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回中国探亲有机会去北京，抽空去母校北外故地重游。走到校园附近苏州桥高架公路下只见大幅广告：“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家的摇篮“。进入校园新楼林立，各种公司招牌让人眼花撩乱，商业气氛很浓。只有主楼和操场面目依舊。

　　回想60年代初我糊里糊涂被北外錄取，它几乎是我最后的选择颇感意外。当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津浦铁路要从南京上船过长江，路上缺水少吃，30多个小时到达北京已经是半夜了。各大专院校举着牌子在北京站广场迎接新生。到校后吃了第一顿终身难忘，又是最难吃的饭。大食堂灯光很暗，还有一种不知名的气味，后来习惯了才知道这是水熬白菜梆子的气味。手中的馒头?窝头?黑黑的。(按现在的标准一定列为健康食品)

　　入学不久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来校做报告。全校在大操场上，陈毅身着褪色军装讲话内容: 要又红又专，专比红更重要，不要乱扣“ 白专道路”的帽子。他回忆当初他去法国留学，光搞革命没学好法语。你们还要了解他国的风俗习惯等等。陈毅讲话后学习热情升高，除外又掀起了学习交谊舞，下午课后高班同学到低年级教跳舞。每星期六晚舞会热闹非凡，有跳舞的有来听音乐的。每年新年晚会院长贺词，同学们用各种语言互祝“ 新年好”，春姑娘出场开始庆祝新年到来。一直到64年“ 学雷锋 ”才终止舞会。有一部分舞迷贴大字报要求恢复舞会，另一部分持不同意见的说 “ 资产阶级小姐少爷平时有气无力，一到舞池生龙活虎跳到半夜。“ 那时学校提出 ”劳逸结合“ 为了减少体力消耗，平时每晚8时息灯。还有同学得了浮肿病。

　　因为天天念洋文，学生言谈举止之间不免“ 洋里洋气” 。那时有句话：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比起其他院校的女生，北外女生另有一番风采，那时闻名的有“ 5朵金花 ”。学校常放映外文原版电影，一次俄语系放映由普希金的长诗柴可夫斯基作曲的歌剧“ 叶普根尼欧涅金 ” 。全校爱好音乐的师生挤满了大饭厅。有一阵宿舍大闹臭虫，党委书记带领全校灭臭虫。每星期六下午规定政治学习，有一次一位资本家出身的同学检查思想说：每当臭虫咬我，我就想到我父亲像臭虫一样吸工人的血。他的话让大家啼笑皆非，记忆犹深。

　　每天去食堂要经过一个池塘，后来把它改成露天游泳池。在建筑过程中全校师生分批分时义务劳动，建成后夏天时光游泳池熙熙攘攘，充满活力。在这经常看到“毛主席的英语老师” ，她身材高挑皮肤白洁，很引人注目。现在在原地只见楼舎林立景色全非。那时冬天在操场上划一大块地撒上水就是天然溜冰场。

　　学校分东西二院，东院是本校和一个名存实亡的留苏预备部，但是还有一批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在此学习，洗脑。他们身着国家发的西服舞会上很容易识别。还有本科女生与他们之中的最后喜结良缘。西院又称“语言学院”，专门接待国外的留学生来学习中文。那时外国留学生还可以到东院学生宿舍串门。记得有一位中年柬埔赛华侨来我们宿舍几次，他的音容相貌依稀可记，但从不记得他的姓名。冬天东西二院 的暖气相差之大：东院在屋里穿棉衣都不热，西院的暖气上差不多可以烤馒头。西院也开舞会，有时请我们本科男女生去。在舞会中场休息时服务员送来一盘盘小点心，送到我们桌上不到5秒这些点心被我们风卷残云般抢光。外国留学生的点心基本是原封不动。

　　突然有一阵来了大批阿尔巴尼亚留学生，据说是从苏联撤出的。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分二部分，我们这边“一大一小爷儿俩”北京——地拉那。他们人多，年轻，有的很帅气，他们满学院乱窜，有的还追女生。有一天我与一位漂亮的女生在校园散步，对面走来三位外国留学生，只见6只眼睛死死盯着我们，几秒钟后他们走到面前其中的一位给我的同伴一大鞠躬。好一个绅士风度。终于有一天接到通知：全体女同学到礼堂开会。会议由团委书记主持，他列出一些不好的例子。按现在的观点涉外恋爱，涉外婚姻并不稀奇，那时可是大罪几乎等同于叛国。那些犯错误的女学生下场如何不得而知。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团委书记说：你们如遇到骚扰，可以反击打对方的耳光。至此以后双方井水不犯河水，不再交往。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北外的伙食，有一次外交部给一批騼肉，不好吃但是总算是吃肉了。后来经济好转伙食费￥15/月，还有学生当伙食委员。他们经常和大师傅开会，听取意见改进伙食。记得早饭的包子特别香馅子是肉末，炸菜，冬菜等。

　　还有中午的油闷茄子又香又糯，四喜丸子的美味。

　　总之当时北外的政治气氛比较宽松，外出劳动也不多，大部分时间能安心读书。我有幸在北外度过了最后的学生时代，是我生活中难忘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