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甘肅青年

　　■一頂帳篷和一輛自行車

　　■六年間行過九萬里想告訴人們他所看到的真實的西部教育

　　■他的人生也在走完這段長路後劃定方向：畢生為農村教育過活

　　尚立富在去年年末的時候，結束了他在北京高校的影展。說是影展，無非是在校園的路邊掛幾天，圖片極其普通，是用一部最簡單的海鷗相機拍攝而成的。

　　今年26歲的尚立富出生於甘肅省景泰縣，一個農村孩子。去年畢業於西北師範大學中文系。

　　在北京大學展覽時，一些學生，特別是女孩子，在留言本上只寫下“想哭”兩個字。一位甘肅老鄉對尚立富說，照片上的這些東西太熟悉了，可居然還是流了淚。

　　2003年最後的兩個月，尚立富馱着他製作簡陋的圖片奔走在北京的幾十所院校之間。有時候北京的大風讓他不得不停下來兩天，這個空閒，他就在京城四處打聽拜訪一些教育學者。

　　“我不是來收穫眼淚的。我希望和很多人一起思考和尋找西部農村教育在現實背景下的出路。我想，這條路是有的。”

　　從擺脫迷茫到找到方向

　　喜歡追問自己心靈的人往往活得不輕鬆。尚立富就是這樣。19歲時他的第一次西行沒有目的，就是想通過走路來擺脫年少的迷茫。

　　我從進入大學的那一年起就很迷茫。同學們在一起最愛談的就是自己的理想，談時總是興奮，過後卻異常的平靜與空虛。這時候心裡就特別難過。我學的又是中文，那些東西美好但不現實。我整天在思索，除了看書，就一直發呆。

　　我決定走出去，到真正的農村看看。雖然我也是農民，但從記事起我們家就搬到了城裡的郊區。我只是想體驗行走，只是希望自己能走出迷茫。1998年暑假，我開始了第一次西部之行，從甘肅河西走廊到青海。

　　西部的荒涼和貧困震撼了尚立富，儘管他也是西部人。翻不完的大山，看了叫人想流淚的黃土，一望無垠的戈壁，他開始思索：曾經一度輝煌的西部，為什麼被如今的滿目蒼涼所替代？

　　到了西寧，一個月酷暑中的第一次遠行畫上了句號。我奢侈了一回，花了6塊錢住了家小旅館。去浴室洗澡，把衣服脫掉後，周圍的人開始逐個走掉。最後只剩下我一個人。我剛在水裡一浸，全身的皮一層一層往下脫落時，我知道是怎麼回事了。那皮，脫了四五層，漂在水面上，像鍋里漂浮的油，綠綠的。我把它們揉成一團，放在我的面前。這也許就是行走對我的恩賜吧！

　　明天，明天我去幹什麼，沒了方向。空虛和孤寂感又來了。

　　1999年寒假，帶着3元1角錢，尚立富又騎自行車走出校門。只是行李比上次多了一支毛筆和一把剪刀。一路上他通過給別人寫對聯、剪窗花、除糞、農活的方式來換得吃住，在外面生活了23天。

　　找不到安慰自己的東西，我很空虛，總覺得自己有些什麼責任。第二次出行結束的時候，我才發覺自己並沒有真正做完一件事，也沒有更深刻地讓人們去了解我們的社會。作為一個師範生，我對教育作用的體會是深刻的，尤其是兩次遠行後。我想知道東部和西部的教育差距為什麼會那麼大。也許，再走更遠的路，於我來說是會有答案的。

　　1999年6月，為了比較考察西部教育與東南沿海的教育狀況，尚立富靠給一家石粉廠搬運石膏粉和裝火車皮的方式打工，苦幹3個月換來了兩千元錢。1999年9月9日，他騎自行車開始了自己的東部之行。

　　三次遠行，尚立富先後走了16個省（直轄市）、64個市、110多個縣，沿途採訪了100多所學校，行程3萬多里。

　　我感覺到自己的方向在路上一點一點清晰起來。在考察中，我感到東南沿海的教育模式對我們西部農村的發展來說只能從局部提供參考，很難從根本上解決西部的問題。於是我又第四次出發了，實地考察了甘肅、寧夏、陝西、內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四川、重慶、貴州10個西部省市區的農村教育情況。

　　2002年3月開始，近一年的時間，尚立富騎單車走訪了60多個縣，採訪了100多所學校，行程6萬多里。這是他多次遠行後意向最明確的一次考察。

　　他的心和腦在行走的路上逐漸通透，他開始慢慢走向自己未來的人生方向，一個註定沉重但充實的方向。

　　到底什麼是適合西部的教育

　　尚立富說，行走給了他太多的感想，尤其是當面對着孩子們那一雙雙如饑似渴的眼睛，“我的心沒有一次不在流淚。”

　　有個寧夏的女孩叫馬冬艷。我剛到她家時，她正在收拾着做飯，一個12歲的孩子已經做了整整4個年頭的飯。看她圍着圍裙在鍋台邊轉來轉去，我的心有點發抖。馬冬艷家有4個孩子，她是老三。她的大哥小學還沒畢業，為了弟妹上學就去外地打工掙錢，每年到了上學的時候全家人都盼着他能回來。兩年了，他家總是不能按時交上弟妹上學的幾十元學費。

　　晚上很晚了她才寫作業，燈光把她弱小的身影放大在牆壁上，一顫一顫的，讓人心碎。

　　在西部貧困的不止是一個個的孩子，還有孩子們的老師。那些民辦老師、那些代課老師，他們很多人幾乎是年復一年地無酬而勞。

　　在陝西延川，有個叫馮家坪鄉寺村的小學。我認識了一個民辦教師，她教了17年書，工資從幾十元到現在的100多元，每當公辦老師發月工資時，她只能拿着鉛筆在一個皺巴巴的小本子上面記賬，這麼多年來她的工資總共被欠了1.7萬多元，就這樣她還是在教。

　　走在西部農村，多數人都會向尚立富訴苦，政府應該加大對教育的投入。錢是重要，然而教育僅僅是錢的問題嗎？尚立富一路上反覆掂量這個問題。

　　甘肅會寧的教育給了我很深的思考。這個偏遠貧困的地方先後走出了500多名碩士和博士。我所到的塬邊鄉柴家灣村，村里一戶人家當時溫飽都難以解決，卻有兄弟兩人獲得了博士學位，這個村70％的農民沒有見過火車和電腦，但他們卻見過博士。

　　內蒙古的一個希望小學，條件好得很。我發現學校購置在每一個教室里的投影儀、錄音機全是擺設。有的甚至用塑料包起來不曾使用過。這裡的老師說，用不慣，也不會用。　　真的恐怕不是錢這麼簡單的問題，更重要的或許是種對教育的虔誠。

　　考察中，尚立富發現西部農村教學模式非常單一，僅僅就是讀書識字，很少服務於農村的發展，學校和農村存在着巨大的隔膜。老師和學生們有時候都覺得學到的知識離自己的生活太遠了。

　　在青海治多縣藏民居住地區，一位中學校長跟我說了心裡話。他說，作為校長，能把學生培養成什麼樣，他和學校都沒有目標。學生一旦考不上高中你讓他們幹什麼？縣上連職業中學都沒有。

　　這位校長說：我們的教育方針是為了培養一個合格的文化人和勞動者，現在的學生畢業後沒有多少文化，又沒有多少生存技能，這就是我們現在教育培養出來的“四不像”。

　　農村教育的現實是，最終能夠考上大學的人鳳毛麟角，絕大多數的人都走上了社會。但目前農村教育同樣沿襲的是和城市一樣的“升學教育模式”，這種精英培養，尚立富發現並不符合中國農村的實際，它挫傷了農民送子女入學的積極性，“讀書無用論”很盛行。

　　我們只注重了一小部分，卻忽視了一大部分。話又說回來，建設自己家鄉的人又是誰，是那些考上大學的人才嗎？

　　在青海，牧民孩子上學大多是被逼的。假如今年這個村有10個適齡兒童，就開始抓鬮。有些家長寧可交罰款，也不願讓自己的孩子上學，因為他們從上學的路上看不到希望，孩子學不到看得見的技術。這兒很多人把上學回來的人稱為“浪費鋪蓋卷的人”（沒用的人）。

　　我們應該利用學校，讓大批人除了接受文化教育，更能學到一些真正實用的技術。不至於一旦失學，就再也找不到可以支撐他們的信念，他們可以利用自己的文化和技術做些事情。

　　著名教育學家陶行知對於中國鄉村教育和農村走向曾經急迫地說：“中國鄉村教育走錯路了！它教人離開鄉下往城裡跑，它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羨慕豪華，看不起務農；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農夫子弟變成書呆子。生路是什麼？就是建設適合鄉村實際生活的活教育。”

　　我覺得，今天中國農村教育的發展應該重拾陶行知的這些觀點。我只是一個目擊者，一個教育個案材料的提供者，我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西部，了解西部農村教育，不要總是站在一個特定的慣性角度去審視西部。

　　註定孤獨的人生

　　去年大學畢業的尚立富，如果順理成章，現在本該是甘肅某銀行中層領導的秘書。但那裡短暫的“高級”生活卻令他“痛苦不堪”，“有時候一桌飯就能吃掉幾十個孩子的學費。我沒有辦法不這樣想。那些路上看到的東西太刻骨了。每天我都在這種巨大的懸殊中痛苦不已。”

　　尚立富最後還是離開了銀行，成了一個沒有工作的人。現在，他蝸居在北京的一間地下室里，有時候一天都不吃飯。他在北京跑來跑去，想籲請有能力的組織和機構為農村教育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

　　本來打算展覽完就回去的他，在北京卻絆住了腳。在北京他辦了幾件事：9萬里行走路上他搜集的280個面臨失學、急需援助的孩子被北京高校的學生和老師們一一結對資助；在如他當年一樣迷茫的大學生們“我們能為西部教育做些什麼？”的追問下，尚立富將組織百人志願團，明年7月文化扶貧西部，依據不同的學科門類，進行一次大規模的農村教育專項調研———“看看農村到底缺什麼，今後就讓社會去為他們補什麼。”

　　這100多人現在正在校園裡苦練身體和專業技能，而尚立富和一些教育學者們卻正在找錢。至今還沒有一個企業願意拿出15萬元來資助他們這個活動。

　　尚立富說，他未來的希望是努力說服一些人或機構，在西部建一些職業技術學校和專門培訓民辦老師的學校。

　　從6年前出行到如今的漂泊，尚立富一直是獨行，他選擇了一個註定孤獨的事業。“剛開始一個人在路上時，我忍受不了就朝着大山喊自己的名字，直到自己的嗓子喊啞。後來我發現孤獨需要一種勇氣，更是一種美，是一種曠世的浩瀚之美。”

　　尚立富現在靠給一家報社兼職寫稿維持生活。不知道他和他的理想能堅持多久？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