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这是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因为由于前一段sars的肆虐，使得医院和医务工作者成为媒体和社会各界讴歌、赞颂的对象，正处于风头浪尖，正在被塑造成“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在这种形势下，我写这一篇文章确实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是“蚍蜉撼树，自不量力”。但我还是要写，因为我相信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感受，而千千万万个和我有同样感受的“蚍蜉”一起齐心协力，必然会撼动杀人不眨眼的“医疗产业化”这棵“大树”。

　　从小，我对医生这一职业就有一种崇敬感。因为在我看来，医生们用自己的医术，把濒死的病人从死神手中拯救出来，赋予他们第二次生命，是多么的崇高和令人敬佩呀！南丁格尔、柯棣华、白求恩这些闪光的名字，曾经激励着年少的我长大做一名医生。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限制，我未能如愿以偿。但是我仍然崇敬医生这个职业――直到两年前由于我父亲得病我开始频繁地与医院打交道为止。

　　　　　　　　　　　　　　　　　　一、遭遇不幸

　　从2000年下半年起，我们家老爷子就开始持续不断地腹泻和高烧。开始只是把它当拉肚子和感冒等小毛病来治，整整半年，医院去了不少回，药吃了不少盒，但就是始终不见好。直到2001年3月，老爷子在做抽血检查时，一位细心的大夫看到高得吓人的血沉指标时说出了自己的怀疑：“你该不会是得了血液病吧？”在这位大夫的建议下，我们来到了××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为了免去类似2000年我的《出差见闻》所招徕的麻烦，还是省去真实名字吧）进行全面血液检查。

　　果然，检查后很快查明老爷子的病，是一种罕见而凶险的恶性肿瘤――多发性骨髓瘤。刚刚得到这个消息，我和母亲真无法相信，为什么偏偏是他会得上这种从没听说过的、发病率只有十万分之一的绝症，因此我们带着父亲到好几个大医院做检查。可是，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无一例外地、冷冰冰地显示：这是真的。拿最后一份确诊报告的时候，那个白衣天使漫不经心地告诉我：别治啦，回家准备后事吧。我问难道没有一丝希望了吗？白衣天使笑了笑，说：化疗，可以拖几个月，好的拖几年，不过嘛……那可是要用钱堆起来的。

　　母亲忍住悲伤跟我商量，既然这样，是不是就不治了？老的治不好，别把小的也拖垮呀，你爸知道了也不会同意的。我当即表示，就是卖房借款，倾家荡产也要治，找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治，国内治不了国外治，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争取。除了我，还有姐姐，相信姐姐也会这样想的。

　　　　　　　　　　　　　　　　　　二、三等公民

　　就这样，老爷子住进了××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血液内科。之所以选择这家医院，就是因为它名气大，特别在血液病方面很有研究。办住院那天，给老爷子会诊的教授看他衣着整齐、又戴副眼镜，于是问他：你是高干吗？是高干就住高干楼。老爷子回答：不是。接着那教授又问：你是厂长经理吗？是厂长经理就住保健楼。老爷子回答说：我是普通老百姓，不是高干不是大款。那教授说，那你就进住院部吧，不过没有病床，只能住加床（就是在走廊里临时搭起的床铺），床位费、护理费却一个子儿也不能少。

　　让坎坷了一辈子的老爷子住在人来人往、喧闹不堪的过道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因此我走出住院部，找找看有没有条件好一点的病房。

　　这座医院有三个地方可以住院，一是四层楼高的“干部病房”，我以前去过――不是自己住，是探望一个生病的领导――虽然外表朴实，但里面条件极为舒适、设备齐全，连病房也分为卧室、会客室两间，病区人很少，显得非常安静。由于患者多为各级领导干部，这里的护理也周到，医生、护士说话总是轻言细语，甚至不乏讨好献媚者。但这是高干病房，不但收费昂贵，而且还有级别限制，以前只准某级别以上干部住，现在虽然有钱也能住，但一遇有领导住院床位不够时一般病人就得腾房子。

　　第二处就是一个合资性质的“中外合资××保健中心”，简称“保健楼”。这个“保健楼”是一栋约20层左右的高层建筑，显然是刚刚投入使用不久，装修得像宾馆一样，病房分单间和标准间。单间我就不敢去看了，只看了一下标准间，发现里面设施也的确像宾馆一样，但是病房面积明显比“高干病房”小多了，也不分什么卧室会客室。只是价格不菲：每天光房费一天就80元钱，单间更高达150元，此外护理费等也比普通病房要高多了，加起来即使不用药，每天的各项费用累加起来也有300元左右。看来，即使对于我这个在这座城市中的中等偏上收入的人来说，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更别提一般收入者了，难怪那教授要问我们是不是“厂长经理”了。但是我还是决心让老爷子住进去，然而这个建议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了老爷子的坚决反对：他说我不是大款，你也不是，如果你要我住那里，我就回家不治了；在普通病房有床位之前，我睡几天过道也无所谓。

　　好在住了两天的加床之后老爷子有了正式的床位。这是一个只有30平米的房间，长6米、宽5米，里面放了8张病床。由于房间小、床位多，里面拥挤不堪。试想，8张病床，每张宽约90公分，长约1.9米，床与床之间仅有0.6米的空挡，中间只有宽1米左右的过道，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却要挤上至少16个人（8个病人和每床至少一个陪护人员）。由于血液内科住的都是白血病、骨髓瘤和红斑狼疮等重症病人，很多病人生活不能自理，排便、进餐都在病床上，拥挤的房间里总是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恶臭；入夜，重症病号的呻吟声、哭泣声，陪护人员的鼾声搅在一起让人难以入睡。在这样的房间里待久了，真是没病也他XX的要待出病来。

　　不幸吗？不，我们已经够幸运了。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张病床来治病，毕竟还有一定的收入来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真正不幸的是，那些明知道病魔一步步夺走亲人的生命却无力救治的人，那些眼睁睁地等待死亡来临而无可奈何的人们。和他们相比，我们已经幸运得不能再幸运了。在陪护老爷子的日子里，我发现一个奇怪现象：经常有人坐在住院部楼梯上哭泣，有时甚至是全家抱头痛哭。开始我以为是得知亲属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因为悲伤而哭，自己也面临同样处境，因此就顾不得他们啦。可是后来有一天老爷子告诉我，那天他看到有母女俩抱头痛哭，就去安慰她们几句，结果发现她们是因为女儿得了白血病，来住院部一打听那天文数字的治疗费让她们根本无法负担，因此才伤心哭泣。那天老爷子一晚上心情都不好，紧锁着眉头，饭也没吃几口。“解放五十年了！穷人还是看不起病！”老爷子痛苦地说，“这是什么世道？有权有钱的人乌龟王八吃腻了就吃金子，可穷人得了病只有等死！”接着，他回忆起七十年代他的一名工友因为铁屑插进手掌中化脓引起败血症，局医院没法治立刻就送到铁路总医院，还派了三个人轮流招呼。“要是现在，他只有等死了！”老爷子感叹道，“他治不起！”

　　可是，就在同一所医院里，别墅式的高干楼掩映在绿树红花中，显得那么高贵；新落成的保健楼还似乎散发着一种油漆未干的味道，就象个暴发户那样显得那么富态；可是，这两个地方人总是那么少，而与它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矮破旧的、灰黢黢普通病房里的人始终川流不息。此情此景，真让你深刻体会到什么叫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老爷子触景生情地说，这才叫“*”呢――高干病房代表先进文化方向，大款病房代表先进生产力，而散发着恶臭的普通病房，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那些看不起病的普通农民、下岗工人呢？谁代表他们？

　　滑稽的是，当我走出医院的大门，居然还看到医院大门上刻着几个红底镏金的大字：“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感觉到这真是他XX的一种绝妙的讽刺。回家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后来我披衣来到书房，难忍心中悲愤，针对残酷的现实创作了一则民谣《四等公民》：

　　　　　　　　　　　　　　一等公民是公仆，高干病房真舒服； 　　　　　　　　　　　　　　病房要分里外间，环境幽雅似别墅； 　　　　　　　　　　　　　　半是疗养半治病，十万百万国家出； 　　　　　　　　　　　　　　看完电视打电话，还说条件太艰苦。

　　　　　　　　　　　　　　二等公民大老板，高级病房赛宾馆； 　　　　　　　　　　　　　　家具电器皆具备，护士小姐送温暖； 　　　　　　　　　　　　　　要说存在啥遗憾，只是自己得买单； 　　　　　　　　　　　　　　虽说要价太离谱，投入产出还划算。

　　　　　　　　　　　　　　三等公民老百姓，挤张病床来保命； 　　　　　　　　　　　　　　八人一室虽拥挤，不睡过道还庆幸； 　　　　　　　　　　　　　　医生护士冷冰冰，差一分钱把药停； 　　　　　　　　　　　　　　不管治好治不好，一生积蓄要用净。

　　　　　　　　　　　　　　四等公民是穷人，有病无钱莫进门； 　　　　　　　　　　　　　　救死扶伤啥玩意，是死是活无人问； 　　　　　　　　　　　　　　一家老小抱头哭，回家等死何堪忍； 　　　　　　　　　　　　　　朱门酒酣美人醉，路有冻死病死人！

五、死里逃生

　　逐渐我们也看出来了，虽然白衣刀客臧教授据说是什么全国有名的血液内科专家，但人 家的主要精力根本不在给患者看病上，人家很忙，忙着发表论文，忙着研究新的治疗手段 （当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一般这种研究都有一个类似湖南研究生那样一个自己付费的倒霉 蛋充当试验活体），忙着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忙着升官――就在老爷子住院的一年里，臧教 授从血液内科副主任荣升为主任。虽说××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是全国都排得 上号的大医院，里面专家教授济济一堂，但我们终于明白那些专家教授根本不是给我们这些 普通老百姓看病的。老爷子的化疗方案其实早就定了，无非是长春新碱、阿霉素、表阿霉素 三种轮换着用，每次真正负点责的不过是走马灯似地更换的管床医生。

　　我们家老爷子由于这个病导致极度的骨质疏松，骨头很脆，因此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基本 动作都做不了。按理说做医生的你得告诉我们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可是白衣大 刀客从来没有主动说过一句。有一次我老妈追着他问，他竟然头也不回边走边说“烦死了， 烦死了！”由于我们始终没能从这人口中问出来究竟该怎么注意防护，结果虽然我们百般小 心，还是出了意外。2002年春节时候老爷子因为蹲下去修电炉子，蹲的时间太久，竟然导致 脊椎骨骨折，长达半年时间里老爷子动弹不得，一动疼的嗷嗷直叫。脊椎骨折导致浆细胞急 剧升高，这次住院花掉了我们一万七千块。

　　看着老爷子那遭罪的样子，再看看白衣刀客们那副吃人不吐骨头的嘴脸，我寻思着这个 医院不能住下去了，于是向单位求援。单位领导也非常热心，找了省人民医院领导，老爷子 转到了省人民医院。由于转院时领导打过招呼，所以省人民医院按“保命”原则来给老爷子 治病。和××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比起来，省人民医院的大夫真是尽职多了， 医嘱非常细致，也使得我们明白了在××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究竟花掉了多少 冤枉钱，老爷子受了多少冤枉罪。

　　其实这世界还是有好人的，至少省人民医院血液内科几个大夫就不错。每次老爷子去化 疗，他们都非常热情，细致地询问病情，并且根据病情会诊制订方案。老爷子由于化疗次数 太多，对长春新碱、阿霉素、表阿霉素等化疗药产生了抗药性，几位医生专门开了一次会确 定了一种“鸡尾酒”疗法，用后老爷子恢复的相当不错，骨折的腰也长好了；而且在化疗将 浆细胞控制在3%以后就立刻改用干扰素，同时减少了不必要的检查和辅助药物，使得老爷子 化疗次数比第一年减少了一半，治疗费则从第一年10万元降到第二年的2万多元。

　　　　　　　　　　　　　　　　六、人妖之间

　　我们家老爷子在××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的遭遇难道仅仅是个偶然的、孤 立的现象吗？不，不是。我随随便便地浏览了一下互联网，就发现一大堆多关于白医刀客们 的逸闻趣事，现随便摘录几条，以飨读者。

　　※“医院只认钱，不认人。”――仅仅因为深更半夜未带足现金，渝州大学陶国林老师 在押光身上所有钱物后，仍眼睁睁看着自己患急性阑尾炎的学生得不到救治，其中一头发花 白的医生竟作答：“我们只认钱，不认人。”（中新网重庆5月16日消息）

　　※四家医院拒绝收治 三岁幼童烫伤惨死――因乌鲁木齐市4家医院拒绝收治，不慎被开 水烫伤的3岁幼儿刘光祥，在父母抱着他奔波4个多小时后休克死亡。（《人民日报》）

　　※花季少女魂断手术台 揭开医院“倒卖病人”黑幕――南京一位如花似玉的妙龄少 女，仅为一个小小的鼻科手术，就被夺去了性命。一些黑心的名医院专家“倒卖病人”收黑 钱的内幕由此牵出，中国现行卫生体制的一些弊端也因此显露。（《中国妇女报》 2001年 12月20日）

　　※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非典病人就医被推诿――7名疑似非典型肺炎的病人16日在 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就医时，医院因他们交不出钱，在长达6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没有采取 任何救治措施。（2003年4月21日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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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那样一句老话，这只是白医刀客们无数动人故事中最具新闻价值的那部分的冰山一 角，而类似我们家老爷子的遭遇早已司空见惯，是不值得上新闻的。

　　　　　　　　　　　　　　　　七、悲惨世界

　　按理说我们家老爷子有公费医疗，但是由于单位持续十几年处于半死不活状态，老爷子 的医药费报销也就变成了一个画上的饼子，实在无法指望。由于没有钱，他们单位到现在医 药费只报销到1994年的，好多老工人，人都没了好几年了，医药费也没有报销。是啊，活着 的都养活不了，那有功夫顾得上死了的呢？虽说现在有医疗保险，但是他们单位就是交不起 医保的“入门费”，于是乎只有拖一天算一天了。

　　２０００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１９１个成员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排在倒 数第四位。仅比巴西、缅甸、塞拉利昂稍强，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而一向被我们看 作“贫富悬殊极大”的印度却排名第４３位，远远超过我国，其它发展中人口大国如巴基斯 坦、印度尼西亚、埃及、墨西哥都排在中国前面。应该说，在目前的中国，卫生发展的不公 平性，尤其是城乡卫生差距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中国官方统计数字也显示穷人健康状 况在恶化。过去15年来，中国结核病增长四倍，过去四十年来一直下降的婴儿死亡率也在贫 穷地区上升，而一些早已消灭的地方病如血吸虫病等也卷土重来。尽管中国政府免费提供免 疫疫苗，但由于农村诊所要收取“管理费”、“针头费”和“针管费”，贫穷地区免疫率也 在下降，有些地区甚至降低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之南地区的水平。

　　“小病忍、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这些 顺口溜表达了群众无钱看病、因病返贫的无奈与辛酸。而据广州市统计局“万户居民调查网 络”最近进行的题为“市民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抽样调查显示：有９５．８%的被访者不同 程度地担心今后无钱看病。在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广州市，尚有如此高比例的群众担心自己 无钱看病，那么广大内地欠发达地区群众的医疗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八、万恶之源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极少听说过有看不起病的情况。当时农民的情况我并不是很清 楚，一般的城镇居民，没有哪家把看病当作洪水猛兽来看待的。我不是指公费医疗，而是指 那时低廉的药价和治疗费用。那时有个头疼脑热的，花几块钱，甚至几毛钱就可以治好。由 于当时农村与城市收入差距比现在小的多，因此这样价格低廉的医疗服务农民也消费得 起。

　　然而从90年代起，一股名为“医疗产业化”的妖风破门而入。之所以说“破门而入”， 那是因为这项所谓的“改革”根本就不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而是一小撮不知道哪里来的、看不惯公费医疗和廉价医疗卫生服务的“精英”们强加给人民 的。从那时起，医院的收费几乎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 度4倍以上。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国的医疗体系出现了极度的异化：一方面医疗从业人员迅 速暴富，另一方面广大居民医疗费用支出暴涨，因病致贫、无钱看病的事例从时有发生变成 了普遍现象。

　　无论鼓吹“医疗产业化”的精英们如何巧舌如簧，医疗产业化给亿万人民群众酿成的健 康惨祸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据2000年7月27日《经济参考报》载：从1993年到1998年5年间， 我国居民发病率上升了7.3%，但就诊比率却下降18.8%，因为相当多的城市居民有病不看； 根据同一份资料调查显示，在城市中有32.14%的患者因经济原因不敢去医院，63.13%的应该 住院治疗的患者不敢住院，这些数字均比前几年有较大提高。按理说这些年经济发展了，居 民的健康状况应该有所改善才对，为什么会出现发病率上升而就诊率、住院率下降的局面 呢？这组数据表明了一个不争的残酷现实：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看不起病，生了病也是在无奈 中等死。

　　那农村呢？那些生活在“广阔天地”里的、一年收入仅有几千元的农民呢？他们得了病 怎么办？我在医院见到的一家家抱头痛哭的人只是冰山的一角，还有千千万万个人间惨剧我 没有看到。

　　“医疗产业化”给中国人民健康带来的惨祸远远不止无钱看病、因病致贫这两项。由于 “医疗产业化”之后，有关医疗产业的产品利润丰厚，引来了无数投机者进行“医疗产品开 发”。为了降低成本谋取最大利润，很多这样的投机者在连最起码的卫生条件都不具备的情 况下盲目开工，给人民健康带来了巨大危害。重复使用血液透析器导致患者染上肝炎，输入 不洁血液导致患者染上爱滋病的恶性事件时有报导。特别是，由于大搞所谓“医疗产业开 发”，河南省上蔡县出现了好多村庄整村人因为卖血导致患上爱滋病的恶性事件……我不禁 想起了*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不正是 “医疗产业化”下我国一些地区现实的写照吗？！

　　“医疗产业化”把“救死扶伤”这一医学界的古老箴言抛到了九霄云外，把医生这一崇 高的职业变成了形同骗子手、杀人犯的冷血怪物，“医疗产业化”把人变成了鬼――把白衣 天使变成了毫无廉耻、毫无人性的吸血鬼，又把千百万患者变成了冤魂。

　　　　　　　　　　　　　　　　九、恶有恶报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2003年上半年，报应终于来 了。伴随着sars的大面积传播，我们的白衣刀客们遭到了一次报应。sars从2002年年底的地 区流行，酿成了2003年上半年全国性的大流行，也可以说是对“医疗产业化”的报应。虽说 sars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发现，但惟独在中国却酿成了全国流行的惨祸。相比之下，在加 拿大、新加坡等国家流行的规模要小的多，甚至在远比我们穷的越南，sars也被很快控制。 有人据此断言说，sars是专门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些无稽之谈， 而是认为这是“医疗产业化”的必然恶果。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医疗产业化”下sars流行的路线：2002年11月，出现了一种从野生 动物转移到人的冠状病毒，随即出现了第一例sars患者。由于对这种新疾病缺乏认识，sars 病毒可能就在患者入院前后传染给了其他人。这些被感染者有些有钱就医，有些却没有钱， 于是乎被医院拒收，只好游离于社会上，造成了更多的感染者。有些感染者自感来日无多， 乘交通工具返乡，造成了病毒向全国扩散，传到了山西、河北、内蒙古，以及首都北京…… 要不是最后中央下死命令对sars患者无偿治疗以及强制隔离疑似病人，继续按照“医疗产业 化”下的必然模式进行治疗，我真不敢想象现在会是怎样一种情形。

　　和一般的疾病所不同的是，sars病毒具有极强的生存能力和传染力，因此本来打算从 sars患者身上狠捞一笔的白衣刀客们也不幸被传染了……实话实说，当我从媒体上得知医务 工作者占全部sars患者第一位的时候，我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这就是报应啊……

　　当然，我的幸灾乐祸是一种不正确的情绪。这次抗击“非典”，医疗工作者中确实涌现 出不少可歌可泣的事例，令人感动。但是，这并不证明医疗队伍整体职业道德有什么提高， 只能证明医生中也有好人而已，毕竟直面非典、经受住考验的医护人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 已。现在灾难好象已经过去了，一切照旧……

　　灾难并不可怕，人类历史也是一部与灾难抗争的历史。可怕的是对灾难缺乏深刻的反 思，假如不立即废除祸国殃民的“医疗产业化”，那就等着一场更大的灾难来临吧。

　　　　　　　　　　　　　　十、并非无药可救

　　以前，有些人总是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来反对政府对医疗卫生包揽太多，这种托词实际 上没有道理。200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略高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5% 的下限。其中居民个人支出高达60.60%，而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是27%。即使排除发达国 家，这个比重在其它国家也低得多，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如果世界上最穷的国家都能由政府 负担近60%的医疗卫生费用，经济欣欣向荣的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

　　2002年12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参加了卫生部举办 的关于中国医疗卫生改革和发展的研讨会。在那次会议上他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 2000年中国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5.3%（同期美国为14%），这个数字并不低，但也不是很 高。但是从政府投入和个人投入所占的比重来看，政府支出大约占卫生总支出的36%，而非 政府支出所占的比重是64%。政府支出所占的这一比例是世界各国中最低的之一，中国政府 在卫生筹资中的作用太小了。尽管在国际贸易等领域中萨克斯教授说自己赞成市场化和私有 化，但是他认为卫生部门的市场化并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

　　可见，造成我国居民医疗健康状况恶化的原因除去“医疗产业化”之外，还有一个政府 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政府没有承担起它对居民医疗健康应负的职责。“医疗产业化”与政 府失职互相推波助澜，造成了我们今天面临的恶果。目前，大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但 不大张旗鼓地搞“医疗产业化”，而且还在尽量避免让市场力量支配医疗卫生领域，不断增 加政府支出在医疗总支出中的分额。而我国却反其道而行之，真让人感到困惑。

　　清华大学国情专家胡鞍钢教授认为，低的政府支出意味着贫困人口不能获得足够的医疗 服务。如果医疗卫生费用主要由个人负担，收入和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是否能获取 必要的医疗保健服务。除非收入和财富在社会各阶层的分配相当平等，否则经济上的不平等 必然转化为医疗卫生上的不平等。如果采取低收入群体由政府负担大头的做法，即使是穷人 也能够享受起码的医疗卫生服务，将会有利于提高全体人民的健康水平。

　　虽然我对*时代的极权主义政治有很多厌恶之处，但我不得不说，*时期，人民的医疗卫 生事业比现在搞的好。那时从没有听说过（或者是很少听说）有病看不起的情况。即使是农 村，虽然没有公费医疗，但是农民生了病，低廉的医疗服务价格使得一般农民也看得起；工 人生病则有公费医疗。“公费医疗”制度有很多弊端，比如说有些人钻空子，造成很多浪费 等。但是根本上来说，它是一种保证了广大工人看病权利的好制度，其作用之一就是大幅度 提高了我国人民的平均寿命和健康状况。如果说要改革，那么改革的主旨就是要将人民不欢 迎的弊政革除，而不是“连孩子带洗澡水”一起泼出去。危害人民利益的“改革”，必然遭 到人民的唾弃，这样的“改革”必然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