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甘肃青年

　　■一顶帐篷和一辆自行车

　　■六年间行过九万里想告诉人们他所看到的真实的西部教育

　　■他的人生也在走完这段长路后划定方向：毕生为农村教育过活

　　尚立富在去年年末的时候，结束了他在北京高校的影展。说是影展，无非是在校园的路边挂几天，图片极其普通，是用一部最简单的海鸥相机拍摄而成的。

　　今年26岁的尚立富出生于甘肃省景泰县，一个农村孩子。去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在北京大学展览时，一些学生，特别是女孩子，在留言本上只写下“想哭”两个字。一位甘肃老乡对尚立富说，照片上的这些东西太熟悉了，可居然还是流了泪。

　　2003年最后的两个月，尚立富驮着他制作简陋的图片奔走在北京的几十所院校之间。有时候北京的大风让他不得不停下来两天，这个空闲，他就在京城四处打听拜访一些教育学者。

　　“我不是来收获眼泪的。我希望和很多人一起思考和寻找西部农村教育在现实背景下的出路。我想，这条路是有的。”

　　从摆脱迷茫到找到方向

　　喜欢追问自己心灵的人往往活得不轻松。尚立富就是这样。19岁时他的第一次西行没有目的，就是想通过走路来摆脱年少的迷茫。

　　我从进入大学的那一年起就很迷茫。同学们在一起最爱谈的就是自己的理想，谈时总是兴奋，过后却异常的平静与空虚。这时候心里就特别难过。我学的又是中文，那些东西美好但不现实。我整天在思索，除了看书，就一直发呆。

　　我决定走出去，到真正的农村看看。虽然我也是农民，但从记事起我们家就搬到了城里的郊区。我只是想体验行走，只是希望自己能走出迷茫。1998年暑假，我开始了第一次西部之行，从甘肃河西走廊到青海。

　　西部的荒凉和贫困震撼了尚立富，尽管他也是西部人。翻不完的大山，看了叫人想流泪的黄土，一望无垠的戈壁，他开始思索：曾经一度辉煌的西部，为什么被如今的满目苍凉所替代？

　　到了西宁，一个月酷暑中的第一次远行画上了句号。我奢侈了一回，花了6块钱住了家小旅馆。去浴室洗澡，把衣服脱掉后，周围的人开始逐个走掉。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刚在水里一浸，全身的皮一层一层往下脱落时，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皮，脱了四五层，漂在水面上，像锅里漂浮的油，绿绿的。我把它们揉成一团，放在我的面前。这也许就是行走对我的恩赐吧！

　　明天，明天我去干什么，没了方向。空虚和孤寂感又来了。

　　1999年寒假，带着3元1角钱，尚立富又骑自行车走出校门。只是行李比上次多了一支毛笔和一把剪刀。一路上他通过给别人写对联、剪窗花、除粪、农活的方式来换得吃住，在外面生活了23天。

　　找不到安慰自己的东西，我很空虚，总觉得自己有些什么责任。第二次出行结束的时候，我才发觉自己并没有真正做完一件事，也没有更深刻地让人们去了解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师范生，我对教育作用的体会是深刻的，尤其是两次远行后。我想知道东部和西部的教育差距为什么会那么大。也许，再走更远的路，于我来说是会有答案的。

　　1999年6月，为了比较考察西部教育与东南沿海的教育状况，尚立富靠给一家石粉厂搬运石膏粉和装火车皮的方式打工，苦干3个月换来了两千元钱。1999年9月9日，他骑自行车开始了自己的东部之行。

　　三次远行，尚立富先后走了16个省（直辖市）、64个市、110多个县，沿途采访了100多所学校，行程3万多里。

　　我感觉到自己的方向在路上一点一点清晰起来。在考察中，我感到东南沿海的教育模式对我们西部农村的发展来说只能从局部提供参考，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西部的问题。于是我又第四次出发了，实地考察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四川、重庆、贵州10个西部省市区的农村教育情况。

　　2002年3月开始，近一年的时间，尚立富骑单车走访了60多个县，采访了100多所学校，行程6万多里。这是他多次远行后意向最明确的一次考察。

　　他的心和脑在行走的路上逐渐通透，他开始慢慢走向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一个注定沉重但充实的方向。

　　到底什么是适合西部的教育

　　尚立富说，行走给了他太多的感想，尤其是当面对着孩子们那一双双如饥似渴的眼睛，“我的心没有一次不在流泪。”

　　有个宁夏的女孩叫马冬艳。我刚到她家时，她正在收拾着做饭，一个12岁的孩子已经做了整整4个年头的饭。看她围着围裙在锅台边转来转去，我的心有点发抖。马冬艳家有4个孩子，她是老三。她的大哥小学还没毕业，为了弟妹上学就去外地打工挣钱，每年到了上学的时候全家人都盼着他能回来。两年了，他家总是不能按时交上弟妹上学的几十元学费。

　　晚上很晚了她才写作业，灯光把她弱小的身影放大在墙壁上，一颤一颤的，让人心碎。

　　在西部贫困的不止是一个个的孩子，还有孩子们的老师。那些民办老师、那些代课老师，他们很多人几乎是年复一年地无酬而劳。

　　在陕西延川，有个叫冯家坪乡寺村的小学。我认识了一个民办教师，她教了17年书，工资从几十元到现在的100多元，每当公办老师发月工资时，她只能拿着铅笔在一个皱巴巴的小本子上面记账，这么多年来她的工资总共被欠了1.7万多元，就这样她还是在教。

　　走在西部农村，多数人都会向尚立富诉苦，政府应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钱是重要，然而教育仅仅是钱的问题吗？尚立富一路上反复掂量这个问题。

　　甘肃会宁的教育给了我很深的思考。这个偏远贫困的地方先后走出了500多名硕士和博士。我所到的塬边乡柴家湾村，村里一户人家当时温饱都难以解决，却有兄弟两人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个村70％的农民没有见过火车和电脑，但他们却见过博士。

　　内蒙古的一个希望小学，条件好得很。我发现学校购置在每一个教室里的投影仪、录音机全是摆设。有的甚至用塑料包起来不曾使用过。这里的老师说，用不惯，也不会用。　　真的恐怕不是钱这么简单的问题，更重要的或许是种对教育的虔诚。

　　考察中，尚立富发现西部农村教学模式非常单一，仅仅就是读书识字，很少服务于农村的发展，学校和农村存在着巨大的隔膜。老师和学生们有时候都觉得学到的知识离自己的生活太远了。

　　在青海治多县藏民居住地区，一位中学校长跟我说了心里话。他说，作为校长，能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他和学校都没有目标。学生一旦考不上高中你让他们干什么？县上连职业中学都没有。

　　这位校长说：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为了培养一个合格的文化人和劳动者，现在的学生毕业后没有多少文化，又没有多少生存技能，这就是我们现在教育培养出来的“四不像”。

　　农村教育的现实是，最终能够考上大学的人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的人都走上了社会。但目前农村教育同样沿袭的是和城市一样的“升学教育模式”，这种精英培养，尚立富发现并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它挫伤了农民送子女入学的积极性，“读书无用论”很盛行。

　　我们只注重了一小部分，却忽视了一大部分。话又说回来，建设自己家乡的人又是谁，是那些考上大学的人才吗？

　　在青海，牧民孩子上学大多是被逼的。假如今年这个村有10个适龄儿童，就开始抓阄。有些家长宁可交罚款，也不愿让自己的孩子上学，因为他们从上学的路上看不到希望，孩子学不到看得见的技术。这儿很多人把上学回来的人称为“浪费铺盖卷的人”（没用的人）。

　　我们应该利用学校，让大批人除了接受文化教育，更能学到一些真正实用的技术。不至于一旦失学，就再也找不到可以支撑他们的信念，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文化和技术做些事情。

　　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对于中国乡村教育和农村走向曾经急迫地说：“中国乡村教育走错路了！它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豪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

　　我觉得，今天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应该重拾陶行知的这些观点。我只是一个目击者，一个教育个案材料的提供者，我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西部，了解西部农村教育，不要总是站在一个特定的惯性角度去审视西部。

　　注定孤独的人生

　　去年大学毕业的尚立富，如果顺理成章，现在本该是甘肃某银行中层领导的秘书。但那里短暂的“高级”生活却令他“痛苦不堪”，“有时候一桌饭就能吃掉几十个孩子的学费。我没有办法不这样想。那些路上看到的东西太刻骨了。每天我都在这种巨大的悬殊中痛苦不已。”

　　尚立富最后还是离开了银行，成了一个没有工作的人。现在，他蜗居在北京的一间地下室里，有时候一天都不吃饭。他在北京跑来跑去，想吁请有能力的组织和机构为农村教育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

　　本来打算展览完就回去的他，在北京却绊住了脚。在北京他办了几件事：9万里行走路上他搜集的280个面临失学、急需援助的孩子被北京高校的学生和老师们一一结对资助；在如他当年一样迷茫的大学生们“我们能为西部教育做些什么？”的追问下，尚立富将组织百人志愿团，明年7月文化扶贫西部，依据不同的学科门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农村教育专项调研———“看看农村到底缺什么，今后就让社会去为他们补什么。”

　　这100多人现在正在校园里苦练身体和专业技能，而尚立富和一些教育学者们却正在找钱。至今还没有一个企业愿意拿出15万元来资助他们这个活动。

　　尚立富说，他未来的希望是努力说服一些人或机构，在西部建一些职业技术学校和专门培训民办老师的学校。

　　从6年前出行到如今的漂泊，尚立富一直是独行，他选择了一个注定孤独的事业。“刚开始一个人在路上时，我忍受不了就朝着大山喊自己的名字，直到自己的嗓子喊哑。后来我发现孤独需要一种勇气，更是一种美，是一种旷世的浩瀚之美。”

　　尚立富现在靠给一家报社兼职写稿维持生活。不知道他和他的理想能坚持多久？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