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大学似乎已经脱离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近年来，上海北京的有些
大学进行了后勤分离、定级定岗一类的改革，媒体也大力宣传。但是知道
内情的人都清楚，大学的管理状况并不比国营企业好，甚至问题更加严
重。说什么“有力的改革”，是不切实际的，大学改革需要多次“攻坚
战”，现在只是个开头。笔者并非研究高等教育的专家，此文所描述的大
学中的问题仅是有感而发，重点谈看法：

1、缺乏学术自由：

虽然大学里有许多教师思想很解放，但整体看来，大学的观念落后于全国
改革的步伐。90年代初期，在大学里是“左”比“右”好，反改革比支持
改革好。当时有个词叫“自由化倾向”。北京某大学的一个很有名的哲学
教授，就是因为被视为有“自由化倾向”而一直评不上博导。实际上，这
个教授一直是系党委书记，他仅仅是发表了一些很抽象的哲学论文，观点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有所不同而已。这个事情说明大学里并无学术自
由。后来又换了一个新词叫“学术倾向”，是一个具有同样威力的炮弹。
到9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口号喊响后，有的学校、院系
便宽松了一些，而有的地方则是你说我“反社会主义”，我说你“反市场
经济”。这种争论同60年代朱光潜、吕莹等人的美学争论不同，那是在报
纸刊物上公开讨论，这是暗地里扣帽子，用致命的政治子弹打黑枪。

从远的历史看，这是中国人窝里斗的老传统；从近的历史看，这是“文
革”遗风。“与人奋斗”要比与学问奋斗容易，扳倒竞争对手的最有力武
器是政治帽子。有的人乐此不疲，打棍子、扣帽子成了习惯性动作。这种
状况再加上近亲繁殖产生的师长权威，学术自由就没有什么发展余地了。
中央领导人不断提倡的“学术自由”，也对校园影响不大。大学里没有学
术气氛，只是有一些文化气氛，连顶尖大学也是如此。

2、过度官僚化：

目前，中国大学里的“干部”太多。国外的大学，一般只有校长一名，副
校长一到二名；系主任一名，副系主任一名或者没有。而中国的大学，几
乎都是“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正常情况，大学校长、副校长达
五、六人，此外还有党委书记一人、副书记数量多者也达四、五人；学校
的常设机构，有的大学多达四十多个处、室，精简后也有二十多个，但是
精简的办法是“拼盘法”：把几小盘菜装进一个大盘，实际上数量没有减
少。每个处里有一名处长（或部长）、至少两名副处长（或副部长）；下
面还有许多科级干部。在每个系里，有系主任一名、副主任三名、主任助
理一名，党委书记一名、副书记两名；在教研室一级，有主任一人，副主
任一到二人，党支部书记一人，副书记一人。此外，还有团的和工会的自
上而下的系统；还有学术性官僚机构：校级、片级（比如文科、理科片
等）、系级三级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校级、片级的委员会都有十
几、二十几名委员，系里的委员会一般有九名委员。

这首先就造成了信息高度的分散化：有的管教学、有的科研、有的管职
称，谁也不知道教师的整体信息。西方大学的校长能对全校几百名教师情
况了如指掌，而中国的大学校长可能只知道几个被人为地树立起来的“突
出”或“优秀”人物。其次是权力高度分散化。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却在
相互推诿中不能解决，因为谁也没有决定性的权力。系里也是同样情况。
“领导班子”这个概念只是增加了官，没有带来效率、民主和透明度。领
导班子的最大工作是分配“大锅饭”：尽量向学校要更多的钱、职称指
标、各种奖励名额，然后在系里搞分配。由于政府始终不能解决教师待遇
问题，可怜学者斯文丧失殆尽。有时为了十几元钱的补贴、几十元的办班
提成，七、八个系办公会成员，要接连开几次会。

这个体制实现了最大的权力分配，带来了最低的管理效率。它既没“集
中”又没“民主”。甚至有的大学，是校长负责，还是书记负责都搞不
清。

3、想“官”抢“官”：

“官”对于许多大学教师来说，是一块有巨大吸引力的磁石。在有些名牌
大学的个别系里，尊重学问和学术权威的传统还在，系主任远远没有名教
授那样受人尊敬。尽管如此，当个系主任、处长什么的官儿，并不是没有
人干，而是像“臭豆腐”，都说臭，却都想吃，一吃就上瘾。而在多数大
学里，系主任则是威风十足，对于人们的吸引力就可想而知了。为了当个
官儿，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人的聪明才智：小报告、匿名信、诬告诽谤、造
谣中伤、相互串联结党、走后门、逢迎讨好……无所不用其极。组织部的
工作量很大，马拉松式地同系里所有的教师谈话，辛辛苦苦地工作半个
月，产生的新班子大家还是不满意，顶多是新鲜几天，不久又会有人开始
骂新班子，并盼望再换新班子。一是新班子的确有问题，一是有人想当
官。

4、权威的缺失：

许多学科目前没有学术权威，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改革以来，第一
代学术权威是“历史文物”。第二代学术权威主要来自西南联大毕业者和
一些解放前从国外留学归国者，由于有了好的知识功底，在改革开放以后
做出了成就。第一代人基本上均已辞世，第二代在世寥寥。第三代学术权
威是解放以后毕业，在改革开放后作出成就者。但是这样的人数量不多。
连北京的一些顶尖大学里，公认的学术权威也很少了。

没有学术权威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在文史哲这些老学科，当没有权威后，
立即呈现出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教师们纷纷宣布自己是“权威”。而在
那些历史短的社会科学学科，问题更是严重，大家都差不多，谁也不服气
谁，甚至经常你说我水平差、我说你水平差，无休止地相互攻击。这个问
题与“学术倾向”斗争、权力斗争搅和在一起，把许多系搞得乱七八糟。
评职、定岗必然带来一场大混乱，因为谁也没有资格说哪个行哪个不行。

权威缺失还要从成果的评价体系上理解。目前，没有那家刊物能够算得上
是“权威刊物”。一些刊物的位置很高，但其中很少有创新性成果，学术
刊物的最大读者群（研究生）基本不看这些刊物。而一些办的很好的民间
刊物，又不被学校承认。据说复旦大学、南京大学近年来在刊物评价体系
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根据刊物的实际水平来划分档次。而多数大学在这方
面基本是无所作为。院系执行的情况则是更是“多样化”，许多都是当权
者自己任意宣布，连报纸和一些通俗性读物都被定为“核心期刊”。这样
就没有什么标准可言了。一个系里的学术委员会主席说：“我们没法判定
一个人的科研水平，只有靠字数来判定。”

各种各样的科研项目审批和评奖同样没有权威性。国家和教育部的项目审
批，每年都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组织，但是人们却一直对其作用有怀
疑。自然科学的实情不了太清楚，人文社会科学则可以说是在浪费钱财。
每年组织申报项目，中青年教师都态度极其冷淡。系领导再三动员，还是
没有几个人申报。因为大家都知道项目审批过程不透明，所谓“不透明”
就是“黑暗”。评审委员很多，每人分一个项目，就所剩无几了。许多项
目本来就是他们为自己设计的，他人岂能有份儿？少量的项目没主，那是
需要人情关系。听一个外省大学的教授说，他一个项目得到三万元，而为
了评上这个项目，托人情、走后门、送礼、拉关系、在北京活动、住宿、
车费，共花了四万多元。他实际上得到的资助是负一万元。但是，可不能
小看这负一万元资助的项目，它对于申报者的前途作用可大了，甚至对学
校也是一个光荣。

这些项目，带头人水平高的，还能出一、两本好书，水平不高的，连一篇
像样的文章都写不出。多数都是找几个、十几个熟人合伙编一本书，然后
通过关系出版。有的书只印一、两千册，甚至几百册。就这还卖不掉。卖
不出去没有关系，留着评奖。评了省部奖，再评国家级奖。评奖对于有的
人难于上青天，对于有的人却是易如探囊取物。因为，评奖过程同样是不
透明。一本书使一堆人提上教授的例子十分普遍。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
些“科研成果”一直在给大学的管理添乱！

5、先进太多：

还有一弊就是“评先进”。西方国家也有评先进的事情，比如推举“优秀
市民”、“时代佳丽”之类，但在西方这仅仅是为了点缀社会生活，大学
里不搞这样的名堂。而中国的大学则是“动真格”，在其它办法不灵光
时，把这作为撬动杠杆。在中国，评先进模范人物始于汉代的察举制度即
“举贤良”制度。“举秀才”、“举孝廉”、“举贤才”、举“清官”、
“节妇”、“烈女”等等，两千多年历史上的确举了不少。

但是，整个历史上的种类都加起来，也没有现在的大学的种类多。近年
来，北京的有的大学花样之多，令人吃惊：“优秀教师”、“模范党
员”、“优秀基础课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管理人才”、“优
秀思想工作者”、“优秀研究生课程”、“优秀本科生课程”、“优秀人
才”、“优秀老教师”、“优秀中青年学者”、“突出贡献者”、“跨世
纪人才”、“百人工程”、“优秀项目奖”、“优秀科研奖”、“中青年
科研奖”，等等；此外还有从海外、国内公司拉赞助设立的奖，其数目也
不下几十种。一个大学有这么多的奖励，说明奖励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有的院系，每个教师都能抱出一堆大红皮子的“奖励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