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02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盛况逐渐被人们所淡忘时，正在国内中科院和多所 高校兼职的著名华裔学者、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饶毅先生却激情难抑。面对我国与诺 贝尔奖的差距，他在本刊已连续发表两篇评论，探讨我国在科技事业管理方面的误 区。此次他将从科学文化入手，点评我国科技界的思维与行为误区。本刊谨以此奉 献读者并恳请各界批评指正。——编者
科技体制和科技文化有紧密的相互关系。科技文化在中国历史不长，且受传统文化 习俗影响，一些不良习俗还没有彻底改掉。
原始创新精神的欠缺，部分是因中国习惯跟“热门”，而错过自己创新的机会。生 命科学有几个方面，中国原有一点基础，当世界重新在这些方面有突破时，中国并 没发挥应有的作用。果蝇是一例，用蛙做模式研究胚胎诱导是另一个例子。从上世 纪二十到四十年代，两栖类研究推出发育生物学的高潮。这个时期培养的一些中国 留欧学生如庄孝、童第周等把两栖类研究带到中国。这个模式从上世纪四十到八 十年代中期，进展很少而做的人不多，我估计，以蛙做模式的实验室，同期美国稍 微多一点，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因为庄孝、童第周在上海和北京分别领导一个 研究所，中国的研究人数不会比其他国家少太多。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领域研 究再起高潮，中国却没有份，而且迄今中国也并没有因国际科学界起高潮而对此有 更多重视，研究人员没有获得更多支持。这样一来，虽然中国长期维持了一个领 域，却没有在科学发展上得到回报。究其原因，长期维持是因为两位老科学家的地 位，而其后不再支持是因他们去世了。
以核转移技术为核心的动物克隆，中国以前学外国在低等动物（两栖类和鱼）做 过。这是长期冷门的项目，世界上做的人很少。把这个技术从低等动物推到高等动 物，在实际操作上，没有本质区别，靠不断的改进可以做到。但要在思想上认识到 哺乳动物克隆的重要性，要有耐心。1997年Wilmut克隆多利羊以前，中国在人员 和设备上都具备做哺乳动物克隆的条件，之所以没有做，可能还是因为欠缺创新精 神和文化。
去年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许多十分热衷国际同行间的科学交流。中国科学工作者平 时交流不够活跃。有些人甚至还怕别人知道自己做什么想什么。在中国举行的多数 科技会议，对科学交流的热情也低于对热闹场面的追求。国际上，一些大型会议耗 资大而对学术交流作用小，常常是讲完就走，没有太多讨论和交流。这样的会议虽 然有特定的作用，但不太受科学家欢迎。而小型的精英会议，有充分的讨论和交 流，为科学家争相参加。中国和国际科学界相反，拿出许多力量支持大型会议，而 不太支持小型会议。我自己有亲身体会。中国举行国际遗传学大会时请我去过，效 果和我想象的一样有限。而戈登会议是一个美国的小型精英会议，有很好的效果和 很高的声誉。1998年在中国创立一个生命科学方面的戈登会议，得到美国科学家 包括今年得奖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霍维茨等支持。但因为这个会对象全是科学家和 科学工作者，没有新闻界和行政官员参与，虽然有科学界人士认为它是中国土地上 少有的好会，中国有专业领导支持，但到实际操作时中国的支持很少，所以2000 年后改在香港，主要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科学基金和香港科技大学资助。 这样的会议科学效果好、国际支持多、对中国科学工作者有益，可中国并没有争取 和推广这样的模式，而继续重视热闹的大会。这也是一种文化欠缺。轰轰烈烈的大 会在中国也许能激动一些人，但也使有些人认为做好科学的目的就是能和高级领导 一起登台。
去年得诺贝尔奖的三位科学家，不仅有杰出科学贡献，他们还创立了一个和谐和相 互支持的科学社区。中国科学界的相互关系，目前还没达到理想状态。没有形成一 种普遍的、以科学利益为最高原则、以学术标准为根本基础的科学文化。在优良科 学文化欠缺的情况下，中国长期出现人事纠纷，人事可以压倒学术，学术优良受 损，学科发展减缓。中国科技界一些杰出的专家可以受制于一般的科技工作者。平 庸之辈拖垮学术先进的危险，在中国科技界还没有根本解决。
我不认为自己的以上想法在中国科学界都是新奇的，但愿意公开提出，希望它成为 推动改进的许多努力中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