地以他的生命完整地实施了非暴力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若只爱爱我们的人，不是非暴力；只有爱那些恨我们的人，才是非暴力。"甘地反对暴力。暴力看起来有益，然而它的益处是暂时的，它的罪恶却是永久的。甘地认为，用暴力不可能中止暴力，而只能引发更多的暴力。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不相信以暴力为捷径取得成功。我可以赞同和尊敬好的动机，但一旦使用了暴力的方法，哪怕是为了最崇高的事业，我都坚决反对。经验告诉我，永久的幸福靠非真理和暴力是得不到的。”

爱国人士将余杰归入“卖国贼”和“汉奸”之列，显然很令余杰感到委屈，因而他这样表白道：“9月18日那天，我一边写下《丧钟谁而鸣》来纪念“9．11”恐怖事件中的死难者，一边接连写了三篇文章痛斥阴魂不散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恬不知耻的日本政界人士。”（《面对中国的国难》）

不料，在这些关于日本的文章中，刚才还在义正词严地谴责恐怖主义的这位人道主义兼世界主义者写下一连串杀气腾腾的文字。

“一个以饲养相扑"运动员"为乐的民族，"自尊"何存？一个以享受"女体盛"（将处女裸体作桌子，上面放置食物，食客坐在一旁享用）为荣的民族，"自尊"何存？”（《日本鬼子的自尊心》，以下简称《日》文）

“日本文化中包含了今人震惊的丑陋的一面：例如盛行日本的相扑运动，从这个运动中我就看出，日本民族的心理已变态到何种程度——把人像猪一样喂成一堆肥肉，然后让两堆肥肉在舞台上翻滚挤压，而日本国民无论男女老幼，全都看得津津有味（那些最美丽的少女还把相扑手当作心目中的英雄，以嫁给他们为人生最大的幸福。我百思不得其解：每天面对一堆肥肉如何生活？）。我为已沦为“非人”的相扑“运动员”感到悲哀。理解日本人何以喜欢相扑，就不难理解日本人为何制造南京大屠杀。读日本作家的作品，我惊异于他们感觉的敏锐和精微，但同时也发现他们的感觉中有着一般阴森森的邪气，从日本俳句到芥川龙之介，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这种“邪气”是日本文学的最大特质，也是日本人文化和精神的最大特质。”（《丑陋的牡丹花，丑陋的日本人》，以下简称《丑》文）

“郭沫若如闪电霹雳般登上诗坛的时候，他的文化缺陷就已经隐然可现。他从小受到的是传统教育。后来留学日本，接触到的却是非驴非马的文化的怪胎：日本文化是一种极丑陋的文化，天皇崇拜、茶道、武士道、相朴、艺妓、泯灭人性的军国主义、面目狰狞的科技主义。这样，郭的文化构成存在着先天的不足。”（《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

“如果我们一味地纵容这群鬼子撒野，我们将让自身置于一种相当危险的境地；如果我们把凶恶的狼当成好朋友，我们必然遭遇东郭先生的命运；如果我们要去尊重这群魔鬼的"自尊"，我们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日》文）

“他们是一群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天皇的顽童——连原子弹也把他们的花岗石脑袋炸不开一个缝隙来，看来只有十八级的地震才能令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罪恶。”(《丑》文)

本来，揭露军国主义的罪恶，呼吁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是完全正当的，但是在当代文明社会，这一切应该在现代语境下进行，必须符合文明社会的准则，这是向往民主自由的文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以为正义在手，便可以肆意运用暴力语言，露骨地宣扬种族歧视和民族仇恨，其结果只能使正义遭到玷污。读到以上的文字，我开始怀疑余杰的初衷—他到底是要批判军国主义，还是要煽动对日本民族的仇视？

种族歧视性的文字还散见于余杰的其他作品，如“这样的民族没有任何自尊可言，他们从来不懂得尊重别人，自然也不会有人尊重他们”、“我在谈论人类的时候，从来都是把这群矮脚动物划在人类之外—他们配不上人这个称呼。”（《沉重的闸门》）又如他讥讽张承志“到两脚动物满街走的日本去推销《红卫兵时代》”（《皇帝的新衣》），且不说余杰在上述文章中大量运用了偷换概念、以偏概全等诡辩手法（已有其他论及，在此不复赘述），光是像这样格调低下、仿佛泼皮骂街的文字，即使在余杰认为是矮脚动物之国的日本，也只会出现在右翼团体的BBS上；就是经常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的石原慎太郎之流右翼政客，若是见识了余杰的粗口，恐怕也要自叹弗如。我不知道中国大陆印成铅字的读物中是否还能找到比上述文章更粗鄙的暴力语言，至少，余杰最不屑的那些左手打人、右手数钞票的“新左派”，是要小巫见大巫的。

余杰用他的文章告诉读者，他所仇恨的对象实在不是什么日本军国主义，而是日本民族。他将用来教训为“九一一”幸灾乐祸者的《联合国人权宣言》丢到九霄云外--“对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固有尊严、平等和不可剥夺之权利的承认，是世界上自由、正义与和平之基础。”随后把日本军国主义当年的罪恶解读为整个日本民族永世不得翻身的原罪，好像中日两个民族要世世代代仇恨下去才能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在余杰眼里，“北大的校园里，我最厌恶的便是日本留学生，他们那副飞扬拨扈的神情跟当年的侵略者没有什么两样”；两个日本留学生在教室里抢占座位时与中国学生发生口角—中国学生之间其实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类似的口角—在余才子的火眼金睛看来，是“想在以反日为契机的‘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张扬他们的‘大和魂’” (《丑》文)余才子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不惜把反帝的五四运动换成“反日”，按他的逻辑，大概日本人在中国的大街上踩死一只蚂蚁，也属于“向中国人民挑衅”的行为。

余杰曾在他的早期作品《法西斯，未死的幽灵》中试图探讨法西斯主义的由来而未得出圆满结论。本来，如果能够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作一番理性的探讨和回顾，将成为对全人类思想史的伟大贡献，因为所有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批判，最终目的是为了防范新的法西斯主义产生。种族主义和民族仇恨，恰恰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资源，纳粹污蔑犹太民族是劣等民族，日本军国主义则在士兵中灌输中国人不是人的意识，例如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就把供人体实验的俘虏和平民称为“丸太”（意即“木头”），这种基于种族歧视的洗脑教育使从事实验的日军官兵丧失了杀“人”的罪恶感。正因为中华民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有切肤之痛，对那些打着爱国旗号推销仇外意识的反人道言行，无论来自哪个国度，都应该格外地警觉，作为民族精英的知识分子更加责无旁贷，在这一点上，余杰令人大失所望。

种族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绝对恶，无论有千百种自称正义的理由，煽动种族主义都是不能容许的。甘地和马丁 路德 金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们虽深受种族主义的迫害，但是坚决拒绝以用煽动民族对立的手段以牙还牙，否则他们至多是各自民族的朱元璋或洪秀全，而绝不会成为人类崇高精神的典范。

余杰的尴尬在于：标准的爱国贼是打着爱国的旗号反人道，他却是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反人道。在对待美国遭受袭击的问题上，他搬出非暴力的真理痛击反美人士，自称“今夜我是美国人”，好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而谈及他从感性上厌恶至极的日本，他以东郭先生与狼作比，露出了种族主义者般狰狞的面目。跪在自由女神下向星条旗顶礼膜拜的余杰似乎对这样一些事实视而不见：二战结束后，正是他衷心热爱的美国为了自身战略利益包庇了日本最大的战犯昭和天皇，并且以隐瞒731部队罪证、纵容其首犯石井四郎终生逍遥法外为条件获取了日本的生化武器研究资料。

中国文人中不乏见风使舵的善变之人，只不过郭沫若、臧克家之流是在不同的时间用相近的方式对不同的主子摇尾乞怜，而余杰的变脸却是在同一时空下以完全矛盾的逻辑对待他喜爱或讨厌的事物—变脸之快，连他家乡的国宝川剧变脸大师都要相形见绌。看起来这个三番五次挥动笔杆勒令某某名流忏悔、拷问灵魂（见《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的青年才俊，从来舍不得花点时间拷问自己的灵魂—不然，怎会写了如此之多自打耳光的文章还浑然不觉。余杰的恩师钱理群教授曾经这样论述流氓文人：“对于他们来说，理论、信仰、语言等等，都是随手拈来，抛来抛去，他自己则穿行于这种混乱的制度和混乱的语言当中。”（《论演戏》）余杰曾把这句妙语用来揭露余秋雨，却不知道他是否愿意重温这句话，立此存照呢？

毕巧林评论说，“余杰文章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他对知识分子真纯品格及真诚追求的呼唤。因为作为人类精神的守望者，知识分子首先要信仰自己所传播的精神，必须用自己的心、自己的灵魂来写作。” （《余杰的意义》）余杰的“变脸”至少说明了，这样的赞誉即使不是肉麻的吹捧，也是天大的误会。什么人道主义、非暴力，对余杰来说与其说是真理，还不如说是用来与论敌过招的兵器，即使勉强说人道主义是他信仰的真理，这个“真理”在他心中的地位也卑微得可怜，对余杰而言，个人对事物的直觉和主观好恶远远高于客观事实，也远远高于那个所谓的真理。套用余杰修理张承志的名言，那就是人道主义和非暴力是一顶余杰自己给自己加冕的纸糊的王冠，一件自己给自己制作的皇帝的新衣。请这样一位变脸有术的“才子”来守望人类精神，岂不像请狼来守护羊圈一样荒唐。余杰和他鄙薄的张承志，这两个以愤世嫉俗来表现独立精神的北大秀才，终于在人格分裂这点上殊途同归，无论他们如何标新立异，最终证明他们不过是带有义和团基因的“红旗下的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