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美国的“高考”说起 (3) |
| 送交者: 程星 2004年05月13日16:18:25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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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并非故作惊人之语。一百多年前的哈佛，学生成分之单一，在今人看来已经难以想象。早在１９０４年艾略特在给校董事会的一封信中就已经说，他希望所有青年男子，有很多钱的、有一点钱的、或完全没有钱的，只要有头脑，哈佛都应该对他们敞开大门。艾略特当然无法超越他的时代，光是其“青年男子”一语便难免让今人感到汗颜。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其想象力与前瞻性却不能不让人叹服。 １９８６年，受校长德里克·博克的委托，哈佛教授理察得·莱特组织了代表美国二十五所大学的一支六十五人的研究队伍，评估哈佛及其它各类学校对本科学生成长发展的影响。他们在与学生访谈的过程中反复询问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学生在课内或课外的何种状况下学习结果为最佳？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莱特将研究成果写成一本畅销书《充分利用大学时代》(Making the Most of College)。莱特的研究表明，大学时代广泛接触来自各种宗教和种族背景的同学里学会在一个多元化的环境里生存，是大学生们在大学时代所有经验中感到最吃力、同时又是收益最大的体验。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关于大学生成长发展的理论，当代美国大学已经自觉地将招生纳入大学教育过程，使之成为学校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里，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的区别就变得非常明显了。由于公立大学的资金来源于本州的纳税人，因而他们的首要任务便是为本州居民服务。这样，即便是再有名、录取标准再高的州立大学，在招生时也必须为本州居民留足一定的名额后才能考虑接受外州以致外国学生。像我曾经任职的加州大学，一般分校都只有百分之五左右的名额留给非加州的居民。加州人口之多元化居全国之首，因而加大校园的多元化亦不成为大问题。但在一些本身人口不够多元的州，大学要为学生创造一个多元化的校园环境就有点勉为其难了。私立大学、特别是名牌的私立大学就没有这样的限制。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招生人员每年都要化两、三个月的时间奔走于全国各地以至全世界的高中，宣传自己，并鼓励学生报考。等到年底报名截止时，他们收获的是来自各地、各国的各种文化、种族、宗教和经济背景的考生。招生办的任务不仅仅是挑选成绩优异的学生。他们用一个英文动词“Assemble”来形象地描述他们的工作，即在大量的报考材料中经过精心挑选，来“组装”多元化的、最符合学生未来成长发展的一届本科新生。 当时代进入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人类社会在种族、性别和阶级之间人为设置的诸多樊篱都已经被打破，而美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新兴国家，更是开时代之先河，趁着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顺风船，将多元化的理念贯彻到教育、就业、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不难理解，在今天美国的社会里，以培养未来社会领袖为己任的大学，怎能光以 SAT成绩作为标准，挑选一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虫呢？假如学生之间相互影响对他们未来发展具有如此强有力的影响，那么，作为一所名牌大学所能提供给学生最好的教育便是一个尽可能多元化的校园环境。 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美国大学为了追求学生群体的多元化，每年必须付出极为高昂的金钱上的代价。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原因，少数民族学生的家庭状为往往较白人家庭要差，他们中间靠各种学生资助上大学的比例远远高于一般白人学生。公立高校的经费、特别是从事本科教育的经费基本靠政府资助，私立高校除了从联邦政府得到一部分学生资助外，其余的经费都来自校务基金和校友捐款。据著名经济学家高登·温斯顿估算，美国大学每培养一个本科生平均费用为 11,967 美元，但他们从学杂费中仅能收回 3,770 美元。一般私立名校的学费加生活费目前已经涨到接近四万美元一年，这就意味着每招收一名少数民族或家庭经济困难的本科学生，学校就要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十五万美元，而这一笔钱还不能应付培养一名学生的全部费用。美国大学对学生群体多元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亚裔学生既然不能指望通过“平等权利法案”来享受任何特殊照顾，又无法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问题，那么他们在高考这场角逐中注定只能凭自己的实力加上一点运气，以跨进梦寐以求的著名学府。 那么，究竟什么样学生能受到著名学府的青睐呢？朋友的孩子高一时跟着父母从中国来到美国，英文几乎不通。学校照章办事，要他进双语班。美国中学的所谓双语班，在一些州其实是西班牙裔南美人为他们的第一代移民子女争取的一项平等权利。实行"双语教育"的州通过法律规定中小学校教学必须为不通英文的移民子女配备翻译或以他们的母语授课。这一项平等权利代价高昂。比如在加州这样南美移民众多的地方，纳税人不仅要为双语教育买单，更糟糕的是，很多本来就缺乏教育传统的新移民孩子在长期依赖翻译学习的情况下，英文毫无长进。他们即使勉强从中学毕业，哪个大学会要连英文都成问题的新生呢？ 朋友一急，跑到校长那里，死缠硬磨不要孩子进双语班。最后好不容易校长答应让孩子在常规班级"试学"两个月，不行的话再转回双语班。事实上，这个孩子在两个月的"试学"期间，不仅英文基本过关，而且还代表学校参加州里举办的数学比赛，取得第一名。从此学校对他刮目相看。几年过去了，一天在一个聚会上巧遇这位朋友，后者早已成为东部一所名牌大学本科生的骄傲的父亲了！ 由此看来，对于大多数亚裔、特别是华人孩子，成绩不是问题，英文也不应当成为太大的障碍。尽管“平等权利法案”在美国实行多年，使亚裔在入学问题上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但他们在名牌大学的比例依然遥遥领先于其它种族。于是乎，哈佛女孩、耶鲁小子父母们的经验之谈成为当代中国教育学、儿童心理学以致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必读教材，而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们则以大跃进时代全民作诗般的热情投入教育学的研究。哈佛前校长陆登庭（Neil Rudenstine）2002 年在北京参加“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时，被记者追问什么样的学生受到哈佛青睐。陆登庭模棱两可地说：“哈佛录取学生的过程十分复杂，不仅要考虑学生的研究专业方面，还有考虑学生在其它方面的专长。所以，哈佛认为，一个好的学生不仅在学术方面优秀，在其它方面也应该优秀。如果这名学生不仅在学术上有造诣，同时在艺术方面有所长，如会拉小提琴，哈佛在招生时将更愿予以考虑。”陆登庭等于什么也没说！与其听他的，还不如重温毛泽东几十年前就说过的七个字：“德、智、体全面发展”。古今中外关于教育的书念了不少，至今没有见到比这七个字更精炼、更全面的表述。以此来回答上述问题，亦可谓增一字太多，减一字太少。 但最让人难以琢磨的，怕是一个“德”字。在美国大学招生问题上，这个“德”字不仅代表个人的品行修养，而且包含智和体以外的一切其它方面。向往名牌学府的高中生们，在保持全Ａ的学习成绩的同时，必须参加并领导学生活动，从事各种社区服务，为在体育或文艺方面有一技之长。但是，由“德”是唯一不能定量化的标准，因而所有对于“德”的考量，最终都要在考生厚厚的一叠申请材料中反映出来。因此，假如美国的考生在"高考"（SAT或ACT）时要比中国考生日子好过一些的话，那么他们在填写大学申请材料时投入的精力则远远超过后者。其中最让考生殚思极虑的是一篇"夫子自道"式的短文。在一页的篇幅中，考生必须通过一个生活的片段，将一个非同一般的自我呈现在招生人员面前。这个要求对于十六、七岁孩子的难度不难想象：像哈佛和哥伦比亚这样录取率极低的大学，每年招收一千多名新生，仅有一、二十人的招生办却要审阅头两万份起码半寸高的申请材料。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平均每人每天要化十二、三小时阅读申请材料。在这样的条件下，什么样的考生及其短文能够抓住一个在书桌前已经坐了九小时的招生人员呢？我曾经念过由父母越俎代庖的短文，美则美矣，大学招生人员所孜孜以求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却荡然无存。一个透过十六岁的眼睛反映出来的世界及体验，实在连作者自己日后都没法重复。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看到陆登庭关于哈佛录取标准的报道时，只觉得充满嘲讽意味。他以会小提琴为例，说明艺术特长会得到哈佛青睐。殊不知在美国，华人的孩子几乎个个会钢琴和小提琴。一位朋友住在新泽西一个华人集居的小镇里，他们六岁的女儿在镇上的小学念书。学校组织一年一度的汇报表演，让学生向家长和镇上的居民展示他们的才艺。轮到华人子女时，几乎所有孩子展示的才艺都是钢琴，一个晚上的表演几乎成为钢琴演奏会，让那些在摇滚乐里成长起来的美国人民如坐针毡。第二年，为了汇报表演的成功，学校只得规定，除了弹钢琴，学生可以作任何才艺表演！在一个自己不太熟悉的社会和文化环境里为人父、为人母，我们的创造性和想象力仅此而已。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我们实在应该多给孩子一点自由发展的空间，至少不要有意无意地用我们成人平庸的意愿来占据孩子自由驰骋的宝贵时空。 行文到此，忽然听到门响，是妻子带着女儿从外面回来。我假装没有听到，等着那双胖乎乎的小手蒙住我的眼睛，让我猜她是谁。谁知今天这小丫头一踏上楼梯就喊道：“爹地，爹地，你猜今天钢琴老师说我什么了？” “我猜不出来。” “她说我这两天进步很快！” “好，好，乖孩子，有出息！” 我嘴里应付着，脸上不由地露出“苦恼人的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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