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這是一篇不合時宜的文章，因為由於前一段sars的肆虐，使得醫院和醫務工作者成為媒體和社會各界謳歌、讚頌的對象，正處於風頭浪尖，正在被塑造成“無私奉獻”、“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在這種形勢下，我寫這一篇文章確實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是“蚍蜉撼樹，自不量力”。但我還是要寫，因為我相信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有這種感受，而千千萬萬個和我有同樣感受的“蚍蜉”一起齊心協力，必然會撼動殺人不眨眼的“醫療產業化”這棵“大樹”。

　　從小，我對醫生這一職業就有一種崇敬感。因為在我看來，醫生們用自己的醫術，把瀕死的病人從死神手中拯救出來，賦予他們第二次生命，是多麼的崇高和令人敬佩呀！南丁格爾、柯棣華、白求恩這些閃光的名字，曾經激勵着年少的我長大做一名醫生。但是由於一些客觀因素的限制，我未能如願以償。但是我仍然崇敬醫生這個職業――直到兩年前由於我父親得病我開始頻繁地與醫院打交道為止。

　　　　　　　　　　　　　　　　　　一、遭遇不幸

　　從2000年下半年起，我們家老爺子就開始持續不斷地腹瀉和高燒。開始只是把它當拉肚子和感冒等小毛病來治，整整半年，醫院去了不少回，藥吃了不少盒，但就是始終不見好。直到2001年3月，老爺子在做抽血檢查時，一位細心的大夫看到高得嚇人的血沉指標時說出了自己的懷疑：“你該不會是得了血液病吧？”在這位大夫的建議下，我們來到了××科技大學××醫學院附屬臨床醫院（為了免去類似2000年我的《出差見聞》所招徠的麻煩，還是省去真實名字吧）進行全面血液檢查。

　　果然，檢查後很快查明老爺子的病，是一種罕見而兇險的惡性腫瘤――多發性骨髓瘤。剛剛得到這個消息，我和母親真無法相信，為什麼偏偏是他會得上這種從沒聽說過的、發病率只有十萬分之一的絕症，因此我們帶着父親到好幾個大醫院做檢查。可是，所有的檢查結果都無一例外地、冷冰冰地顯示：這是真的。拿最後一份確診報告的時候，那個白衣天使漫不經心地告訴我：別治啦，回家準備後事吧。我問難道沒有一絲希望了嗎？白衣天使笑了笑，說：化療，可以拖幾個月，好的拖幾年，不過嘛……那可是要用錢堆起來的。

　　母親忍住悲傷跟我商量，既然這樣，是不是就不治了？老的治不好，別把小的也拖垮呀，你爸知道了也不會同意的。我當即表示，就是賣房借款，傾家蕩產也要治，找最好的醫院、找最好的大夫治，國內治不了國外治，哪怕只有萬分之一的希望，也要爭取。除了我，還有姐姐，相信姐姐也會這樣想的。

　　　　　　　　　　　　　　　　　　二、三等公民

　　就這樣，老爺子住進了××科技大學××醫學院附屬臨床醫院血液內科。之所以選擇這家醫院，就是因為它名氣大，特別在血液病方面很有研究。辦住院那天，給老爺子會診的教授看他衣着整齊、又戴副眼鏡，於是問他：你是高幹嗎？是高幹就住高幹樓。老爺子回答：不是。接着那教授又問：你是廠長經理嗎？是廠長經理就住保健樓。老爺子回答說：我是普通老百姓，不是高幹不是大款。那教授說，那你就進住院部吧，不過沒有病床，只能住加床（就是在走廊里臨時搭起的床鋪），床位費、護理費卻一個子兒也不能少。

　　讓坎坷了一輩子的老爺子住在人來人往、喧鬧不堪的過道里，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因此我走出住院部，找找看有沒有條件好一點的病房。

　　這座醫院有三個地方可以住院，一是四層樓高的“幹部病房”，我以前去過――不是自己住，是探望一個生病的領導――雖然外表樸實，但裡麵條件極為舒適、設備齊全，連病房也分為臥室、會客室兩間，病區人很少，顯得非常安靜。由於患者多為各級領導幹部，這裡的護理也周到，醫生、護士說話總是輕言細語，甚至不乏討好獻媚者。但這是高幹病房，不但收費昂貴，而且還有級別限制，以前只准某級別以上幹部住，現在雖然有錢也能住，但一遇有領導住院床位不夠時一般病人就得騰房子。

　　第二處就是一個合資性質的“中外合資××保健中心”，簡稱“保健樓”。這個“保健樓”是一棟約20層左右的高層建築，顯然是剛剛投入使用不久，裝修得像賓館一樣，病房分單間和標準間。單間我就不敢去看了，只看了一下標準間，發現裡面設施也的確像賓館一樣，但是病房面積明顯比“高幹病房”小多了，也不分什麼臥室會客室。只是價格不菲：每天光房費一天就80元錢，單間更高達150元，此外護理費等也比普通病房要高多了，加起來即使不用藥，每天的各項費用累加起來也有300元左右。看來，即使對於我這個在這座城市中的中等偏上收入的人來說，也是一筆沉重的負擔，更別提一般收入者了，難怪那教授要問我們是不是“廠長經理”了。但是我還是決心讓老爺子住進去，然而這個建議一經提出，立即遭到了老爺子的堅決反對：他說我不是大款，你也不是，如果你要我住那裡，我就回家不治了；在普通病房有床位之前，我睡幾天過道也無所謂。

　　好在住了兩天的加床之後老爺子有了正式的床位。這是一個只有30平米的房間，長6米、寬5米，裡面放了8張病床。由於房間小、床位多，裡面擁擠不堪。試想，8張病床，每張寬約90公分，長約1.9米，床與床之間僅有0.6米的空擋，中間只有寬1米左右的過道，在這麼狹小的空間裡卻要擠上至少16個人（8個病人和每床至少一個陪護人員）。由於血液內科住的都是白血病、骨髓瘤和紅斑狼瘡等重症病人，很多病人生活不能自理，排便、進餐都在病床上，擁擠的房間裡總是瀰漫着一種揮之不去的惡臭；入夜，重症病號的呻吟聲、哭泣聲，陪護人員的鼾聲攪在一起讓人難以入睡。在這樣的房間裡待久了，真是沒病也他XX的要待出病來。

　　不幸嗎？不，我們已經夠幸運了。因為我們畢竟還有張病床來治病，畢竟還有一定的收入來支付高昂的醫療費用。真正不幸的是，那些明知道病魔一步步奪走親人的生命卻無力救治的人，那些眼睜睜地等待死亡來臨而無可奈何的人們。和他們相比，我們已經幸運得不能再幸運了。在陪護老爺子的日子裡，我發現一個奇怪現象：經常有人坐在住院部樓梯上哭泣，有時甚至是全家抱頭痛哭。開始我以為是得知親屬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因為悲傷而哭，自己也面臨同樣處境，因此就顧不得他們啦。可是後來有一天老爺子告訴我，那天他看到有母女倆抱頭痛哭，就去安慰她們幾句，結果發現她們是因為女兒得了白血病，來住院部一打聽那天文數字的治療費讓她們根本無法負擔，因此才傷心哭泣。那天老爺子一晚上心情都不好，緊鎖着眉頭，飯也沒吃幾口。“解放五十年了！窮人還是看不起病！”老爺子痛苦地說，“這是什麼世道？有權有錢的人烏龜王八吃膩了就吃金子，可窮人得了病只有等死！”接着，他回憶起七十年代他的一名工友因為鐵屑插進手掌中化膿引起敗血症，局醫院沒法治立刻就送到鐵路總醫院，還派了三個人輪流招呼。“要是現在，他只有等死了！”老爺子感嘆道，“他治不起！”

　　可是，就在同一所醫院裡，別墅式的高幹樓掩映在綠樹紅花中，顯得那麼高貴；新落成的保健樓還似乎散發着一種油漆未乾的味道，就象個暴發戶那樣顯得那麼富態；可是，這兩個地方人總是那麼少，而與它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低矮破舊的、灰黢黢普通病房裡的人始終川流不息。此情此景，真讓你深刻體會到什麼叫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老爺子觸景生情地說，這才叫“*”呢――高幹病房代表先進文化方向，大款病房代表先進生產力，而散發着惡臭的普通病房，代表的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那些看不起病的普通農民、下崗工人呢？誰代表他們？

　　滑稽的是，當我走出醫院的大門，居然還看到醫院大門上刻着幾個紅底鎦金的大字：“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我感覺到這真是他XX的一種絕妙的諷刺。回家以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輾轉反側、夜不能寐。後來我披衣來到書房，難忍心中悲憤，針對殘酷的現實創作了一則民謠《四等公民》：

　　　　　　　　　　　　　　一等公民是公僕，高幹病房真舒服； 　　　　　　　　　　　　　　病房要分里外間，環境幽雅似別墅； 　　　　　　　　　　　　　　半是療養半治病，十萬百萬國家出； 　　　　　　　　　　　　　　看完電視打電話，還說條件太艱苦。

　　　　　　　　　　　　　　二等公民大老闆，高級病房賽賓館； 　　　　　　　　　　　　　　家具電器皆具備，護士小姐送溫暖； 　　　　　　　　　　　　　　要說存在啥遺憾，只是自己得買單； 　　　　　　　　　　　　　　雖說要價太離譜，投入產出還划算。

　　　　　　　　　　　　　　三等公民老百姓，擠張病床來保命； 　　　　　　　　　　　　　　八人一室雖擁擠，不睡過道還慶幸； 　　　　　　　　　　　　　　醫生護士冷冰冰，差一分錢把藥停； 　　　　　　　　　　　　　　不管治好治不好，一生積蓄要用淨。

　　　　　　　　　　　　　　四等公民是窮人，有病無錢莫進門； 　　　　　　　　　　　　　　救死扶傷啥玩意，是死是活無人問； 　　　　　　　　　　　　　　一家老小抱頭哭，回家等死何堪忍； 　　　　　　　　　　　　　　朱門酒酣美人醉，路有凍死病死人！

五、死裡逃生

　　逐漸我們也看出來了，雖然白衣刀客臧教授據說是什麼全國有名的血液內科專家，但人 家的主要精力根本不在給患者看病上，人家很忙，忙着發表論文，忙着研究新的治療手段 （當然，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一般這種研究都有一個類似湖南研究生那樣一個自己付費的倒霉 蛋充當試驗活體），忙着參加各種學術會議，忙着升官――就在老爺子住院的一年裡，臧教 授從血液內科副主任榮升為主任。雖說××科技大學××醫學院附屬臨床醫院是全國都排得 上號的大醫院，裡面專家教授濟濟一堂，但我們終於明白那些專家教授根本不是給我們這些 普通老百姓看病的。老爺子的化療方案其實早就定了，無非是長春新鹼、阿黴素、表阿黴素 三種輪換着用，每次真正負點責的不過是走馬燈似地更換的管床醫生。

　　我們家老爺子由於這個病導致極度的骨質疏鬆，骨頭很脆，因此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基本 動作都做不了。按理說做醫生的你得告訴我們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可是白衣大 刀客從來沒有主動說過一句。有一次我老媽追着他問，他竟然頭也不回邊走邊說“煩死了， 煩死了！”由於我們始終沒能從這人口中問出來究竟該怎麼注意防護，結果雖然我們百般小 心，還是出了意外。2002年春節時候老爺子因為蹲下去修電爐子，蹲的時間太久，竟然導致 脊椎骨骨折，長達半年時間裡老爺子動彈不得，一動疼的嗷嗷直叫。脊椎骨折導致漿細胞急 劇升高，這次住院花掉了我們一萬七千塊。

　　看着老爺子那遭罪的樣子，再看看白衣刀客們那副吃人不吐骨頭的嘴臉，我尋思着這個 醫院不能住下去了，於是向單位求援。單位領導也非常熱心，找了省人民醫院領導，老爺子 轉到了省人民醫院。由於轉院時領導打過招呼，所以省人民醫院按“保命”原則來給老爺子 治病。和××科技大學××醫學院附屬臨床醫院比起來，省人民醫院的大夫真是盡職多了， 醫囑非常細緻，也使得我們明白了在××科技大學××醫學院附屬臨床醫院究竟花掉了多少 冤枉錢，老爺子受了多少冤枉罪。

　　其實這世界還是有好人的，至少省人民醫院血液內科幾個大夫就不錯。每次老爺子去化 療，他們都非常熱情，細緻地詢問病情，並且根據病情會診制訂方案。老爺子由於化療次數 太多，對長春新鹼、阿黴素、表阿黴素等化療藥產生了抗藥性，幾位醫生專門開了一次會確 定了一種“雞尾酒”療法，用後老爺子恢復的相當不錯，骨折的腰也長好了；而且在化療將 漿細胞控制在3%以後就立刻改用干擾素，同時減少了不必要的檢查和輔助藥物，使得老爺子 化療次數比第一年減少了一半，治療費則從第一年10萬元降到第二年的2萬多元。

　　　　　　　　　　　　　　　　六、人妖之間

　　我們家老爺子在××科技大學××醫學院附屬臨床醫院的遭遇難道僅僅是個偶然的、孤 立的現象嗎？不，不是。我隨隨便便地瀏覽了一下互聯網，就發現一大堆多關於白醫刀客們 的逸聞趣事，現隨便摘錄幾條，以饗讀者。

　　※“醫院只認錢，不認人。”――僅僅因為深更半夜未帶足現金，渝州大學陶國林老師 在押光身上所有錢物後，仍眼睜睜看着自己患急性闌尾炎的學生得不到救治，其中一頭髮花 白的醫生竟作答：“我們只認錢，不認人。”（中新網重慶5月16日消息）

　　※四家醫院拒絕收治 三歲幼童燙傷慘死――因烏魯木齊市4家醫院拒絕收治，不慎被開 水燙傷的3歲幼兒劉光祥，在父母抱着他奔波4個多小時後休剋死亡。（《人民日報》）

　　※花季少女魂斷手術台 揭開醫院“倒賣病人”黑幕――南京一位如花似玉的妙齡少 女，僅為一個小小的鼻科手術，就被奪去了性命。一些黑心的名醫院專家“倒賣病人”收黑 錢的內幕由此牽出，中國現行衛生體制的一些弊端也因此顯露。（《中國婦女報》 2001年 12月20日）

　　※內蒙古醫學院附屬醫院，非典病人就醫被推諉――7名疑似非典型肺炎的病人16日在 內蒙古醫學院附屬醫院就醫時，醫院因他們交不出錢，在長達6個多小時的時間內沒有採取 任何救治措施。（2003年4月21日新華社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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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那樣一句老話，這只是白醫刀客們無數動人故事中最具新聞價值的那部分的冰山一 角，而類似我們家老爺子的遭遇早已司空見慣，是不值得上新聞的。

　　　　　　　　　　　　　　　　七、悲慘世界

　　按理說我們家老爺子有公費醫療，但是由於單位持續十幾年處於半死不活狀態，老爺子 的醫藥費報銷也就變成了一個畫上的餅子，實在無法指望。由於沒有錢，他們單位到現在醫 藥費只報銷到1994年的，好多老工人，人都沒了好幾年了，醫藥費也沒有報銷。是啊，活着 的都養活不了，那有功夫顧得上死了的呢？雖說現在有醫療保險，但是他們單位就是交不起 醫保的“入門費”，於是乎只有拖一天算一天了。

　　２０００年世界衛生組織在對１９１個成員進行的醫療衛生公平性評價中，中國排在倒 數第四位。僅比巴西、緬甸、塞拉利昂稍強，屬於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國家。而一向被我們看 作“貧富懸殊極大”的印度卻排名第４３位，遠遠超過我國，其它發展中人口大國如巴基斯 坦、印度尼西亞、埃及、墨西哥都排在中國前面。應該說，在目前的中國，衛生發展的不公 平性，尤其是城鄉衛生差距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中國官方統計數字也顯示窮人健康狀 況在惡化。過去15年來，中國結核病增長四倍，過去四十年來一直下降的嬰兒死亡率也在貧 窮地區上升，而一些早已消滅的地方病如血吸蟲病等也捲土重來。儘管中國政府免費提供免 疫疫苗，但由於農村診所要收取“管理費”、“針頭費”和“針管費”，貧窮地區免疫率也 在下降，有些地區甚至降低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之南地區的水平。

　　“小病忍、大病挨、重病才往醫院抬”，“辛辛苦苦幾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這些 順口溜表達了群眾無錢看病、因病返貧的無奈與辛酸。而據廣州市統計局“萬戶居民調查網 絡”最近進行的題為“市民與社會保障制度”的抽樣調查顯示：有９５．８%的被訪者不同 程度地擔心今後無錢看病。在我國經濟相對發達的廣州市，尚有如此高比例的群眾擔心自己 無錢看病，那麼廣大內地欠發達地區群眾的醫療狀況就可想而知了。

　　　　　　　　　　　　　　　　八、萬惡之源

　　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我極少聽說過有看不起病的情況。當時農民的情況我並不是很清 楚，一般的城鎮居民，沒有哪家把看病當作洪水猛獸來看待的。我不是指公費醫療，而是指 那時低廉的藥價和治療費用。那時有個頭疼腦熱的，花幾塊錢，甚至幾毛錢就可以治好。由 於當時農村與城市收入差距比現在小的多，因此這樣價格低廉的醫療服務農民也消費得 起。

　　然而從90年代起，一股名為“醫療產業化”的妖風破門而入。之所以說“破門而入”， 那是因為這項所謂的“改革”根本就不是人民群眾所需要的（比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而是一小撮不知道哪裡來的、看不慣公費醫療和廉價醫療衛生服務的“精英”們強加給人民 的。從那時起，醫院的收費幾乎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持續增長，高於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 度4倍以上。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國的醫療體系出現了極度的異化：一方面醫療從業人員迅 速暴富，另一方面廣大居民醫療費用支出暴漲，因病致貧、無錢看病的事例從時有發生變成 了普遍現象。

　　無論鼓吹“醫療產業化”的精英們如何巧舌如簧，醫療產業化給億萬人民群眾釀成的健 康慘禍早已是不爭的事實。據2000年7月27日《經濟參考報》載：從1993年到1998年5年間， 我國居民發病率上升了7.3%，但就診比率卻下降18.8%，因為相當多的城市居民有病不看； 根據同一份資料調查顯示，在城市中有32.14%的患者因經濟原因不敢去醫院，63.13%的應該 住院治療的患者不敢住院，這些數字均比前幾年有較大提高。按理說這些年經濟發展了，居 民的健康狀況應該有所改善才對，為什麼會出現發病率上升而就診率、住院率下降的局面 呢？這組數據表明了一個不爭的殘酷現實：越來越多的老百姓看不起病，生了病也是在無奈 中等死。

　　那農村呢？那些生活在“廣闊天地”里的、一年收入僅有幾千元的農民呢？他們得了病 怎麼辦？我在醫院見到的一家家抱頭痛哭的人只是冰山的一角，還有千千萬萬個人間慘劇我 沒有看到。

　　“醫療產業化”給中國人民健康帶來的慘禍遠遠不止無錢看病、因病致貧這兩項。由於 “醫療產業化”之後，有關醫療產業的產品利潤豐厚，引來了無數投機者進行“醫療產品開 發”。為了降低成本謀取最大利潤，很多這樣的投機者在連最起碼的衛生條件都不具備的情 況下盲目開工，給人民健康帶來了巨大危害。重複使用血液透析器導致患者染上肝炎，輸入 不潔血液導致患者染上愛滋病的惡性事件時有報導。特別是，由於大搞所謂“醫療產業開 發”，河南省上蔡縣出現了好多村莊整村人因為賣血導致患上愛滋病的惡性事件……我不禁 想起了*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這不正是 “醫療產業化”下我國一些地區現實的寫照嗎？！

　　“醫療產業化”把“救死扶傷”這一醫學界的古老箴言拋到了九霄雲外，把醫生這一崇 高的職業變成了形同騙子手、殺人犯的冷血怪物，“醫療產業化”把人變成了鬼――把白衣 天使變成了毫無廉恥、毫無人性的吸血鬼，又把千百萬患者變成了冤魂。

　　　　　　　　　　　　　　　　九、惡有惡報

　　俗話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2003年上半年，報應終於來 了。伴隨着sars的大面積傳播，我們的白衣刀客們遭到了一次報應。sars從2002年年底的地 區流行，釀成了2003年上半年全國性的大流行，也可以說是對“醫療產業化”的報應。雖說 sars在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發現，但惟獨在中國卻釀成了全國流行的慘禍。相比之下，在加 拿大、新加坡等國家流行的規模要小的多，甚至在遠比我們窮的越南，sars也被很快控制。 有人據此斷言說，sars是專門針對中國人的“基因武器”。我根本就不相信這些無稽之談， 而是認為這是“醫療產業化”的必然惡果。

　　讓我們來設想一下“醫療產業化”下sars流行的路線：2002年11月，出現了一種從野生 動物轉移到人的冠狀病毒，隨即出現了第一例sars患者。由於對這種新疾病缺乏認識，sars 病毒可能就在患者入院前後傳染給了其他人。這些被感染者有些有錢就醫，有些卻沒有錢， 於是乎被醫院拒收，只好游離於社會上，造成了更多的感染者。有些感染者自感來日無多， 乘交通工具返鄉，造成了病毒向全國擴散，傳到了山西、河北、內蒙古，以及首都北京…… 要不是最後中央下死命令對sars患者無償治療以及強制隔離疑似病人，繼續按照“醫療產業 化”下的必然模式進行治療，我真不敢想象現在會是怎樣一種情形。

　　和一般的疾病所不同的是，sars病毒具有極強的生存能力和傳染力，因此本來打算從 sars患者身上狠撈一筆的白衣刀客們也不幸被傳染了……實話實說，當我從媒體上得知醫務 工作者占全部sars患者第一位的時候，我有一種幸災樂禍的感覺，這就是報應啊……

　　當然，我的幸災樂禍是一種不正確的情緒。這次抗擊“非典”，醫療工作者中確實湧現 出不少可歌可泣的事例，令人感動。但是，這並不證明醫療隊伍整體職業道德有什麼提高， 只能證明醫生中也有好人而已，畢竟直面非典、經受住考驗的醫護人員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 已。現在災難好象已經過去了，一切照舊……

　　災難並不可怕，人類歷史也是一部與災難抗爭的歷史。可怕的是對災難缺乏深刻的反 思，假如不立即廢除禍國殃民的“醫療產業化”，那就等着一場更大的災難來臨吧。

　　　　　　　　　　　　　　十、並非無藥可救

　　以前，有些人總是以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來反對政府對醫療衛生包攬太多，這種託詞實際 上沒有道理。2000年中國衛生總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3%，略高於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的5% 的下限。其中居民個人支出高達60.60%，而這一比例在發達國家是27%。即使排除發達國 家，這個比重在其它國家也低得多，包括最不發達國家。如果世界上最窮的國家都能由政府 負擔近60%的醫療衛生費用，經濟欣欣向榮的中國有什麼理由做不到呢？

　　2002年12月，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弗里·薩克斯，參加了衛生部舉辦 的關於中國醫療衛生改革和發展的研討會。在那次會議上他說，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 2000年中國的衛生總費用占gdp的5.3%（同期美國為14%），這個數字並不低，但也不是很 高。但是從政府投入和個人投入所占的比重來看，政府支出大約占衛生總支出的36%，而非 政府支出所占的比重是64%。政府支出所占的這一比例是世界各國中最低的之一，中國政府 在衛生籌資中的作用太小了。儘管在國際貿易等領域中薩克斯教授說自己贊成市場化和私有 化，但是他認為衛生部門的市場化並不能很好的解決問題。

　　可見，造成我國居民醫療健康狀況惡化的原因除去“醫療產業化”之外，還有一個政府 投入嚴重不足的問題，政府沒有承擔起它對居民醫療健康應負的職責。“醫療產業化”與政 府失職互相推波助瀾，造成了我們今天面臨的惡果。目前，大多數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不但 不大張旗鼓地搞“醫療產業化”，而且還在儘量避免讓市場力量支配醫療衛生領域，不斷增 加政府支出在醫療總支出中的分額。而我國卻反其道而行之，真讓人感到困惑。

　　清華大學國情專家胡鞍鋼教授認為，低的政府支出意味着貧困人口不能獲得足夠的醫療 服務。如果醫療衛生費用主要由個人負擔，收入和財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們是否能獲取 必要的醫療保健服務。除非收入和財富在社會各階層的分配相當平等，否則經濟上的不平等 必然轉化為醫療衛生上的不平等。如果採取低收入群體由政府負擔大頭的做法，即使是窮人 也能夠享受起碼的醫療衛生服務，將會有利於提高全體人民的健康水平。

　　雖然我對*時代的極權主義政治有很多厭惡之處，但我不得不說，*時期，人民的醫療衛 生事業比現在搞的好。那時從沒有聽說過（或者是很少聽說）有病看不起的情況。即使是農 村，雖然沒有公費醫療，但是農民生了病，低廉的醫療服務價格使得一般農民也看得起；工 人生病則有公費醫療。“公費醫療”制度有很多弊端，比如說有些人鑽空子，造成很多浪費 等。但是根本上來說，它是一種保證了廣大工人看病權利的好制度，其作用之一就是大幅度 提高了我國人民的平均壽命和健康狀況。如果說要改革，那麼改革的主旨就是要將人民不歡 迎的弊政革除，而不是“連孩子帶洗澡水”一起潑出去。危害人民利益的“改革”，必然遭 到人民的唾棄，這樣的“改革”必然會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