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大學與十九世紀的傳統學院在組織上和管理上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十九世紀以前的傳統學院規模較小，以聯繫緊密的學者學生共同體和經驗管理為基礎；而現代大學規模較大，以科層制和專業化管理為基本特徵。傳統學院是精英教育時代的產物，而現代大學產生於大眾化高等教育，產生於管理成為科學並直接影響各種社會組織的時期。當精英高等教育走向大眾化時，大學的組織與管理會發生根本性變化。作為現代大學管理的參謀機構的院校研究就是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今天，院校研究的基本任務是，把高等教育與現代管理研究成果用於高等學校管理，以提高和改進本校的管理水平，提高管理效益為目標。

院校研究首先產生於美國，在七十年代後逐漸傳到世界其他國家，現在已經是一個國際性的現象。可以預見中國在由精英經大眾走向普及高等教育的過程中，中國的大學組織和管理也會發生類似變化，也會需要院校研究。本文將以美國現代大學模式的形成和院校研究的發展來說明以上觀點。

美國院校研究發展簡史

以有組織的全國性院校研究出現為界，可以把美國院校研究史大體分成誕生期和成熟期兩個階段。誕生期從哈佛大學建立到二戰結束。其間又可以再分為兩個小階段：個人自發研究階段(1636-1900)和院校調查階段(1900-1945)。成熟期從退伍軍人法案到現在，其間也可以分為兩個小階段：有組織的全國性院校研究形成(1945-1980)和專業化國際化階段(1980-2000)。

個人自發研究階段(1636-1900)

院校研究的發展與美國高等教育與高等學校規模的變化密切相關。規模越大，功能越多，組織結構就越複雜，管理也就越複雜。而個人的知識經驗能力精力是有限的。因此在學校從小到大、簡單到複雜的過程中，總會碰到那麼一點，管理複雜性超過管理者能力，於是他需要別人幫助他收集信息、分析問題、提供諮詢，院校研究也就應運而生了。對整個高等教育系統是如此，對單個學校也是如此。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在高等教育大發展的過程中產生了對院校研究的普遍需要。規模大的學校比規模小的學校需要，結構複雜的學校比結構簡單的學校需要，功能多的學校比功能少的學校需要。總之這是個組織規模與管理複雜性的問題。只要想想我們高校的規模與功能在怎樣增長，高校管理人員在這個增長過程中是怎樣從深思熟慮到拍腦袋，再從拍腦袋到抓後腦勺的，就知道我們是多麼需要院校研究了。

談美國院校研究的源起，不能不談到埃利奧特。埃利奧特任哈佛校長四十年，把哈佛大學從一個小型地方學院變成一個著名大學。他在這四十年(1869-1909)里所做的年度報告被認為是美國院校研究的重要文獻。而當時美國大多數高等學校根本就沒有系統收集學校運行情況，收集相關統計資料，並利用這些資料進行管理的習慣。因此埃利奧特大量運用運行事實和統計報表就代表着一種新的管理與研究模式。這個模式就是以證據為基礎(evidence-based)的管理。埃利奧特不僅在管理中堅持科學理性，同時採用當時最科學的研究工具以提高自己管理工作的質量。從這個意義上講，埃利奧特對美國院校研究的貢獻是巨大的。回顧美國二十世紀以前的院校研究，一個突出的特點是由個人推動的各校自發性研究。另一個特點，即開始從以經驗為基礎的管理研究轉向以科學理性和科學方法為基礎的管理研究，並由此揭開了貫穿整個二十世紀研究中經驗學派與科學學派之間關於如何研究高等學校管理問題的不斷間斷的論戰。

科學管理運動和學校調查運動（1900-1945）

二十世紀上半葉是美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時期。這個時期有幾個基本特徵：

美國從精英高等進入大眾化高等教育；大學面臨要求擴大招生的平等主義與提高學術質量的精英主義的雙重壓力；高等教育開始從社會邊緣走向中心；各級政府和社會機構一方面增加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開始利用管理和經濟槓桿推動以提高效益為中心的高等學校管理改革；高等學校規模不斷擴大，管理複雜性超過經驗管理模式的極限；院校研究開始在部分學校作為管理參謀機構出現。

美國這一時期高等教育的發展正好和我國目前的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相當，從精英高等教育走向大眾高等教育。此間學生增加了十倍而學校只增加了兩倍，結果是學校平均規模增加大約五倍。也就是在這段時期，美國出現萬人大學。學校平均經費收入按當年價格計算增長16倍，按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大約增加了11倍。其中一半來自政府和社會捐助。學生與社會力量介入的增加必然要提出他們對學校的期望與要求，從而改變高校幾乎完全自主管理的傳統模式。換言之，由於規模擴大和社會力量介入，美國高等學校在管理方面發生了根本變化。標誌性事件是由政府和一些基金會聯合推動的以提高質量和效益為中心的學校自我調查運動，其中起重要推動作用的是卡內基教育促進基金會(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此外請注意，美國1950年的學校平均規模（1321）比中國剛剛恢復高考時的1977年的學校平均規模（1547人）還要小，這可以使我們設身處地設想美國大學當時的一般狀況。

美國是現代管理學的故鄉，泰勒是現代管理學之父。泰勒的主要貢獻是強調以科學方法來研究管理，取代傳統的以經驗為基礎的管理方式。自從泰勒1903年提出他的理論，美國工商界與管理學術界很快就認識到了這個理論的簡明邏輯和革命意義，企業界和政府開始在全國各種組織中推廣這個理論，也包括高校組織。1905年富商卡內基捐款一千萬美元建立卡內基教育促進基金會，普里切特(Henry S. Pricheter)被選為基金會的首任主席。普里切特是數學家和天文學家，曾任MIT校長。和埃利奧特一樣，他相信管理與科學的結合可以提高管理水平。他也認為，和歐洲大學相比，美國高校存在嚴重質量與管理問題。因此基金會的首批研究任務就是調查與提高高等學校的質量和效率。此外，作為基金會主席，普里切特需要知道學校是否有效地使用了經費，並決定是否給予資助。我們已經看到，高校一半以上的經費來自於政府資助和社會捐助，這個收入對學校性命攸關，大學無法拒絕政府與社會組織的調查。於是1909年普里切特就把科學管理專家庫克送到哈佛大學、MIT、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多倫多大學等八所著名大學去調查管理效率問題。庫克很快認識到，大學這種歷史悠久的組織根本不會去理會工商業界發生的事，也不會想聽什麼科學管理專家關於效率的建議。這件事提出了高等學校應當如何對待效益的問題，尤其是從企業管理角度提出的成本效益問題。圍繞這個問題，美國高等教育管理實踐界和理論界存在巨大分歧。有人建議認為應當把高等教育當成產業，把高等學校當成企業來管理，因此工商企業中通行的競爭與效益原則，應當用於大學。也有人堅決反對任何此類企圖，如埃利奧特。埃利奧特可以接受科學理性的原則，但拒不接受企業管理原則。院校調查運動也與普里切特密切相關。他推動高校質量與效益改進的基本方法是組織大規模學校調查，並公開發表調查結果。他不僅讓庫克調查美國大學管理效益問題，還讓弗萊克斯那(Abraham Flexner)對美國醫學院校進行調查。以堅持社會有對監督高等教育的權利，他專門請與大學無涉的人進行調查。弗萊克斯那在調查了北美的155所醫學院之後撰寫了《美國加拿大醫學教育報告》。隨後普里切特還組織了對法律、工程和師範等專業教育的調查，這些報告成了改變美國職業高等教育的里程碑。卡內基教育促進基金會的調查工作引起人們對美國高等學校質量與管理問題的廣泛關注。聯邦政府與州政府也開始要求所有公立高校進行自我調查，同時組織對全國本州本地的高校普查。全國性高校調查運動開始形成。為使調查更加科學、完整、統一、規範，聯邦教育部派統計專家到全國各地指導調查活動。但和卡內基教育促進基金會一樣，公開發表調查報告。基金會、專業協會、工商業組織也積極介入高校調查活動。大規模高校調查從1910年左右開始一直持續到四十年代。到1937年，調查已經涉及了40多個州的1887所高校。230個政府機構、專業協會、社會團體和高等學校組織或參與組織了調查。調查內容非常廣泛，涉及各類學校的各個方面。調查重點是質量與管理，目的是提高質量與效益。在調查中還要求高校提出改進建議並自自己進行工作改進。調查運動中一共形成調查報告579份，其中304份被發表或打印散發。所有報告都被製成副本，存放在全國十六所大學圖書館中供公眾查閱。基金會1937年委託愛爾斯(Walter Ells)對這場運動進行總結。他指出有十個因素造成高校普查運動：在教育中發展科學精神、工商業的效率運動、社會普查運動、教育普查運動、高等教育的增長、高等教育的成本、高等教育的複雜性、對高等教育的批評、發展評估審議機構、以及學校的自我保護。

這個調查運動意義重大。

首先，它是由社會發動的對高等學校的檢查。標誌着社會大規模干預高等學校事務的開始。

第二，它第一次把美國長期分散獨立與世隔絕的高等學校一起推到全國公眾面前，品頭論足，並以此決定對它們的支持與資助。這給高校形成了巨大壓力。

第三，調查是統計技術得到廣泛運用，科學理性得到廣泛認同，科學管理精神得到發揚。

第四，在調查運動中許多地區性高校協會和全國性專業教育協會相繼建立，成為地區行業的教育質量評審機構，並開始指導監督專業和地區的教育發展。

第五，調查使高校認識到自己的管理問題，大型高校如伊利諾大學（1918）、俄亥俄州立大學（1918）、明尼蘇達大學（1924）、密西根大學（1927）等開始建立專門研究機構來研究自身問題。正式的院校研究也由從此開始。

黃金時代(1950-1980)

以1980年為界，美國戰後高等教育可以分為兩大階段，大眾化高等教育階段和普及型高等教育階段。在大眾化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生源充足，經費充足，社會關心，高等教育迅速發展，新型組織與管理制度不斷湧現，這段時期的發展確定了今天美國高等教育管理的基本模式。這段因此被稱為“黃金時代”。然而，自從進入普及化高等教育階段，由於高等教育規模巨大，政府和社會支持力度下降，高等教育的經濟負擔逐漸從政府社會為主轉向以學生學校為主。也由於普及化高等教育，學生買方市場形成。由於生源緊張，學校財政進一步惡化，形成經費資源緊張的拮据時期。這個基本形勢決定了美國院校研究的重心在第一階段是如何使學校管理跟上急劇發展的形勢，而第二階段是如何通過開源節流提高效率來保持學校的生存與發展。美國院校研究組織本身經歷了認識自我和發展壯大兩個階段。 美國大眾化時期高等學校管理變化的最突出特徵是組織規模擴大與管理複雜性急速增加。高等學校繼續沿着二十世紀上半葉開始的科學管理模式向前發展。科層制度和管理專業化在高校的普及與深入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以說，到了八十年代，現代大學管理模式已經在美國大學中占了統治地位。在整個“黃金時代”，美國的院校研究處於起步階段。開始從自發的研究變成自覺的研究，從分散的研究變成有組織的研究。儘管美國在學校自我調查時期已經進行了大量的院校研究，並沒有出現有大規模的組織的院校研究。1955年美國只有10個學校設立了院校研究室，專門從事院校研究的不過幾十人。從1956年起，美國各地先後舉辦了許多院校研究講習班，參加者十分踴躍。例如1959年由西部州際高等教育委員會和斯坦福大學共同舉辦院校研究專題講習班有來自113個西部高校的150人參加。到1965年美國已經有115個高校建立了院校研究室。於是1965年院校研究會(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AIR)成立。協會1973年起開始發行雙月刊《高等教育研究》(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1974年發行系列《院校研究新方向》(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系列叢書。這些標誌着有組織的院校研究開始。

普及化時期(1980-2000)

普及化時期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有兩個基本特徵。一是高等教育規模繼續擴大，2000年高校入學人數比1980年增長21%。但高校規模基本保持穩定，甚至有所縮小。第二，政府和社會對高等教育的財政支持力度明顯減小，財政負擔向學校和學生轉移。因此對學校來說，由規模引起的問題讓位於由質量和效益引起的問題。高校必須開源節流。提高質量，提高效益。開源首先意味着學校間為爭取政府與社會有限的資源而展開更加激烈的競爭。開源還意味着提高學費。其次意味着提高學校固定資產如辦公室、教室、圖書館等的利用率。再是重新審查學校各種服務的成本效益。對外承包學校服務在九十年代成了流行趨勢。最後是加強各類校產的贏利性經營。以企業方式經營高等學校的想法開始，有的學校聘請企業界人士主管學校產業部分，甚至出任校長。贏利性高等教育的思想也開始出現，而且出現了相當規模的贏利性高等教育。總之，八十年代以來美國高校的處境使管理定向和效益定向的院校研究有了用武之地。

幾點結論

從以上的敘述中，我們大體可以得到以下幾個結論。

第一，在從精英高等教育走向大眾高等教育，再走向普及化高等教育的歷程中，美國的高等教育管理系統和高等學校的管理系統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有許多因素造成了這種變化，但其中一個最為關鍵因素是規模的增長。由於規模增長，高等教育成了對社會有巨大影響的力量，因此政府加強了對高等教育的管理。也由於同樣原因，社會也加強了對高校事務的干預。現代高等教育宏觀管理制度的基礎是公共利益原則和公共經費使用的效益原則。這些大大地改變了傳統大學的環境，改變了大學的傳統的管理自主權與學術自主權。傳統的高校自治、學術自治和學術自由比以前任何時候都需要在當代條件下重新定位。這種利益取向和效益原則決定了大學組織與管理模式要發生根本性改變。從傳統學院模式轉向現代大學模式。如果中國高等教育在今後相當一段時期要經歷持續的增長，中國高等教育也會發生類似變化。

第二，現代大學與十九世紀的傳統學院在組織和管理上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十九世紀以前的傳統學院規模較小，以聯繫緊密的學者學生共同體和經驗管理為基礎。由於現代大學規模較大，組織規模擴大必然造成管理複雜性增加，從而使以科層制和專業化管理為基本特徵現代大學模式取代傳統大學的管理模式。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大學管理制度將推動中國高等教育的順利發展。但由於管理滯後和失控而引發類似西方六七十年代的學生騷動是完全可能的。

第三，院校研究是作為現代大學管理的參謀機構在大學組織與管理轉型的過程中產生的。今天，院校研究的基本任務是，把高等教育與現代管理研究成果用於高等學校管理，以提高和改進本校的管理水平，提高管理效益為目標。產生於美國的院校研究現在已經是一個國際性的現象。可以預見，在中國在由精英經大眾走向普及高等教育的過程中，中國的大學組織和管理也會發生類似變化。因此也會出現對院校研究需要。

第四，現代大學管理模式的精神是科學理性。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和現代管理理論是院校研究的兩個源泉。院校研究不僅應當及時地把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應用於高等學校管理，還應注意企業和公共管理領域的發展，適當地把它們引進到高等學校管理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