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俺的“理性和信仰，以及大理性主义纲要”一文里，看到寡人博主给俺的一篇回帖，俺觉得很有很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寡兄说道：

【老嘎的“人类是一个有限理性与有限野蛮的混合体“ 的提法甚合吾意，只是我在想，介于理性与野蛮之间的广袤的中间地带，你是否一时疏忽了。比如说人的无意识的或随机的一些行为：我今晚想上网聊聊天，明晚可能去游泳，这些在我看来既谈不上理性，更不是野蛮。这类似于我们作价值判断的三种情形：moral, immoral and amoral。人的这种理性与野蛮的统一体性质不禁使我想起化学中的酸碱度，人的理性与野蛮要是也能这样定量该有多好，那是我只需看一眼老嘎额头上标示的pH值便可决定是否可以与他交朋友了。】

---- 评价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时，我们讲的其实是一个平均值，或总体水平。社会制度同每个个体只间的关系，有点像面团和孝母菌的关系。好的社会制度有利于孝母菌形成良性链式反应。反之，如果一个面团里的孝母菌繁殖速度慢，或不繁殖，说明面团的温度，湿度，营养成分等有问题。俺认为，东西方文化差别所导致的道德观差别，只是量的差别。制度的差别才是本质性的。

按照康德的看法，虽然每个人根据个人的好恶倾向，都会做出很多看来很道德的事情。但是这些道德行为不一定具有社会价值。社会责任才是总衡量个体道德行为价值的有意义的标准。用中共一句流行的话，就是要看个体的某个行为是否给社会输入了正能量。用面团的例子，是看个体孝母菌的行为是否能起到给面团加温的作用。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是一个有限理性与有限野蛮的混合体“ 这个事实，再用康德的标准，很多问题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

社会道德的目标，既不应当是企图把有限理性变成无限理性，也不是企图把有限野蛮变成零野蛮，而是把两者同时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任何一个社会的伦理制约体系，不外乎是由强制性和自觉性两种所组成。当一个社会面团的温度偏低时，一般手段是增加强制性的法规部份的份额。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各类法规条文并不比西方的少，为什么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这也是今天中国人的一个热点讨论话题。很多人把眼光集中在孝母菌的质量。也有人企图在文化上找原因，比如，中庸之道和小圈子文化等。但是我认为问题不是出在这里。中国的问题是面团里面含有毒素，是孝母菌无法形成良性链式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提高面团的温度是没用的。这个毒素就是社会分配存在巨大漏洞。而社会分配不公只是漏洞的结果。这个分配漏洞就是社会总体道德滑坡的第一杀手。

虽然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分配制度，但是确实存在让全体公民都基本认可的分配制度。个体道德同社会道德的冲突可以分成两类，物质型冲突和精神型冲突。同精神型的道德冲突相比，物质型的道德冲突看上去更加尖锐，更加丑恶。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一旦面临物质型的道德冲突，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拍卖道德以换取利益。中国几乎所有的严重的道德问题，几乎都是物质型的。看清了这一点，就知道，讨论君子小人意义就不大了。比如一个伦理学教授每天偷偷在家里看A篇，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中国道德问题的解决，要点是在如何减少物质型冲突上下功夫，着眼点是如何在利益分配中，让社会每个个体觉得无需使用他的“有限野蛮”那只最后杀手锏，而不是可以去消灭这个“有限野蛮。因此问题的关键自然也不应当是着眼于树立和宣传雷锋，最美XXX等。诚然，一个社会对某个个体的优秀道德行为给予一些物质鼓励和宣传无可非厚。但是过分宣传并非无害。至少说，这样可能会鼓励某些投机分子为演戏而演戏，并且从中获利。