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伐林：何处寻觅我们心目中的理想大学？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4月24日16:12:19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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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退休以后，一直在为中国的教育改革鼓与呼，写了许多专著，文章，热忱关注教育事业。年近八旬的他，像一只填海的精卫鸟，以自己弱小的力量，挑战一个庞大的体制；也像一只啼血的杜鹃，在不停的呼唤。他一直梦想办一所理想的大学。但是以他的高龄，已经无法实现梦想
老高按：记得四、五年前回国时，看到国内同代人为子女能到美国留学的急切，我嘴里没说，心下很不以为然：美国教育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何以国内都趋之若鹜？——想必是上了那些留学中介忽悠的当！但跟家长们聊得深一些，听他们讲起国内教育的种种现状，泣血带泪，惊心动魄。我恍然：他们要将孩子送出国，是抱着让孩子逃难的心情啊！孔子说，苛政猛于虎，海外的教育就算是“虎”，但比起国内教育的摧残人才，还算是两害取其轻了。于是对他们迫切推孩子到海外留学，尽管知道不免盲目，但我会叹一声“可怜天下父母心”！ 能出国留学，毕竟是中国的少数人，就中国数亿大、中、小学生而言，改进、改善、改革中国的教育，才是根本。但是，何其难也！ 教育，始终是最牵动华人心绪的话题。从小处说，人都有舐犊之情；从大处说，关系民族的生存、延续和发展。多年来，我每次回国，在北京，都住在教育部大院里的家属宿舍，眼见得教育部办公楼越修越堂皇，大院里的停车场、地下停车场的车越来越时髦，唯独整个中国的教育，改进甚微。对中国的教育，民怨沸腾，连教育部内的一般干部也怨声载道。我想起鲍勃·迪伦的歌词：“一个人能多少次扭过头去，假装他并没有看到”；“一个人要仰多少次头，才能真正望见苍天；一个人要有多少只耳朵，才能听见民众呼喊”？！不由得愤愤然：还要全中国的家长和孩子怎样呼吁，才能让这些主管教育官员们的铁石心肠有所感悟、有所反省、有所行动呢？ 读到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创立的刘道玉教育基金会在北京举办“理想大学专题讨论会”的报导，十分感动。转贴如下。一场关于教育改革问题的大讨论 陈浩武，共识网，2012-04-24  皓首穷经——老校长刘道玉在演讲。 4月22日，北京饭店14楼会议室。 一场关于教育改革的讨论会在此举行。 这次讨论会的题目，叫“理想大学专题讨论会”，发起者是刘道玉教育基金会。参加会议的，大多是教育界有影响的专家和学者。如：前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杨德广，前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顾明远，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江西师范大学前校长眭依凡等等。 刘道玉先生是武汉大学原校长，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在1981年至1988年担任武大校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产生了重大影响。 刘先生退休以后，一直在为我国的教育改革鼓与呼，写了许多专著，文章，热忱关注教育事业。他像一只填海的精卫鸟，以自己弱小的力量，挑战一个庞大的体制；也像一只啼血的杜鹃，在不停的呼唤。刘先生是1933年出生，已经年近八旬，他一直梦想办一所理想的大学。但是，以他的高龄，已经无法实现梦想，所以他想写一本书，描述出他心目中憧憬的理想大学。 会议首先由刘先生发表演讲。 他阐述了写作理想大学的指导思想。 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中国当代的大学，面临深刻的危机。 刘校长说，当前，大学正处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十字路口。 回顾高教发展的历史，曾经的精英教育培养出了大批的精英，而中国大众化的大学教育却没有大师，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实际上，高度教育经过了近千年的发展，无论是西方或是东方，高等教育正在或已经陷入危机之中，主要反映在： 1、人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生存危机的挑战，而各国的大学对此基本上是束手无策或者说是熟视无睹，既不能从理论上又不能从实践上，提不出任何化解这些危机的根本性的对策； 2、面临信息技术高度的发展，终身学习和“非学校化社会”已经或隐或现地展现出来了。大学究竟是什么？教师的作用是什么？大学生又将怎样学习？这些都有待人们去探讨，用比尔·盖茨的话说：“也许将来大学会变革得面目全非”； 3、功利主义主义的专业化教育，导致学生素质严重下降，学术视野短浅，不仅出现不了大师，甚至还难于承担从事综合性大科学的研究之任； 4、学风浮躁，急功近利，金钱主义盛行，虽然技术成果日新月异，但重大基础性研究却少有根本的突破，天才的17世纪已不再有，也未能再出现像爱因斯坦那样杰出的科学家了； 5、在追求“一流大学”的“一片喧哗”声驱使下，追求豪华成风，大楼宾馆林立，教育成本剧增，债台高筑，纳税人不堪重负。大学财经危机已是全球性问题，大学必须从精神到物资的追求上返璞归真！ 所以，刘校长认为，大学的危机，既有思想危机，也有结构性和质量危机。 那么，刘校长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是什么样子的呢？ 他认为： 首先是以人为本。 人是自然发展的产物，人是既是教育的出发点又是教育的终极目标，人的教育必须遵循自然法则，个性和智慧的解放是教育最高目标。 其次是大学独立。 大学独立到什么程度？大学不仅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而且相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或国际市场也是独立的。 第三是思想自由。 完全的个人自由和个性的发展，不仅是个人幸福之所系，而且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自由不仅意味着摆脱限制，而且也是对于必然的认识。 第四是学术至上。 理想大学的师生必须以学术为终身志业，安贫乐道从事纯学术研究，敢冒研究工作中的风险，勇于为行为后果承担责任。 第五是民主学风。 理想大学是无条件提出真理的地方，而不依赖、不抱偏见、不迷信权威和敢于质疑、争鸣的民主学风是创造的根本保障。 第六是创造不止。 理想大学的生命力在于创造，因此创造精神必须贯彻到学校的一切工作领域里，教师为创造而教，学生为创造而学。 刘校长引用《诗经》的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他的发言，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  朱清时校长在发言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是教育改革领域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的发言当然引人注目。 他说，我心中的南方科技大学，几乎就是刘校长所描述的“理想大学”的简化版。但是往往实践起来很难很难。我去南方科大赴任时，给深圳市领导提出三个要求：一是要有充足的经费；二是要有办学的自主权，充分放手，让我按教育客观规律办事，按学术至上原则办事；三是建立一流的教授队伍，起码要向香港看齐。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南方科大教授的工资不能只有香港大学的一半，这样留不住人才。 开始都答应的好好的。但是等我上任后，发现实现这三条很难。  钱理群教授在发言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是以研究和弘扬北大精神而蜚声学术界，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他的发言，一如他研究的鲁迅，风格犀利，振聋发聩。 他说，要创办理想大学，方法理念从哪里来？有必要认真总结中国二十世纪的教育经验。他认为，起码中国二十世纪有两所大学值得总结，一是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一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这两所大学给我们的启示，大学的功能至少有两条： 一是大学的革命性功能。 大学应该对社会发展的形态，社会变革的方向，做出系统的批判，质疑，反省，创造性的回答社会和人类未来的根本性问题，为社会变革提供精神资源。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都有重新估定社会价值的意义。通过媒体，北大的校园文化转化为社会文化，为中国近代的发展，和独立，统一，经济成长的三大目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今社会，在全世界范围以内，都出现了病态，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社会形态都出现了危机，都在呼唤变革。它需要一种更超越，更智慧，更综合的思维和想象力来解决问题；从中国来看，中国下一步将向何处去？当下中国起码面临四大重建：制度，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也需要新的思维，新的想象力。这些，都给中国大学的革命性功能，提出来新的迫切要求。 二是大学的保守性功能。 大学应当起到民族文化，人类文明的积淀和传承的作用，大学是一个文明和精神的传递者。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中国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民族危亡之秋，起了维护民族文化根脉的作用。如今社会价值体系混乱，道德崩溃，大学如何起到坚持道德操守，坚持独立自由的精神，成为整个社会民族精神和道德信仰的中流砥柱？所以，大学必须提供精神保守的功能，大学要和时尚，和世风流俗保持距离，和现状，现实保持距离，以批判的姿态，以沉静，清洁和定力，来对付全社会的浮躁和疯狂。要强调做人的规范，以决不妥协，决不让步的态度，来批判当今的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弘扬大学精神。 钱先生说，我们的大学，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胡适强调要培养精英，而鲁迅强调要培养泥土。我认为要两者互相渗透。精英应当是具有独立精神，自由精神和创造精神的思想家，是真正的学术带头人。 现在，我们的学校正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无可挑剔，世道，老成，懂得配合，善于表演，更学会利用体制来达到目的。他们把每一项行为，都当做投资，精于计算。这些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更可怕。他们是有毒的“罂粟花”。 我把钱先生这一段话，发到微博上，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到今天，这一条微博已经被转发三万五千多次。
易中天教授在发言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顾明远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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