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过年我已四十七岁了。四十七岁女人当然算老，四十七岁男人，也多半与英雄绝缘。亚历山大三十三岁，已征服全世界，死在印度；项羽三十一岁，已饮恨乌江。他们的人生不需走太长，已笑傲天下。

老了，不只皮囊老了，心也老了。翻翻自己一年来写的文章，尽是些时代匆匆的感伤，没几篇俏皮佳作。我看着镜子想，是我看老了江湖？还是江湖看老了我？

年轻时看到西楚霸王项羽投乌江，总觉得人生走到末了，就该求个相同死法。霸王三十一岁，带着八百名追随者突围南下，走到长江西岸的乌江，只剩二十六旗。乌江亭长准备了小船，劝他到江东称王，项羽笑着说：「我当年带江东弟子八千人西征，如今谁也没生还。」最後留下一句「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也没脸见他们了。「他们即使不说什麽，我项羽难道不问心有愧吗？」

霸王胆子大，能将生死如此置之度外，还靠情人虞姬已经比他先死了。虞姬知道霸王已四面楚歌，明知必然一死，先殉了情。她用自杀让情人免去死的恐惧，「死亡不算什麽，我都死给你看了，君请随我而来」。没有她唯美的生死恋，就没有西楚霸王狂飙的死法。上下古今，自从虞姬随大王，受风霜、受劳碌，最後消却，留下最美的故事。

虞姬死的时候，当然年纪更小。我现在活到四十七岁，当然只能看霸王，真效法虞姬，也不会有人觉得唯美！不过四十七岁女人想当霸王，谁又愿意为我殉情？有这种「笨」男人吗？

四十七年，我最大的感概，发现历史是张薄薄的纸，底下充满激情；所以历史的纸，常免不了要破。胡适在五四运动前，想当自由主义的播种者，他要大家只谈问题，不谈主义。但狂飙的五四来了，激情的民族主义出现了，掩盖在薄纸下的激情，戳破了表面的纸，胡适的问题不见了，五四变成一场主义激情的运动。

就因为历史是一张薄薄的纸，所以历史从来不往人们所构思的直线发展。维也纳人史蒂芬斯威格，曾在十九世纪笔画未来世界的愿景：「每隔十年，标会更上一层楼的进步」；「始终不逾地深信，容忍与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各国和各教派间的界线和分歧，将会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渐消逝。」

十九世纪末这群进步主义者所相信的「每隔十年」，在一次大战前终经逆转。时代的狂潮、战争，戳破了那张历史薄薄的纸，人性的信念无法往上升步步提高，猛一下，历史一跌，底头的灾难已等着你。二十世纪初始的人，很难想像战墟都还没能从前一场战争中挣出，另一场世界大战已经近在眼前。

年轻的我，不知道历史只是一张薄薄的纸，往往盛情难却，妄想在薄薄的纸上，骑马纵横天下。

我曾不顾一切地追寻台湾的国家运动。那是我的第一个故事，「千人随从」。一八六○年春末，一名着装炫目、和我一样奇装异服的士兵加波底（Garibaldi），开始了从热内亚附近的义大利港口驶向西西岛的航程。他只是个击队领袖，在国外战斗过，但带着千人随从，有衣着混乱的学生及与海盗差不多的冒险者，乘着两艘小船，不超过二十岁的小伙子们，他们的使命就是把义大利变成一个国家，建立义大利新国家。

没有人看好他们，成功希望不大，这群人说什麽都是笑话。他们装备落後，中间也无人有从事战争或行政管理的经验。很多人甚至不识字，也不知道什麽叫民族主义，更无能力为国家勾勒出一个充满希望的愿景。一千多名志愿者，有人只来混口饭吃，说要建立义大利的认同与新国家，但也混着匈牙利人、波兰人。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出乎历史意料之外，他们从波旁王朝成功夺取了西西岛及大陆南部。一八六○年春末出发，一八六一年三月，加波底成为义大利统一後的首任国王。

千人随从是我小时候最陶醉的故事，长大後逐渐发现，人生这些事情往往只是机缘或意外，多数时刻我们被命定的历史结构所掳获。我不是英雄，不只没有亚历山大杀牛的天份，没有项羽狂啸的嗓门，更重要的，毫无千人随从的运气。我们的年代在薄薄一张纸下，充满危险陷阱。这是个没有英雄的年代，英雄只会不小心戳破薄薄的纸，最後自己坠入悬崖。

从事政治，若说我曾得到特殊领悟，就是我比多数人早一点体会台湾版英雄，只是嘉年华面具，表演用的。我们现在的台湾正名运动，长期来看，是一个命定的分裂与命定的毁灭。我们正从十年前的本土运动，也就是强调台湾人认同的运动，走向民族主义阶段。十年来台湾民主政治架构，并没有保民主宪政与个人自由的进一步发展，它主要呵护了台湾民族主义的崛起。陈水扁执政後，台湾人的认同，已经转化以国家力量，塑造成教科书、历史重撰的政治民族主义概念。

在一场有史以来第一次一对一的总统大选中，陈水扁基於选举利益，挥别了民族主义历史文学的美丽境界，开始走向国际摊牌的危险游戏。他准备把台湾的未来，带向一场豪赌，如同他的竞选结论，全输或全赢。

这是一场命定的分裂。只要中国在、只要北京在，两岸是命定的分裂；只要中国在、北京威胁在，台湾内部省籍问题，也是命定的分裂；只要中国在、只要北京在，台湾内部政党，一个代表激情的不怕死，一个代表和平共存的绿蓝力量，也是命定的分裂。

但这也是一场命定的毁灭。至今国际环境，不容许台湾摊牌。要摊牌，台湾人得有一死的决心，不可学哈珊，没事，装雄狮，危险来了，变老鼠。某个程度而言，我相信今天站在第一线上，不负责任地驱使台湾走向摊牌的人，未来一旦战争发生，将是溜得最快、妥协最快的人。这群人在时代任何角落里，向来是投机者。他们祖先是二二八逃兵；父执辈或他们自己的前半生，是国民党戒严体制下的妥协者，甚至获利者；而他们自己，是民进党崛起与陈水扁执政後权力的依附者。他们告诉社会，独立建国这条路台湾非走不可，至於有没有危险，他们想都不愿想，避而不答。

在激情催化下，历史那张薄薄的纸，不只罩住台湾的认知，也罩住这些人的勇气。等战争一来，不只历史的纸要破，他们自己的勇气也会破。

当陈水扁总统不顾一切破坏两岸赛局规则时，最後交换的绝对是北京的疯狂回报。就像连战演讲中所说：「你有基本教义派，别人没有吗？你不理性，别人何尝理性？你催化战争，别人为何畏战？」

八○年代，波兰团结工联领导了一场东欧铁幕下最强的群众运动，最後苏联进军要摊牌了，华勒沙所带领的团结工联经过长期辩论，为了维护波兰国土完整，波兰团结工联集体放弃抗争，领袖们任由波兰共产党把他们抓进牢里。他们宁可自己缴械坐牢，也不给苏联进军再度瓜分波兰的机会。这种英雄是伟大的，这种英雄是自律的，但他们是波兰版、项羽版的；不是台湾版的，台湾英雄不靠牺牲，靠吹牛，靠只鼓吹过去，不思考未来。

从二二八至今，台湾人的悲情没有改变。任何危险战争时刻，真正站在第一线的，总是谢雪红这种非菁英女人，总是手无寸铁的民众；真正的菁英们会消失，他们好的当妥协者、斡旋者，更差劲的当出卖者。

打败台湾概念的指挥棒，永远都是台湾人自己。危险将至时，高唱没有危险，危险真至时，溜得比任何人都快。当台湾被一步步推向命定的死亡与战争中，今天拿着台独正名指挥棒的人，还站在第一线吗？

立委苏盈贵在立法院质询锡：「如果执意发动防性公投，因而战争爆发，你愿为国牺牲吗？」锡居然沉默以对。院长还算诚实；若换金美龄，她会答：「我在日本隔海祝福你们，为你们抗争打抱不平。」

这是个混乱而动荡的年代，也是个不断迁移命运的年代。四年前阿扁刚当选，他小心翼翼地呵护得来不易的权力；四年後，他已从个总统新生成为豪赌之客。

法国二○年代歌曲「美丽时光」，描述一次大战刚结束，满目疮痍的废墟，人们匆匆地走过。时代唯一美好的事物，就是汽车的新发明，几辆时髦车子，在不算平稳的柏油路上，一台台穿过，行人匆匆走着，有时停下多望这些新生事物一眼，想想人生还有一点期望。街角几个小孩唱着国际歌，主妇们开始在门口等着出炉的包，浑然不知另一场战争正等着他们。

一年下来，我写着、喊着、忧心着。我老了也快要写不动了，很想把笔丢到垃圾桶，就此算了。夜半梦醒时，我常常问自己何必呢？浸淫在这样一个激情机会主义者当道的年代，就该当个冷冷的旁观者，何必跟着搅和呢？夜里醒着这样想，白天醒来又继续我的「战争」。我没有项羽的英雄气魄，没有亚历山大征服世界的人生际遇，我来不及当虞姬式的美人，只能靠着这枝笔，写到它断了，一根换一根，写到我的笔终於也当项羽、也当虞姬，笔自刎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