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星

　　最近，看了于仲达一篇署名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的文章，文章以鲁讯为参照物，对余杰和摩罗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的方式鞭挞一通，其语气一点也不客气。虽然，于仲达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很大问题，但我觉得不必用辱骂的形式，不知道余杰和摩罗两位，以及其他知识分子看了有何感想。作为一名旁观者，我也谈谈自己的看法。

虽然我也赞同于仲达的一些观点，但是我有着保留的态度：如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想当救世主，他们拿书本当指南用脑袋做利器，现实中国不是一言一计可以兴的，那种道德理想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时代早已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理性、冷静、务实、经世的时代。” 确实，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都有当救世主的愿望，尤其是那些积极参与政治变革或革命的知识子，更是有着“抛头颅，撒热血”的革命豪情，其作风一点都不亚于为拯救世人而被钉死在十架上的耶稣基督。可是于仲达评判的不是这一类，而是“象余杰和摩罗那样整天躲进书斋搞启蒙，发出空洞的呐喊，不深入地了解中国现实社会的需求，用苍白的信仰来安慰那些漂浮的灵魂的知识分子”。这也是王晓波说的“知识分子的柔骨病”。

至于，余杰和摩罗是否是那种知识分子，我不太清楚。但是，在网上经常看到余杰和摩罗用激烈的文字刺激一个缺乏理性的强大对象，相信他们也知道曾经在他们身边的人做同样的事以后所付出的代价。“摩罗的《耻辱者手记》对奴性的鞭笞、对尊严的张扬、对良知的吁求，实在算不上什么深刻的道理，只是一些常识。”可是在中国，一些基本的常识都被故意地忽略。很多人仅仅是传播一些基本常识而被定罪，投入非人的世界。虽然一言一计兴不了中国，可中国人也不可能常识都不懂就去兴国呀！

于仲达认为：“当下最重要是做一个真诚、善良、朴素、普通的凡人，而不是误导别人去寻找基督做信仰。人文精神的讨论还有些迫切，信仰的讨论暴露了自由知识分子的虚弱。”我相信那些信基督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在追求做一个真诚、善良、朴素、普通的凡人，否则他们也许去信仰纳粹主义，或阶级斗争理论。就算是误导别人去寻找基督做信仰，也不会影响他们做一个真诚、善良、朴素、普通的凡人，至少宗教自由是得到法律保障的。如果他们用权力去规定所有的人都相信基督，那才是违法的。信仰的讨论确实暴露了自由知识分子的虚弱，但不谈论信仰或者没有信仰的知识分子未必就不虚弱，也许只是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虚弱而已，如果他们认为那些信教的知识分子是走火入魔而不可理解，说明他们的问题才大呢！

知识分子也是人，人都有虚弱的地方，认知自己的虚弱之后就得谦卑。很多知识分子缺乏的就是某种谦卑，其实，缺乏谦卑的原因也许就是不承认自己的虚弱。谦卑的农民进城会被城里人欺负，谦卑的知识分子也被人辱骂。我也是追求做一个真诚、善良、朴素、普通的凡人，因此，我同情被欺负和被辱骂的人，鄙视那些欺负和辱骂人的人。对别人的思想进行批判是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本能、良知和天职，可是辱骂和批判有本质的区别。很多批判只是为了批判而批判，为了诋毁人格而批判，这就是辱骂。我不知道余杰和摩罗，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如何批判别人，但是，象于仲达的评判方式实在难以接受，如：“两人的知识和阅历都太单薄了，两人是否视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两人是否懒惰地干吃鲁迅的饭？”又如：“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鲁迅研究学者很多，但大多是喝他的血的，并非去真心去学他的，包括那些曾决心学他的人，因为他们早已成佛成基督了，如摩罗余杰二人。”

余杰和摩罗两人的知识和阅历是否太单薄，不是于仲达一个可以下的结论。这样的话在市井小人的口里可以经常听到，可是如果出于知识分子的笔，就实在有损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别人追求自己的自由高于一切，其实是个人的自由，以及个人的价值观，甚至是私事。你要以鲁讯为榜样去学习，也是个人的自由和私事，何必要求他人去认同你的标准呢？思想批判应该是把对方的观点，论点和论据，以及思想倾向罗列出来，深入分析之后陈述你的看法，让其他人来判断和比较不同的思想以及观点，批判的前提是尊重他人的不同观点，批判和尊重并不矛盾，尊重不同的观点乃是尊重他人的最高的也是最基本的表现形式。

我也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有救世主情怀，仅仅是情怀还不够，还要有真正高贵的个人主义，而真正高贵的个人主义不是出于其他权威、经济和政治以及信仰的压力，乃是出于个人的自由精神。中国知识分子的最严重的通病就是缺乏尊重他人的自由精神和思想观点，以及不同的价值观，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和价值观强加于他人。我在批判的于仲达的时候，实际上也在批判自己，希望其他思想批判者都能保持尊重不同个体思想的态度，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去陈述自己的看法。把互相攻击和对骂性的批判，变成可以互相学习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