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開毛澤東的軍事生涯不算，毛真正主政的時間應該從抗美援朝結束開始，到1976年結束， 一共22年時間。  而這22年的前幾年可以說純粹是摸索，因為搞社會主義誰都沒有經驗，馬克思沒有見過社會主義什麼樣子， 自然也不知道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什麼。 但是，1966-1976年， 毛澤東如果有理論， 就是這個時候形成並付諸實踐的。 所以，憎恨毛澤東的人最憎恨的就應該是這10年， 要了解毛主義如果不分析這10年， 則根本算不上了解毛澤東。 

1966-1976（6）：五洲震盪風雷激（上-下）

作者：右而左

上文梳理“兩線”得到“兩個司令部”。到底存不存在代表黨內兩條道路的“兩個司令部”？時隔幾十年，資本主義在現實中國已成為不可迴避的客觀存在，它是當年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副司令在文革後不久重返政治舞台後，照搬當年被毛澤東強行終止的路線的最終結果。這確鑿無疑證明了當初兩個司令部的存在。即使如此，大部分人在回頭看歷史的時候，依然是不承認兩個司令部的存在。這不難理解，因為這與他們從主流灌輸中得到的先入為主的歷史知識、他們個人的心理感受和他們自己的理想追求，實在是過于格格不入。這些人寧可接受主流的觀點，簡單認為毛澤東藉口製造捕殺革命功臣的浩劫，也不打算承認“兩個司令部”的存在，不承認有一條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路線暗中活躍在黨內高層。

毛澤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與黨內資產階級代理人的鬥爭是和國民黨鬥爭的繼續。當年延安司令部和重慶司令部（後來是西柏坡司令部和南京司令部）陣線分明，有一條明確的物質的和空間的戰壕分隔開，不同司令部的人穿的是不同的制服，拿的是不同的槍炮，說的是不同的政治語言，彼此作戰，除了偶爾誤傷十分隱蔽的己方情報人員，大致不會造成嚴重誤傷。這對於所有人來說都直觀而容易理解。可是，文革中的“兩個司令部”頂的是同一個名稱，用的是同一套組織體系，穿的是同樣的制服，拿的是同樣的槍炮，指揮的是同一套人馬，說的是同一套政治語言！一個司令部的司令還是另一個司令部的司令之法定接班人，一個司令部說自己代表黨中央，是搞社會主義的，另一個司令部的人也說自己代表黨中央，是搞社會主義的，彼此作戰相互打擊的，粗粗放眼一看，都是革命功臣、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群眾。這樣一種沒有物質和空間隔開的局面，不再是直觀的和容易理解的。一些人，懶得把革命幹部，革命群眾和革命知識分子與“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群眾”做區分，只用超階級的、泛人道的人性論統統歸於“人”的概念下，懶得去仔細研究哪些“人”正是利用了這個複雜的局面，利用了以上的各種“同”來故意加害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群眾，更懶得去細緻分析哪些犧牲和損失是本可避免的革命對革命的誤傷和革命者對革命者的誤傷。他們寧願並且明顯是帶着故意混淆視聽目的地刪繁就簡，用“最高尚、最道德的”標準抹去兩個司令部，只承認毛澤東藉口捕殺革命功臣，並讓無數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群眾遭受無謂的巨大犧牲損失。另一些人，承認兩個司令部，承認毛澤東發動文革是正確的，承認那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但走了另外一種刪繁就簡的路子，他們簡單地主張斗、主張亂、主張錯殺一千一萬一百萬也無妨，不把資產階級全部肉體消滅，就決不能停止戰鬥，因此在他們看來當時的斗還不夠狠、不夠多、亂也不夠厲害、不夠全面，革命還不堅決、不夠徹底，毛澤東太心慈手軟或者動搖了，沒有在關鍵的時刻把“靈魂革命”變成了全面的不顧一切的“肉體革命”。這些人忽視了一個問題，對國民黨的作戰，是對着看得見的物質存在，是與拿槍的敵人作戰，主要運用“武器的批判”，輔以“批判的武器”喚醒民眾；對於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作戰，主要地是對着人的頭腦中潛伏的資產階級意識，是與不拿槍的敵人作戰，主要運用的是“批判的武器”，動員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參加，擦亮群眾的眼睛，提高群眾識別資產階級的能力，輔之以相應的組織處理手段，“武器的批判”是要少用甚至完全禁用的。這樣一來，鬥爭的戰略目標設定、戰術運用、具體的指導方針、方式方法和技巧力度都遠比對拿槍的國民黨作戰要複雜得多，而且無法畢其功於一役，一戰完勝，因為看不見的無形的黨內資產階級意識，是一種精神存在，它隨時可以外化並物化為資本主義物質形態，就好比那個美國電影《hollow man》中的透明的金屬人，他一次次被對手打得粉身碎骨，卻一次次靠不死的無形的看不見的意識，自動把散落的水珠狀金屬顆粒再度集聚成物質的人體。所以，毛澤東主張與黨內資產階級的鬥爭“每隔七八年來一次”，“是一百年到幾百年的長期鬥爭”（這個主張里的哲學思想正體現在了美國人的電影裡，卻比這美國人的電影早出幾十年）。

歷史本該在嚴肅總結經驗教訓之後螺旋式提升到新的高度，可過去幾十年反而螺旋式下降（甚至是斜線加速下降）到比起點還低的低處去了。這是因為，一方面，革命在被貶損之後被非法化了，人被抽象化了，社會主義被妖魔化了，無恥的、反動的階級仇恨發泄和階級的反攻倒算代替了嚴肅的歷史經驗總結——這是朝里朝外的反毛右派們幹的；另一方面，革命被簡單化庸俗化而失去動員民眾的力量，人在理論上被成功地分為不同的階級而在現實生活中被亂點鴛鴦譜，社會主義與“分蛋糕”掛起鈎來，似乎就是平均分配，人人有份，要不乾脆共同貧窮——這是魚目混珠的泛左翼幹的事情。

今天的人們已有合適的歷史距離看當年的一切尚且如此，當時的歷史當事人身處正在發生的複雜歷史之中，會書寫出多麼難以把握的真實歷史，就更不難理解了。

十一

沒有毛澤東，文革根本不會發生，沒有江青，文革就會大大缺少革新文化的內涵。儘管主流把江青刻畫為妖孽，但任何嚴肅歷史反思者都不會受主流魔咒的引誘，跟着認為江青就是妖孽。要看清兩個司令部的客觀存在，認識到意識形態鬥爭的複雜性、艱難性和長期性，就必須不能迴避江青提出的“黑線專政論”。就是主流歷史敘事，也無法忽視江青的《紀要》，並且把它看作是與《二月提綱》完全對立的文化革命指導思想。僅此一說，就已經體現了《紀要》的重要性，江青的重要性。

前文從多個層面告訴讀者，建國以來意識形態的鬥爭一直就沒有停止過，1957年有一次大的爆發，被壓制之後，1962年再次爆發，並再次被壓制，此後，公開的鬥爭轉入黨內高層暗中的較量。1963年12月，毛澤東說：【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歌和文學等問題不少，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1964年6月，毛澤東又說：【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建設，最近幾年竟然墮落到修正主義邊緣，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的危險】。毛澤東的警告是越來越激烈，批評針對的對象也是越來越明確，可是，因為他身處“二線”，他的警告和批評並未能阻擋黨內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泛濫和公開化。1965年批判吳晗《海瑞罷官》遭遇彭真的瘋狂阻攔和1966年彭真凌駕於當時含康生在內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之上，用短短5天時間搞出《二月提綱》，經劉鄧同意卻未經中央正式批準的情況下，以中央名義下發全國（這被毛澤東稱之為“迫不及待”），是這一泛濫和公開化的具體的表現。

江青與彭真此針鋒相，在彭真迫不及待搞出《二月提綱》的時候，她接受林彪委託，同月（2月）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並將與會者呼應上述毛澤東對文藝戰線的看法提出的“文藝界讓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統治舞台，有一條與毛澤東思想文藝方針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的觀點，用“座談會紀要”的方式，精煉為“17年黑線專政論”，報告給了毛澤東，並主張“我們一定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毛澤東傳1949-1976》）。毫無疑問，“黑線專政論”與毛澤東不謀而合，是對毛澤東一再斥責過的建國以來到1966年這個17年文藝戰線實際狀態的高度概括，與毛澤東的各種表達異曲同工，把兩個司令部的本質問題用更加明確更加簡潔的語言提了出來。所以毛澤東十分重視這個“黑線專政論”，還對江青等草擬的《紀要》三次修改，定名為《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並加了一段話：【搞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毛澤東傳》）。

現在的主流，在這件事情上給後來人閱讀歷史設置了許多的障礙。

首先是利用這一件事情，把江青和林彪的正常工作關係，表述為互相勾結，構建誣衊陷害革命功臣的黑理論。這樣的表述，忽視了最基礎的問題：彭真和陸定一聯手，無視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存在及其一再的警告，僅在劉鄧的支持下對批判吳晗嚴防死堵，屬於正常工作範圍，江青和林彪在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支持下的正常工作合作怎麼就成了陰謀勾結？

第二，利用這一事情來說明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來源於毛澤東江青等少數人的完全錯誤的歷史判斷。不過，事實應該是恰恰相反：它是完全正確的判斷，因為1949年毛澤東寬容了剝削有功論，1956年八大過早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已經建立，階級矛盾退到次要地位，造成1957年右派進攻，1960年即開始對“反右”鬥爭中“受害人”進行甄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卻沒有相應跟進，導致了1962年的“三風”，1962年堅持了“三面紅旗”，批判有人寫小說反黨反社會主義卻沒有縱深打擊，以至於有1963至1966年的系列事情發生，更至彭真等人的瘋狂舉動，若沒有周恩來出面居間調停，北京報刊轉發《海瑞罷官》居然不能進行，這些毫無疑問說明“黑線”的實際存在，說明毛澤東得出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 的結論是科學的、符合歷史事實的。

社會主義事業在1956年後遇到那麼多的波折與“我們抓遲了”是密不可分的。即使是最正統的2011年《黨史》，也對建國頭六年有掩飾不住的讚頌，而這幾年正是毛澤東全面主抓中央工作的幾年。遵循這個趨勢發展下去，如果毛澤東本人一直全面主抓，後來的許多由意識形態問題引發的政治鬥爭，包括發動文化大革命，都可能是不需要的，那麼經過1956-1976年20年的沒有大的政治鬥爭的社會主義建設，我國的社會主義會是什麼樣？歷史不能假設，但分析歷史需要遵循歷史本身的邏輯。【過去沒有系統管，首先從我起，沒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統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諫，來着猶可追】（毛澤東1966年4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文革毫無疑問收到了“亡羊補牢”之功效，它確保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鞏固，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的初步形成，為我國贏得了時間，使我國繼續在集體主義精神旗幟下，完成全民力量的動員和投入，在簡陋的工農業基礎上，建立起相當完備的現代化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國防體系，更為重要的是它整合了民心，使之歸一，即信任黨（“心左”之類的朋友，看到這句話，恐怕又要“聯繫實際”，說我在“維穩”，哈哈，不妨看看我的“B1/ B2”切割法，見《相信群眾相信黨和“相信群眾相信黨”——右而左邏輯等式求解》）。“人心齊，泰山移”。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所獲得的這些，今天實際獲得的物質財富總量將沒有任何社會條件獲得，而兩極分化之嚴重至少順延前推10年甚至20年就達到當前的程度（用貧富比值做尺度，不是用絕對財富量值差做尺度），更重要的是，這個現在被人加了偽字的“破爛不堪的手動檔”恐怕早就嗚呼哀哉了。當然，也會有數量龐大的弱智者會說：“如果1956年老毛退了，中國至少提前20年達到今天的財富總量狀態”。對於這樣弱智的看法，我在系列2中已經駁斥了，不重複。

第三，《紀要》把1963年以來江青主持搞出的《沙家浜》、《紅燈記》、《奇襲白虎團》等新戲劇，作為文化革命的文藝樣板推薦給社會主義文藝戰線創作人員和演出人員，將工農兵文藝具體化了。可是，主流的歷史解說，把這些內容被抹去了。

為什麼要抹去？簡單地、抽象地說，是為了現實政治的需要，把《紀要》斥為毛澤東江青的黑理論。細緻地、具體地說，是要抹黑毛澤東、抹黑江青，並為其他的尊者諱，突出毛澤東心懷鬼胎，突出強加給江青的“政治妖精”的色彩，抹殺她的文藝才能和新文藝旗手的恰當身份。從而掩飾“黑線專政”的“封資修”本性，達到否定文革的革新文化的真實的一面，肯定其“捏造事實搞人身迫害”的不真實的一面。詳如下。

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後台除了彭真還有文化部副部長周揚，他是30年代上海左翼文藝運動的主帥，這些人所代表的文化方向是與當年國民黨文化事業藕斷絲連着的，即與毛澤東直接指出的“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聯繫着的。1963年毛澤東批評“鬼戲”，提倡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要突出人民群眾的首創性，可是周揚卻說：“主張演鬼戲不一定是資產階級思想”，並用“分工論”辯護說，“特別是京戲適合於表現帝王將相”。周揚他們的後台又是誰？當然是劉少奇鄧小平，劉少奇說：“老戲很有教育意義，《四郎探母》唱唱也不要緊，唱了這麼多年，不是唱出了個新中國？”，“現在寫的小說劇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時期的好，所以演戲就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鄧小平說：“表現帝王將相智慧的也可以演”，彭真說：“利用無產階級強加於人，結果是不中不西，非驢非馬”。他們這些理由哪一條是尊重人民群眾，是為工農兵服務，是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性？沒有好的劇本，才需要文藝工作者走到群眾中去，結合群眾的生活，寫出好劇本，表演給工農兵，而不是簡單方便地搬來封建的玩意兒，把工農兵毒化為帝王將相的奴僕和衛士，並用“才子佳人”的浪漫來自我麻醉，在幻覺中意淫自己當才子成佳人，樂不可支（這些不正是當代小資們的最愛嗎？）。針對他們的封殺，江青力辯併力行：“資本主義對我們的東西就更粗暴，我們那麼一點點小苗苗他們就是不許，十四年的功夫還搞古時的感情，這是個立場問題”，“就是要演一些非驢非馬的東西”，“你們不要以為我是在這裡搞戲，我是在這裡和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戰鬥”，“我們吃的是農民種的糧食，穿的是工人織的衣服，有解放軍戰士守衛國防，作為一個演員應該永遠滿懷激情來歌頌他們。這是演員的職責”（資料來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12——1967.10.1》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合編，文革中的出版物，後文簡作《大事記》）。

當主流把《紀要》中關於文化革命文藝方向和文藝樣板的內容抹去之後，以上這些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之間的鬥爭“內情”，尤其是江青對於劉鄧路線所作的堅決鬥爭，也隨之被扔進“歷史黑洞”里，一般的歷史閱讀者誰會主動走進“歷史黑洞”把它們撈回到光明里來？

“革命通常由一個地方打開缺口，現在的文化革命就是由京劇打開缺口的”。這個缺口毫無疑問被江青打開了，《紅燈記》，《沙家浜》是標誌，打開缺口後不久就誕生了芭蕾舞《白毛女》，《紅色娘子軍》，芭蕾舞藝術是正宗的西方的陽春白雪，按照彭真的藝術標準，《白毛女》，《紅色娘子軍》都是“非驢非馬”，那麼自那時以來直到現在，還有哪個中國人的傳統藝術和現代藝術在藝術造詣和思想主題上能夠超過這兩個“非驢非馬”嗎？毛澤東少年時代讀《水滸》，《西遊記》，《三國演義》，《精忠岳傳》，《隋唐演義》，“有一天忽然想到，這些小說有一件事很特別，就是裡面沒有種地的農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翁”。當時的毛澤東只是樸素地覺得這是“不平等”的（《毛澤東傳1893-1949》）。他的這種情感毫無疑問帶到了文革思考中，成為他發起文化革命的一種內力。因為有了文革，才有《金光大道》，《艷陽天》這樣的描寫農民、描寫社會主義新人新事新文化的偉大文學經典，它們使文革之後的當代中國文學藝術黯然失色，也使中國全部古代文學充滿了無法掩蓋的腐朽味道，也讓歐洲現實主義作家狄更斯、雨果、巴爾扎克等的人文主義作品顯得矯揉造作。可是這樣的作品和他們的作者，被主流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被反攻倒算的酸臭知識分子說得一錢不值，沒有能力欣賞其美與力的當代小資痴呆兒，更有那些來自工農階級的大學生、研究生、博士生痴呆兒，居然也跟着奴役他們的主子們，罵毛澤東、罵江青、罵文革。這是何等的壓迫階級的歡宴和被壓迫階級的悲哀啊？

第四，《紀要》將“黑線”與30年代的地下黨執行“王明路線”做了聯繫。這個非常關鍵的內容也被主流抹去了。為什麼抹去？因為不抹去就不能說明毛澤東、江青、林彪對彭真是在搞誣陷，不抹去就要暴露出彭真的政治面目。

“黑線”連着“王明路線”，“王明路線”連着彭真。彭真1938年是堅決執行王明路線的，請看林彪“518講話”（即後來被貶為“政變經”的那個講話）怎麼說：

【彭真在晉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線，比王明路線還王明路線，超王明路線。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了王明路線，他參加了這次會議，會後他還把蔣介石說成“最有政治眼光的人”，“要竭誠的擁護蔣委員長”，他說：“抗戰最堅固的中心是蔣委員長”，他還說：“國共兩黨之間要互助互愛互讓，反對利用困難與政府（即國民黨政府）為難，他在延安裝着反對王明路線，到東北又搞王明路線……幻想和平，幻想和蔣介石談判……幻想在談判桌上取得勝利】

彭真的來歷我在系列2里就有交代，他是劉少奇在華北局領導地下工作的時候發掘到的人才，和他同期被劉發掘出來的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李雪峰、蔣南翔、劉仁、徐冰、鄧拓、胡喬木。這些人在文革前期以及文革開始後50多天至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終結之前，全部是劉少奇布置在各個黨政和文化部門關鍵位置上的大員，讓文革幾乎完全無法按照毛澤東的設想正常進行（與這些人配合的還有30年代“61人案”中的各大員，這些人中的一些也是“61人案”中的成員，詳後）。

今天的人們，茶餘飯後可以大嘴一咧，說這樣的聯繫是秋後算賬，欲加之罪，說林彪是誣衊陷害彭真，但是我們必須清楚，對於黨的歷史和當時黨內現實情況，林彪比我們後人更有發言權，而他的講話是在最高級別的常委擴大會議上作出的。如果說這樣級別的會議都是不嚴肅的，那麼還有什麼會議是嚴肅的？由此可以推導回去，直到1921年南湖船上的會議，就都是不嚴肅的。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全盤否定文革，全盤否定毛澤東晚年，從任何一個角度推論下去，就等於全盤否定共產黨的全部歷史，否定其自身現實存在的合法性。直到今天，B2政治家和理論家還是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還在自以為聰明地切割1949年前後的毛澤東，把1949年以前的毛澤東民族英雄化，把毛澤東思想民族主義化和孔孟之道化，以此配合構建B2合法性，搞“偉大帝國復興”。我是樂意看到他們繼續這樣做的，因為他們這樣做得越徹底，他們滾蛋的速度就越快，文革再被新人新檔肯定的時間就會來得越早。

文化大革命說到底是政治鬥爭，文化革命內容服務於政治鬥爭的需要，毛澤東、江青用《紀要》（“黑線專政論”）對抗劉鄧彭真的《二月提綱》，是當時無產階級司令部（代表社會主義路線）對資產階級司令部（代表資本主義路線）的現實政治鬥爭的需要，後來人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其文化革命的內容，剪裁《紀要》內容，抹去關鍵內容，也是服務於現實政治需要，也是現實政治鬥爭，是那個當時被打敗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反攻倒算。紅色政治變成了白色政治和黑色政治。今天的人們，要理解為什麼兩個時代對同一事件有完全對立的歷史解讀，就必須清楚這一點。

林彪的“518講話”還有這樣的內容：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生產關係固然是基礎，但是靠奪取政權來改變，靠奪取政權來鞏固，靠奪取政權來發展。……國內國外，國內是主要的；黨內黨外，黨內是主要的；上層下層，上層是主要的；危險就是出在上層。蘇聯出了赫魯曉夫，全國就變了顏色。……被推翻的地主和資產階級，他們的槍桿子被繳械了，他們的印把子被奪過來了，但是他們在文化陣地上還占着相當的優勢，他們拼命利用這種優勢到處放毒，為資本主義復辟製造輿論準備】

讀罷林彪這些可以說“一句頂一萬句”的斬釘截鐵的語言，再把毛澤東、江青和林彪前面的話結合到實際發生的文革歷史，再對照現實中國來看問題，“黑線專政論”還是錯誤估計了形勢嗎？“兩個司令部”還是子虛烏有嗎？文化大革命還是一場毛澤東藉故誅殺革命功臣並帶給全民災難的浩劫嗎？

十二

上文說，“516通知”也是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最後警告和最後保護令，他若不清理走資當權派，他自己就會被清理。在系列2里，我也早就說了文革開始後50多天裡發生的事情，對於毛澤東最後下定決心廢除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取到了決定性作用。現在的主流歷史敘說，對這50多天用了最小的篇幅來表述，如描寫建國到1978年歷史的長達1074頁的《黨史》第二卷只用了不到3頁的篇幅，而且是用春秋筆法，做了必要處理，留給閱讀者又一個巨大的歷史黑洞。一般人讀到的是，毛澤東下定決心，近於瘋狂地不顧一切，謀求天下大亂，利用5月25日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點燃校園文革烈火，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人，緊跟毛澤東，配合毛澤東，到處煽風點火，挑動和支持學生，犯下了滔天罪惡，而劉少奇鄧小平嘔心瀝血，維持國家穩定，結果反被毛澤東誣陷鎮壓學生運動而打倒。為了證明這場運動的慘無人道，證明學生運動就該遭到鎮壓，敘說者往往要把1966年6月18日發生在北大的“批鬥黑幫”（一般簡稱“618事件”）掐頭去尾，單獨列出來，抹去一切相關的更為重要的背景和具體過程。

那麼，在文革“頭50天多天”時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以至於毛澤東最後下決心廢黜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還要把鄧大人說成是二號走資派？我這裡也不打算太過仔細描述，僅把幾個關鍵問題點一點。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聶元梓大字報。

1966年5月4日至26日政治局擴大會議閉幕之前一天（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人貼出一張大字報（後來被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現在的正統說法是聶元梓受到康生老婆曹軼歐唆使，充當文革第一個打手。因此這份大字報是康生陽奉陰違的具體證據。但事實並非如此。當時掌管北大的陸平，在任何方面都是嚴格執行劉少奇路線的，他在1964年的“社教運動”中打擊學生老師，引起左派憤怒，左派一直在不斷和他鬥爭。彭真一直保護陸平，並於1965年7月，組織召開了北大社教運動史上第二次國際飯店會議，發言假借毛主席名義說：“毛主席說，陸平是個好同志”（聽聽，很熟悉是吧，陳毅後來也如法炮製過：毛主席說，陳毅是個好同志），並指示鄧拓、許立群等陸續組織鬥爭了100多名北大左派，時間長達數個月，一直延續到1966年文革前夕。聶元梓當時挺身而出和陸平鬥爭，由於彭真保護陸平，聶元梓沒有成功，但鬥爭從來沒有停止過，還把事情鬧到高層去了，中央派出調查組調查事情的來龍去脈。康生的老婆曹軼歐是調查組成員，去北大是正常工作。不過，可以推測，常委會上的《516通知》精神聶元梓應該是通過曹軼歐得到了，所以聶才有又了勇氣寫出大字報，繼續和陸平鬥爭。就是說，聶元梓大字報是1964年以來聶與陸鬥爭的延續。那個時候，康生都不知道毛澤東對劉少奇的真實想法，對劉少奇是畢恭畢敬，事事也要聽其安排的（所以彭真《二月提綱》可以越過康生，不理會康生），根本不可能，也不會通過曹軼歐來搞針對劉少奇的陰謀，充其量是鼓勵聶元梓對陸平甚至對已經被批判的彭真的鬥爭，與煽風點火搞亂天下毫無關聯。他把大字報報告給毛澤東是工作職能要求的，不能說是別有用心。毛澤東看到後做了特別處理，責令廣播全國，當屬毛澤東自己的考慮。主流既然是把聶元梓的大字報作為關鍵事件來表述的，就該把前後背景作出相應交代，尤其對社教運動中陸平等迫害左派作出交代，對調查組一事作出交代。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工作組”。

主流首先是肯定劉鄧派出工作組沒有錯，其次是暗示派出工作組先是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後來毛澤東出爾反爾，說沒有同意，故意對劉鄧搞欲加之罪，卻對於工作組的具體工作方式方法和造成的實際後果不談，這樣就把讀者的注意力轉到派出工作組對還是不對這個形式問題上，轉移到毛澤東出爾反爾上，讓讀者對毛澤東恨之入骨，對劉鄧貢獻出飽滿的同情和善意。

5月31日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親自帶人改組《人民日報》社。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毛澤東從杭州打電話給康生，責令向全國廣播聶元梓的大字報。幾乎就在晚上8點大字報播報完畢，劉鄧工作組先頭部隊就在張承先帶領下進駐北大。這裡哪裡有劉鄧就派出工作組給毛澤東匯報徵求毛澤東同意的時間和可能性？（有讀者說：電話匯報徵求意見怎麼來不及。可這正是主流給出的說法，還說劉少奇後來到杭州給毛澤東親自匯報，毛澤東又不同意，以此“證明了”毛澤東“出爾反爾”。實際上，7月29日周恩來倒是坦誠 “中央派工作組”是“的確迫不及待”，還承擔了部分責任，參見後文）。剛才說了，本來有個調查組在北大工作，這個調查組不利於保護陸平，因而不符合劉少奇的胃口，他就要撤掉。這樣就有工作組取代調查組，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隨後兩天，劉鄧開始從中央和北京市調集幹部組成工作組，從3號開始陸續進駐北京各高校。薄一波主管的公交系統有大批幹部，進駐15所高等院校，團中央調集1500多人，到中等學校，光是北京市文教機關就有7239名幹部進入工作組工作。在具體工作中，工作組盜用黨的名義，把無論以什麼理由批評黨委的人，都稱作流氓分子，還把文革定義為“反右”運動的繼續，又一次人為製造階級鬥爭，用劉少奇的另一大員王任重的話說：“四清”加“反右”等於“文化大革命”。以此為指導方針，工作組在學校大抓學生和老師“反革命分子”，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完全改變了中央《516通知》明確規定的打擊走資當權派，保護普通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的方針政策。這樣才導致了許多學生和老師自發組織起來，反抗工作組，出現最初的造反組織。北大的“618事件”就是反抗工作組的經典事例。

“6.18事件”一般被主流或者被知識分子看作慘無人道事件，因為被壓迫的忍無可忍的學生將張承先保護下的一些人拖上“斗鬼台”，“斬妖台”，不看其前因後果，就是這兩個名稱，就夠做一篇妖魔化學生的文章了。這一事件被張承先匯報給劉少奇，劉少奇立即冒雨偷偷來北大看大字報，隨後批示說“618事件”是“有目的、有步驟、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事件”。之後，北大五個校門都被關閉，由糾察隊晝夜巡邏，凡參加事件的，人人檢查，沒有參加的，也要求檢討自己當時“沒有挺身而出”，是“階級鬥爭觀念不強”，各系各班大揪特揪“假左派”、“反革命”、“反黨小集團”，造成嚴重的群眾斗群眾事態，不少無端受圍攻和鬥爭同學甚至自殺。自此以後，張承先在北大建立起所謂的“無產階級新秩序”。

與此同時一些學生突破張承先的封鎖，跑到相鄰的清華大學，向清華學生報告北大工作組的惡劣行徑，結果這些北大學生被蔣南翔組織的人馬押送回北大。雖然如此，這一行為還是使清華早已開始的反工作組事件變得激烈起來。6月19日薄一波第一次到清華看大字報，遇到蒯大富。這位外地普通家庭孩子當然不知道面對的是薄爺，就和薄爺發生爭吵，提出要趕走工作組，遭到薄爺的訓斥：“你們要和工作組站在一起，不要比左派還左，建議你寫大字報表達自己與左派、工作組站到一塊斗黑幫”，同一天王光美受劉少奇委託到清華看大字報，打算在清華再搞一個“桃園經驗”。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反干擾”。

劉少奇對北大的“618事件”批示後不久，所謂的“反干擾運動”即開始（反對干擾工作組工作）。6月21日，蒯大富寫了大字報說要奪過工作組的權，當天王光美就再次到清華，怒斥“右派學生蒯大富要奪權”。22日，王光美電話通知工作組說要來清華參加蒯大富所在的化九班的會，結果沒來，蒯大富和其他學生覺得被愚弄了，蒯大富隨後寫出大字報質問工作組《葉林同志，這是怎麼回事？》，釀成所謂“電話事件”。

6月23日北京新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在北京飯店召開市委工作會議，他講話說：“在現階段，擁護新市委還是反對新市委，是擁護還是反對黨的重要標誌”對右派趕工作組一定要清理，共產黨員一定要站起來保衛黨，不站起來納吉就要上台了”。同一天，薄爺、陶魯茄在北京布置“反干擾”，陶魯茄說：“要打殲滅戰，不要打擊潰戰，要橫掃一切，要追根，要把背後的黑線挖出來”（當時都知道是毛澤東要搞文革，用聶元梓的大字報點燃文革烈火，那麼這個“背後黑線”是誰，當然是毛澤東。可見，他們“挖黑線”實際上就是抵制文革）。此後，“反干擾”，“抓游魚”轟轟烈烈開展起來。

清華工作組為了保護蔣南翔，就把基層和上中層幹部500多人不分青紅皂白統統趕“上樓”，“靠邊站”，“撤職罷官”，他們的理由是：“如果蔣南翔壞了，那麼從黨委、團委到系總支、分團委、黨支部都壞了，各級幹部沒有一個是好的”。

6月24日王光美和工作組長葉林出馬組織大規模聲討蒯大富大會，蒯大富緊抓“電話事件”不放，予以回擊，於是26日開始王光美組織了擁護工作組的遊行示威，打出口號標語：“無限信賴工作組，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堅決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進攻”。6月28日王光美再次組織蒯大富批鬥會。

7月3號，劉少奇又作出指示：“要引蛇出洞，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要把蒯大富當作活靶子大，要把蒯大富他們一派搞成少數，批倒了他們才能鞏固工作組地位，資產階級不給我們民主，我們也不給他們民主”。

於是，7月7日，王光美第三次組織蒯大富批鬥會，到處都是拳頭對準蒯大富，蒯大富失去人身自由，後來以絕食相抗爭。王光美批鬥蒯大富前後20多天，清華受牽連遭受批鬥的還有700多人，其中多人被非法監禁，多人神經失常，7月2號、5號、7號三天還發生三起自殺事件（一人死），大批學生被整了黑材料，學毛選也被說成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只許學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人人過關，人人自危，王光美還要“樓上”幹部“用實際行動支持工作組”，“將功贖罪”，“反蒯有功的可以下樓”，一些人確實“洗澡下樓”成功。王光美就是這樣毫無顧忌在幹部和學生之間，學生和學生之間製造敵對情緒，挑動他們互相鬥爭。

“反干擾”還發生了更加荒唐更加殘忍的事件，就是林業學院“22個問題事件”。6月22日林院5個同學根據他們訪問新市委接待站大學組後得到的記錄整理寫成大字報《與新市委大學部許XX同志談話紀要》（即“22個問題”），回應了當時同學們關心的主要重大問題，深受廣大同學歡迎，一時間廣為傳抄，還不脛而走，傳遍全國各大城市、十五個省、自治區。很快，這份大字報被薄爺根據劉鄧指示打成“反革命黑綱領”，“大毒草”，要“清除流毒，肅清影響”。五位學生成了“反黨小集團”，遭受長期殘酷鬥爭。林院也成為“反干擾”重點學校之一。7月9號工作組召集12個院校4000多人參加所謂“批判反動的二十二個問題大會”。清華三個傳抄的學生被打成小“三家村”，還有史姓老師因為傳抄被打成反革命而忿忿服毒自殺。全國有組織地進行類似的批鬥會，造成全國4000餘人因傳抄這張大字報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殺身死，兩人被逼吐血，兩人被逼瘋。

據統計，僅在首都24所高校，工作組就把10211學生打成“右派”，2591教師打成“反革命”。

北京高校還有很多類似事件，如地質學院的“6.20事件”，就不一一列舉了。劉鄧是要把北京搞成全國文革示範城市，因此全國各地工作組都是嚴格執行劉鄧路線，也必然出現類似的群眾斗群眾或者群眾和工作組的嚴重對立事件，如六月初上海的“圍攻少數派”，西安交大的“6.6事件”，武漢大學事件（與王任重有關），廣州“《北京來信》事件”（與趙紫陽有關），“長沙慘案”，“蘭州事件”，“銅川血事件”。

高校如此，中學安寧嗎？非也。以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所在的師大一附中為例，劉平平當時是高一學生，向劉匯報工作並把劉的指示帶到學校工作組，劉指示說，5%是全國，具體到你們學校就不行了。結果，該校的90%幹部被打成牛鬼蛇神，黑幫分子，77%的班主任被鬥爭被圍攻。這激起一些學生的不滿，該校陳家康，何方方寫出《揪出鑽進我們肝臟的牛鬼蛇神》大字報，直指工作組盜用黨的名義，表達對工作組的強烈不滿。當天，劉少奇接見該校工作組勾德元等人，說：“寫大字報的人，就是打着紅旗反紅旗，這好嘛，蛇出動了，消滅他們就容易了”。工作組於是對陳、何兩學生組織三次大規模鬥爭，鬥爭會還引發了工作組默許下的武鬥。1000多名學生中，200多人遭到迫害，這些學生後來跑到天安門廣場向人民英雄紀念碑宣誓鬥爭到底。

副司令的千金當時在師大女附中，他對女兒的指令是“誰反對工作組誰就是反對黨中央”。這個女附中就是“紅八月”里女校長被打致死的那所學校，此處不多說，留待談“紅八月”紅衛兵運動和高乾子弟組織“聯動”暴行的時候再說。

以上三個問題一旦清楚了，並沿着其脈絡發掘出更多內容，自然就明白了劉鄧是把文革扭轉到別的方向上去了。“516通知”要求清理的走資當權派一個沒有清理，而普通學生和普通老師則是全國性哀鴻遍野。劉少奇既然完全不顧毛澤東對他的最後警告和最後保護令，主動清理走資當權派，那麼他自己被清理就是在所難免了，剩下的只是何種方式方法和什麼時間的問題了。

（以上資料來源《大事記》）

十三

毛澤東身處外地，當然沒有忽視北京和全國正在發生的一切已經嚴重偏離了文革預定目標，他於7月18日回到北京，7月19日就批評劉少奇等人說，派工作組是錯誤的，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沒有好下場！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趕快扭轉。誰反對文化大革命？美帝、蘇修、日修、反動派。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而實際上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工作組起了阻礙運動的作用，革命變成反革命。

7月21日，關鋒受康生委託到清華探望被王光美關押的蒯大富。

7月22/23日，陳伯達、江青等兩次到北大調查。

7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常委會上說：“中央好多部，沒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卻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同日，陳伯達、康生、江青率文革小組在北京廣播學院發表講話，肯定學生對工作組的鬥爭。

7月25日，毛澤東召見中央書記處和文革小組，說學校的事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學校的事要依靠學校內部的力量，工作組不行。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同日，北大操場爆發大辯論，有上萬人參加，辯論主題是文革方向。康生、江青到會，康生會上宣布：“毛主席一個工作組也沒有派”。至此，此前工作組嘴裡的“黨中央派來”，“毛主席派來”的真相被揭穿。學生群情激憤，並紛紛控告工作組組長張承先，同時許多此前遭到壓制的學生老師連夜分赴各校傳達消息，興起了北京各大專院校反工作組的又一輪高潮。

7月26日，毛澤東接見文革小組全體成員，下令撤銷工作組，同日陳伯達、江青和其他中央文革成員第四次下北大，組織了第二次萬人辯論大會。陳伯達講話：“建議撤銷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它是阻礙文革的障礙物，建議在你們這裡成立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會議，是文化革命的最高權力機關，代表不是由誰指定，要有群眾選舉，應該在群眾充分醞釀候選人名單，醞釀多少次多少天不要忙，醞釀以後可以把名單貼出來，大家再無記名投票”。會上，20多名高乾子弟給工作組唱讚歌，還為工作組辯護：“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多麼熟悉的聲音：三天以後，它在人民大會堂響起）。

7月27日，劉少奇單獨找康生談話說，指斥康生對蒯大富問題“不了解情況”，康生反駁：“蒯大富是革命的”。劉：“不是。你們說是鎮壓是不對的，不是鎮壓”。康：“不是鎮壓是什麼？辯論？世界上有這樣的辯論？把人家關起來，把團籍搞掉了，這是辯論？不許蒯大富上中央告狀，起碼是不符合國法，違反憲法的。”晚上，中央文革全體成員到北師大，陳伯達號召師生甩掉保姆，踢開絆腳石，自己解放自己，徹底鬧革命。幾千名學生歡呼雀躍，之前被工作組打擊、迫害的學生對工作組進行了控訴。

7月28日北京市正式發出撤銷工作組的決定通知。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大會宣讀了撤銷工作組的《決議》。

至此不同尋常的50多天總算結束了。

7月29 日這一天是所有官方和非官方歷史書籍都無法迴避的（一些非官方出版物甚至大書特書將其傳奇和演義化了）。

2011《黨史》有9行字的簡短記載這一天，其中有這樣的說法：

【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先後講話，代表中央對派工作組一事承擔了責任。劉少奇說：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中央同意的。我現在發現，工作組這個方式不適合於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需要，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他還說：至於怎麼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知道、不大清楚，你們問我們，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的工作人員也不知道】。

《毛澤東傳1949-1976》記載文字長短大致與《黨史》相同，但對應內容出入較大：

【會上，李雪峰宣讀了這個《決定》（指撤銷工作組的決定-右而左注），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領導人講話，對派工作組一事承擔了責任，並且說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大會結束時，毛澤東會見了全體代表，表示他對這個決定的肯定和支持】

我將以上記載對照了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嚴家其的《文革十年史》，發現以上記載嚴重不符合事實，我又將高文謙和嚴家其的記載和《大事記》進行了對比，高、嚴的記載在《大事記》裡全有，而《大事記》更全面，裡面關涉副司令的，高、嚴出於給副司令避諱，舍而不用。我把五個記載加一點評說，作為一個附件附在文後供大家參考。這裡只先把結論說出：

周恩來的確承認了派工作組的錯誤，說那是中央“迫不及待”，自己有責任，為劉鄧分擔壓力，而劉少奇沒有承認錯誤，所以談不上推卸責任，鄧小平不承認錯誤，只說有些工作組有工作錯誤，責任由工作組承擔，從而把一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毛澤東會前派周恩來過問清華的文化大革命，周恩來親自派人送蒯大富去人民大會堂參加了這次大會。毛澤東在會議快結束的時候出來會見了與會代表，大會最後是由周恩來親自指揮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以上表明，中央文革確實是在執行毛澤東的戰略思路，但對毛澤東的戰略思路也不是一開始就清楚，在毛澤東回到北京之前，其主要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等都是很淺的介入各級學校文革，主要只是向毛澤東匯報一些情況，毛澤東回北京之後，他們才接受毛澤東指示較多介入學校文革。文革小組所作還有一點是十分明確的，就是他們是普通學生老師、人民群眾的朋友，甚至可以說是代替毛澤東解救了那些遭受打擊迫害的人。太多學生老師，在這50多天時間裡，經歷了從地獄再返回人間的過程，從而終於領會到了毛澤東才是永生不背叛民眾的革命家和人民領袖，真正代表了反壓迫，代表了反資產階級和反一切其他特權階級的正義力量，真正代表了翻身解放，真正代表了造反有理。這是一種全新的革命體驗，它不同於與拿槍的敵人做鬥爭的革命體驗，正是因為有這樣的體驗，在那個時代，當“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聲響起的時候，總有許多人不由得收緊心，淚流滿面。它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個人崇拜，也不是任何意義上的自我愚昧或者造神。現在的一代，已經不能獲得這樣體驗，也不能對那段歷史建立任何真實感，只會在主流的引導下幻想文革、捏造文革、誣衊文革並詛咒文革。正因為如此，我們這一代親歷或半親歷的人，有責任將歷史寫出來，留給我們的後代。毛澤東無需我們辯護，但我們的後代需要我們幫助提供思想乳汁。文革是毛澤東自己建造的草場，毛澤東自己是這草場上孤獨的奶牛，至今依然在為我們提供乳汁，只要我們小心翼翼去擠，我們總能從這頭奶牛那裡擠出最好的思想乳汁。

十四

在最初50多天的時間裡，走資當權派一個也沒有清理，全國卻出現對普通學生、老師和群眾的白色恐怖。這意味着，毛澤東用《516通知》對劉少奇發出的最後警告無效，因此其暗含的另一功能“最後保護令”即告自動失效。毛澤東決定把文化大革命航向撥正，並酌情開始對劉少奇進行黨內公開批判。在這樣的背景下，在7月29號人民大會堂集會之後，僅僅三天，即8月1號，八屆十一中全會就召開了。2011年《黨史》記載：

【這次會期原定為五天，主要議程共四項：（一）通過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二）討論和批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在國內、國際問題上採取的重大措施；（三）補行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人事變動決定的手續（指“彭羅陸楊”事件——右而左注）；（四）通過會議公報。會議開始後，卻改變了議程，會期延長為12天】。

各位讀者，你們讀出了什麼？原本的會議議程和本次會議改組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的職位變動沒有關係，那麼改組政治局常委、劉少奇降職又是怎麼來的呢？答案在於【會議開始後，卻改變了議程，會期延長為12天】。

為什麼要改變原定議程？1959年廬山會議改變議程，是因為彭德懷的萬言書，這次呢？難道還有個彭德懷嗎？沒有。繼續看記載：

【全會首先由劉少奇作報告……並對派工作組承擔了主要責任……毛澤東插話指責工作組阻礙、鎮壓群眾運動。這天印發了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覆信和清華附中紅衛兵兩張宣揚革命造反的大字報（主要內容）……在以上兩天的會上，與會部省委和各大區負責人，紛紛檢討自己“跟不上形勢”，“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流露出對運動的困惑和對動亂局面的不安。8月4日，毛澤東召集常委擴大化，對派工作組嚴厲指責。他說：中央自己違抗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8月7日，會議印發了毛澤東8月5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8月6日，已向全會請假、在外地“養病”的林彪被毛澤東緊急招到北京。林彪到會後，立即採取了與大多數中央領導人截然不同的態度……8月12日，林彪在閉幕會上講話說：“在這次規模偉大的文化大革命進行的過程中間，發生了嚴重路線錯誤，幾乎扼殺這一革命”。“主席出來扭轉了這種局勢，使這次文化大革命重整旗鼓，繼續進攻”。第二天，他還說：“這次要罷一些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組織上要有個全面的調整。8月8日全會通過由中央文革起草、經毛澤東審定的……“十六條”（主要內容）……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全會於8月12日臨時增加了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議程。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來的7人擴大為11人，排名依次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林彪躍居毛澤東之後，名列第二位，劉少奇則有原來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全會沒有選舉中央副主席，只有林彪被稱為中央副主席。……原來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集體不復存在……黨中央如此重大的人事變動，使許多與會者感到震驚，思想上存在種種懷疑和困惑。但會議在十分緊張的政治氣氛中，仍然完成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組織程序……“左”傾錯誤方針開始在黨中央占據主導地位。】

我將近4頁顛三倒四的敘說濃縮於此，可是，以上並沒有對為什麼“改變會議議程，延長會期至12天”的任何交待！所記載的只是，一次關涉國家前途命運的超級重要的中央全會，只一個獨裁者毛澤東在大施淫威，一個打手林彪在施拳腳，一個半活人劉少奇在念報告，上百多號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全部是沒有個性沒有獨立語言跟不上毛澤東節拍的“不安者”，“懷疑者”，“困惑者”。獨裁者毛澤東一手遮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滔滔不絕了12天，小小的一個提議就把常委改組了，劉少奇委曲求全，卻被降職，林彪充當打手，卻一步登天，毛澤東又是好一個只聽溜須拍馬的封建帝王，原來正確無比的中央（一線），被毛澤東和林彪不費吹灰之力，竊取了權力，中國“左難”由此開始。

可是記載又說：“會議是在十分緊張的政治氣氛中，仍然……”，這個“十分緊張”又是怎麼來的？讀者諸君能從記載里讀出來嗎？當然不能。要讀出來了，毛澤東就不是獨裁者了，林彪就不是打手了，劉少奇就不是逆來順受、木偶似的半活人了。這還了得，這豈不要顛覆了主流的全部歷史說教！於是，我們就只能看到以上這樣一個似乎是把“基本事實”都交代清楚了的“信史”。

還記得當年的“23條”之爭嗎？劉少奇粗暴打斷毛澤東的話，不讓毛澤東發言，逼得毛澤東第二天拿來《憲法》和《黨章》，被獨裁的人一下子就獨裁起來了，這個轉換也太沒有懸念了吧！高文謙披露，“23條”之爭後，劉少奇根本不把毛澤東放在眼裡，是周恩來、朱德等人看不過去了，就去做劉少奇的工作，劉少奇最終是不情不願給毛澤東道歉，說“我不夠尊重主席”。毛澤東當即回敬，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這是社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毛澤東後來說去劉之心是在這次爭論之後，這讓許多人以為去劉就是要政治上徹底打倒劉少奇。於是，因為毛澤東動了資產階級的奶酪，資產階級反攻倒算的歷史解說，就按照“毛澤東搞家長作風是獨裁者是封建帝王”的思路搞起來了。這是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事實上，毛澤東這個時候的去劉僅僅是考慮從路線上打擊他。最多是考慮（只是考慮）廢黜他接班人地位，至於到底廢不廢，怎麼廢，都沒有定案，所以才有讓劉少奇自己親自主持通過《516通知》，給他機會表明自己是搞社會主義的，不是搞修正主義的，是搞無產階級專政的，不是搞資產階級專政的。但50多天裡發生的事情，完全相反。毛澤東繼續努力，希望這位接班人能夠接受意見，可是誰知自感政治羽翼豐滿，可以甩開甚至廢除毛澤東，自己單飛的劉接班人，還是固執己見，他在7月29日的人民大會堂的那次集會上，不但說了前面《黨史》記載的那段話，即：

【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中央同意的。我現在發現，工作組這個方式不適合於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需要，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他還說：至於怎麼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知道、不大清楚，你們問我們，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的工作人員也不知道】

還說了這樣的一番話：

【有時沒犯錯誤，人家也說你錯了，是不是？那時自己也莫明其妙。】

這是承認派工作組的錯誤，還是公開拒絕毛澤東對派工作組的批評？當然是後者。即使如此，毛澤東也沒有馬上想要廢除他的接班人地位，這才有八屆十一中全會原定的四項議程，根本不涉及到改組常委。

可以看出，毛澤東會前主要是想把文革撥正到既定方向，並以“十六條”再次加以明確和具體化，順便在黨內有限範圍開展對劉少奇的批判，肅清黨內核心領導層的資產階級意識。只要解決了這個龍頭問題，綱的問題，那麼其他小問題，目的問題，就都好解決了。可是，毛澤東錯誤估計了劉少奇及其黨內高層鐵杆支持力量的反彈。

我再具體一些，把會議前後和會場裡外結合一下。上面說了，7月29號的集會上，劉少奇根本沒有承認錯誤，而是繼續公開保護他的黨內勢力。但是，他恐怕也感到一場更大的鬥爭就要到來。於是，當天，高乾子弟就在北航貼出“鬼見愁”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給幹部子弟打氣，號召幹部子弟團結起來對抗平民子弟，呼應並支持黨內劉少奇對毛澤東的鬥爭。

7月31號，【建院】100多名支持工作組的保派學生，對於釋放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的六名學生一事表示不滿，組織起來大鬧北京新市委。

8月1號，即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當天，建院保派組成《革命團》，革派組成《八一戰鬥團》。兩派尖銳對立。同一天，“鬼見愁”對聯貼到人大、清華、北大等眾多高校，引發學生騷亂。“鬼見愁”對聯是赤裸裸的“血統論”，它後來引發更大規模群眾斗群眾，造成更緊張的幹部子弟和工農子弟對立，也是高乾子弟組織“聯動”為非作歹的理論工具。

8月2號，劉少奇到【建院】蹲點（直到12號）（劉瀾濤陪同），同一天，副司令到人大蹲點，繼續其“老革命遇到新問題”論調，包庇郭影秋，說：“對於郭影秋同志，劉少奇同志說，對一個革命者必須是多年的評價，歷史的評價”。同一天，陳伯達接見高乾子弟，建議把“鬼見愁”對聯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理應如此。遭到高乾子弟拒絕，具有特定“血統論”含義“混蛋”、“狗崽子”等謾罵語言隨即開始在各級學校出現，相應地清華、北大出現“貧協”（工農革命幹部子弟協會），被中央文革制止。

8月3號劉少奇續帶劉瀾濤到【建院】（“建院”加括號是提請讀者注意劉少奇和建院各事情之間的關聯）

8月4號，劉少奇在中南海和工作組談話，近乎公開煽動反毛，說：“有人造反成功了，有理了，但他一當皇帝，別人造反就無理了”，並再次強調：“派工作組是黨中央同意的”。

8月4號這同一天，周恩來帶100多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到清華給蒯大富平反，並宣布：“清華大學從今天新生了”，還高呼“新清華的革命精神萬歲”。（《大事記》）

再回到會場，8月4日同一天，毛澤東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出示劉少奇關於“618事件”的批示的底稿，用確鑿證據批評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並說鎮壓指令來自中央，批評劉少奇：“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當毛澤東說到：“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這一句的時候，劉少奇用毛澤東自己以前說過的話頂了回去：“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據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以上已經構成赤裸裸的威脅或者叫做攤牌或者叫做挑釁。這是毛澤東絕對沒有想到的。毛澤東沒有想到的還有，其他非劉少奇山頭嫡系勢力的曖昧，他們用抽象的“跟不上形勢”，“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自我批評來推諉，拒不表態批評劉少奇。這些人當然不會忘記1953年的高崗及其支持者的教訓，也不會忘記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及其支持者的教訓。在這兩大事件中，毛澤東把所有反對他的接班人劉少奇的勢力全部壓制了。這一次誰知道毛澤東是不是和劉少奇政治決裂，要不是呢？那麼出來批評或者反對劉少奇豈不是政治上的自殺？這就是許多人會上“不安”和“困惑”的原因所在。

正是在這樣一種局面下，毛澤東才不得不公開和劉少奇最後劃清界限，不然自己就要處在危險之中。於是，他當機立斷，臨時在8月5號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清晰將1962年和1964年事情聯繫起來，把問題挑明，動員中央委員會裡還有社會主義意識，還願意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站出來批判劉少奇，並緊急招林彪進京，加強會場上自己一方的力量，逼迫其他曖昧者表態，最終把劣勢變為優勢，這其中周恩來的果決取到了決定性的示範作用。這樣才有所謂的該結束會議而沒有結束，延期到12號，才有所謂改變會議議程，才有所謂“緊張的政治氣氛”，即使是高文謙、嚴家其這些非主流的，但也是站在反對毛澤東的立場上的歷史作品寫作者，也都高度承認毛澤東在會上改變不利局面，最後制服劉少奇，作出了十分艱難的努力。這簡直可以說是挫敗了一場正在醞釀中，隨時都可能發生的“會場上的政變”，哪裡是上面2011《黨史》記載的毛澤東一個人滔滔不絕並大施淫威12天，一個小小提議就把常委改組了那麼簡單。

十五

劉少奇顯然是過於自信自己多年經營起來的山頭勢力，過於自信自己可能對毛澤東保持着“要投票有人”的優越態勢。他如果接受《516通知》給出的警告，改變以前的做法，回到社會主義道路上來，回到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上來，走真正的群眾路線，主動向自己的山頭開刀乃至炸毀，他的接班人地位是不會丟的，文革也不是後來的樣子，社會主義事業也不會遭受更重大的挫折。這當然也只是假設。他是一個成功的老男人了，不說階級呀，立場啊，單是這一點自信，他也不能就輸給也是成功老男人的毛澤東。何況這還的確是赤裸裸的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

他有自信的依據嗎？當然有。他不但有接班人的“名器”在手，還有一個具體的嫡系組織班底。前面已經談到過的，他在北方局搞領導地下工作，物色了一批人，這些人都是一流政治鬥爭高手。此外，有個“61人案”，該案現在被確定為冤案。冤案不冤案，現在是回看歷史，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涉案人員的政治變遷和他們在文革前夕所掌握的實際權力對文革本身構成的阻礙。該案發生在1937年（劉少奇的檢討中提到是1936年），根據劉少奇匯報張聞天后得到同意發出的指示，在“自白書”上簽字後出獄共61人，其中52人是地下黨，另外9人情況各不相同。地下黨殷鑑、邱少山出獄後不久去世，其他人則被派往江蘇、山東、陝西抗日戰場，至1949年10月1日，52人中只有36人還倖存。這36人都是劉少奇自延安整風以來就倚重的黨內支持力量，其中大約一半人建國後陸續進到政權核心位置，其中柯慶施曾親聽過列寧講話，也很得毛澤東器重，1965年去世。以下是部分成員在文革前夕的任職：

薄一波：國務院主管經濟的副總理。

劉瀾濤：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

胡錫奎：西北局書記處書記。

安子文：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李楚離：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劉錫五：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

廖魯言：農業部部長兼黨組書記。

周仲英：國家經委副主任。

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

趙林：吉林省委第一書記。

劉有光：七機部副部長兼第二書記。

王德：中南局書記處書記。

王其梅：西藏工委書記。

候振亞：福建省委書記。

李葆田：安徽省委書記。

徐冰：統戰部長。

這些人加上前面提到的彭真、李雪峰、蔣南翔、鄧拓和胡喬木，構成怎樣的政治力量，如果再考慮劉少奇自1942年以來成為黨內二號、毛澤東接班人以後，在黨內新發掘的人呢？這樣就不難理解毛澤東文攻還要武衛，不難理解林彪說：【文武相配合……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軍隊，不論會場上的政變，還是戰場上的政變，他們都能搞起來】（林彪“518講話”）。

然而，劉少奇也毀滅於他的自信。當然，毀滅他的更重要因素還在其他。

認真檢閱歷史，不難看到，劉少奇對黨、對群眾、對黨群關係、對知識分子和勞動群眾的關係的看法和態度，完全不同於毛澤東，毛澤東是眼光向下，向着曠野的，劉少奇是向上，向着廟堂的。有人說他打算改造故宮，圖紙都有了，打算將來住進去。從他的全部政治生涯來看，這即使不能證明確有其事，卻至少符合他價值觀取向。他一直蔑視底層官員（基層幹部）和勞動者（工農階級），一直慣性地借身處權力中樞，法定未來最高領袖的地位，構建上層個人權力大廈。他這樣做的深層的原因體現在他《修養》表達出來所尊奉的傳統文化孔孟之道和文化革命以來固守的帝王將相體系之中。這用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語言表達，不但是封建意識，也是資產階級意識、修正主義意識。這就是說，他的政治生存方式天然地合乎封建官僚土壤和資本主義土壤，與社會主義新文化完全格格不入。他甚至說過：【真正出修正主義，就只好讓修正主義搞幾年看看】（《大事記》）。

他的這個慣性思維和行為方式，向下的表現，如“大躍進”以來他一直高高在上，嚴重脫離基層幹部和群眾，以至於“浮誇風”泛濫，把個好好的戰略給毀了；“社教運動”一開始，按“前10條”本來只是小問題，可以慢慢改進，他卻突出自己搞出“後10條”，結果搞得社會上雞飛狗跳，基層幹部和群眾、幹群關係一下子緊張起來（“社教運動”嚴重走偏，毛澤東不得不出面搞“23條”，撥正路線，安撫全國基層幹部和群眾，並直接將“社教”納入文革運動之中）。

他的慣性思維和行為，向上的表現，就是對待權力中樞周圍的幹部完全無原則呵護，彭真，楊尚昆的事情不必說了，就說他1966年10月的檢討，他在丟掉了接班人位置之後，不得已作檢查，唯心承認派工作組錯誤，還把文革開始以來50多天的全部責任一個人擔下來，把鄧小平也完全摘出去了，把其他在工作組中製造群眾斗群眾事端的中央大員一個個全開脫出來。這種“仗義”是什麼性質的？適合於什麼階層的“政治活動”？作為一個要成為國家一號的人豈能幹這樣的事情。

王年一《大動亂年代》對50多天的實情有一點表述：工作組也有錯誤的方面，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一些工作組按自己對右派的理解，過分嚴重的打擊了向黨委向工作組發難者。但王年一也僅此而已，為了與官版文革歷史敘事保持一致，他未能將工作組的暴行和文革後來的矛盾發展聯繫起來。今天很多人說毛澤東時代就是“整人”，這是對那個時代的完全誣衊，也是不假思索輕易放過劉少奇之流整人元兇。事實上劉少奇領導“一線”工作以來開展的所有政治運動，無不打上劉少奇個人印記，桃園經驗是經典，文革頭50多天更是變本加厲。毛澤東批判和打擊了走資當權派，但從來沒有整基層幹部和群眾。很多那個時代還是基層幹部的人說自己當年被整，其實是被劉少奇路線的人所整，卻把賬記在了毛澤東頭上。今天還有許多年輕人在反獨裁專制的時候，把炮火對準毛澤東，這是完全無的放矢，放過了真正的打擊目標。是誰提出“做馴服工具” 論？是誰提出“造反有理”論？這不是一清二楚嗎？

那個年代，毛澤東一直是提倡“跟線不跟人”，但事實上，許多人無法分清跟線和跟人的差別和兩者的關係，簡單搞“跟人就是跟線”或者“跟線先要跟人”。劉少奇是毛澤東的接班人，跟劉少奇就是跟毛澤東，就是跟了正確的線。這對於中央非劉少奇核心層幹部來說，是再自然不過的想法，軍界的一些元老也是這樣看待跟線和跟人的關係的，最後還犯了所謂“錯誤”，他們也覺得很冤（這是我後面談老幹部要談的問題，先壓下）。當然，劉少奇的核心層人員，如彭真當然是知道“跟線”和“跟人”的關係的。不然，他彭真也不敢違抗毛澤東，自己搞出一個《二月提綱》，到劉少奇那裡請功（《二月提綱》是在劉少奇家裡舉行的常委會議讓劉鄧審核通過的，當時彭真在提綱上寫着：“此件因時間倉促來不及在五人小組傳閱和商酌”）（《大事記》）。

可以推測，劉少奇敢於和毛澤東攤牌，“無非是下台，五不怕”，一是想，“投票有人”未必下台，二是想，即使丟掉接班人位置，只要他還保住自己黨內一定位置，他的人馬還在，他的“仗義”就還會幫助他物色更多的政治人物，東山再起。這是他的聰明，卻也正是他的不智，他不知道他這些年來除了他的核心層，其他政治力量主要是依靠“毛澤東接班人”六個字換來的，沒有了這六個字，他收編不了多少人，就恐怕只有核心層（假設沒有一個背叛者），而且他還忽略了更關鍵的一點，早在1942年整風以來他就得罪了很多關鍵人物，在1953年高崗事件上，在1959年彭德懷問題上，雖然是毛澤東下的手，保他這個接班人，但他也還是開罪了太多的人，尤其是元老級人物。這些人一直隱忍不發，都是吸收1953年高崗，1959年彭德懷的教訓，懾於毛澤東對他的“溺愛”或者“過保護”，才對他尊重有加，在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表達出最後的決心之前，實際上這些人都在冷靜觀察毛澤東這次到底是要幹什麼，甚至可以說都是在等着一個特別時刻的到來，就是這個《炮打司令部》時刻的到來。周恩來的智慧和在黨內的威望，除了毛澤東本人，還有誰可比？劉少奇實際上是難以望其項背的，所以，周恩來做出政治選擇後，劉少奇眼前原本不偏不倚的政治多米諾骨牌，就一塊接一塊向他壓過來了。

毛澤東一張大字報，寥寥幾百個字，劉少奇幾十年苦心政治經營的成果，說沒就沒了，不僅僅是神奇啊……。

 

 

2012-12-05

附件：

1966年7月29 日人民大會堂劉鄧發言內容小考

1966年7月29號這一天是所有官方和非官方歷史書籍都無法迴避的（一些非官方出版物甚至大書特書將其傳奇和演義化了）。這一天，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劉少奇、鄧小平和周恩來在會上發了言。

2011《黨史》有9行字，簡短記載這一事件，其中有這樣的說法：

【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先後講話，代表中央對派工作組一事承擔了責任。劉少奇說：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中央同意的。我現在發現，工作組這個方式不適合於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需要，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他還說：至於怎麼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知道、不大清楚，你們問我們，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的工作人員也不知道】。

《毛澤東傳1949-1976》記載文字長短大致與《黨史》相同，但對應內容出入較大：

【會上，李雪峰宣讀了這個《決定》（指撤銷工作組的決定-右而左注），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領導人講話，對派工作組一事承擔了責任，並且說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大會結束時，毛澤東會見了全體代表，表示他對這個決定的肯定和支持】

以上記載可不可信，當然不可信。都是官史，出入如此之大，此不可信理由一也；二之，這樣的記載，光是文字本身，就導致閱讀的重大困難，例如：三個人的出場順序該遵循那個？黨史用了“先後” 似乎記載更準確，但未必；三個人同時一樣程度地承擔了責任嗎？也未必；“老革命遇到新問題”這話是誰說的？或者是三個人都說了？不清楚，既然如此，記載內容怎麼讓人信？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劉少奇發言裡同意派工作組的“中央”和撤銷工作組的“中央”顯然是兩個“中央”。參見我上一篇文字談“中央”二字的活用，在談楊尚昆那一段。讀者閱讀了這些文字，茶餘飯後談起這段歷史，怎麼複述給你的聽眾？複述者再複述呢？那會是怎樣一種情形？

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是這樣記載的：

【鄧小平、周恩來和劉少奇分別在會上講了話。鄧直截了當，在講話中提出：“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周則在講話中明確承認中央“對形勢的估計有錯誤”，“當時我們確實是迫不及待，倉促地就決定了到處派工作組”。周恩來雖然提到了“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這一點，但更多的是強調文革“這是個新事物，新的運動。我們很不熟悉，特別是年老的，要到你們中間去學習，取得經驗。老革命更應該是這樣，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才能成為毛主席的戰友和學生”，並傳達了毛提出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務：一斗、二批、三改。劉少奇則在講話中不加掩飾地流露出無奈的苦衷，說：“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怎樣革命，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志，工作組成員也不知道”，與周恩來相比，劉少奇在講話中並沒有作什麼自我批評，相反還是有意提出：“要保護少數”，稱：“有時候真理在少數人手裡”，不僅如此，劉還含蓄地對毛澤東的欲加之罪做了反駁，說：“有時沒犯錯誤，人家也說你錯了，是不是？那時自己也莫名其妙。”（注）】

高文謙給最後這句話加了“注”，查“注”，他是引自嚴家其《文革十年史》，那麼嚴家其是怎樣記載的呢？如下：

【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被迫在派工作組問題上作了檢查。劉少奇這次或許是說了真話“怎麼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怎樣革命，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志，工作組成員也不知道。”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以致““有時沒犯錯誤，人家也說你錯了，是不是？那時自己也莫明其妙。”（莫明其妙：原文是“明”，高文謙引用時用的是“名”）周恩來在會場上傳達了毛澤東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三大任務：一斗、二批、三改。當會議快結束時，毛澤東來到會場接見與會代表。經久不息的掌聲，連綿不斷的“毛主席萬歲”的呼聲，使大會氣氛驟然生輝。當毛澤東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渾歌聲的節拍率先離開會場時，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心境大概有天壤之別】

以上《黨史》中劉少奇的一段話（《毛澤東傳》沒有記載）和高文謙、嚴家其記載的劉少奇的第一段話略有文字出入，但不影響內容準確。高、嚴記載的劉少奇第二段話，官版出版物都沒有記載。“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黨史》沒有記載）這話是鄧小平說的（7月26號高乾子弟就已經說過了，參見前文），劉少奇沒有說過（高后來對照垃圾人物李志綏的記載，進一步做了辨析，說劉少奇沒有說這句話，李志綏說劉說過，是記載不準確），而周恩來根本就沒有說過這話，高說周恩來“提到這一點”，從他的文字裡看，是根據周恩來的那段話總結出的“這一點”，而不是周恩來直接說出的“這一點”。

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中得到了幾點非常重要的信息：

【七月二十九日：……毛主席派總理過問清華的文化大革命。周總理親自派人送蒯大富去人民大會堂參加大會……最後，總理親自指揮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此其一。其二，嚴家其記載的和高文謙引用劉少奇的第二段講話，《大事記》裡全有，而高文謙說的劉少奇“要保護少數”，《大事記》裡也有：【他死不承認自己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胡說什麼“有時沒犯錯誤，人家也說你錯了，是不是？那時自己也莫明其妙。”他打着“保護少數”的旗號，露骨地反對毛主席】。其三，《大事記》對鄧小平講話的記載是在最後，而且更詳細：【鄧小平也在會上扯開嗓門大喊：“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說什麼“工作組是好的，有的是比較好的，有的是犯有嚴重錯誤的，有些責任是由工作組來擔。”為自己開脫罪責。】

根據以上各種5種材料對比分析，最不可靠的是哪些，大概也不需要我來多說了。至少一個結論是清楚的：周恩來的確承認了派工作組的錯誤，為劉鄧分壓，而劉少奇沒有承認錯誤，所以談不上推卸責任，鄧小平不承認錯誤而且推卸了責任。

各位，看了這個小考，讀到如今的文革歷史，你是該哭，還是該笑？或者我借用馬健的小說名字：“亮出你的舌苔，或者空空蕩蕩”。

201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